原标题：石碑见证“崇宁兴学”走向高潮
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内的大观圣作碑拓片
“悠悠大观圣作碑”系列之三
□记者 朱金中 文图
书法家写字，通常都是题几行字，或者弄几首诗，几十个字甚至上百个字就算很不少了，但大观圣作碑洋洋洒洒一千多字，宋徽宗在百忙之中写了这么多，还让宠爱的宰相题写碑额，让别人摹写，并下令刻成石碑，全国的学校门口都立一块——这就类似于校规校纪，最高统治者有心思折腾这玩意，实在难得。
大观圣作碑难道仅仅是一通展示宋徽宗“瘦金体”的广告牌吗？显然不是。大观圣作碑难道仅仅是皇帝陛下重视教育的证明吗？显然也不全是。《宋史》研究专家、央视纪录片《河之南》撰稿人杨超比较肯定地说：“大观圣作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北宋教育改革的见证之碑，同时也是北宋政治斗争的见证之碑。”
要品味出大观圣作碑的历史韵味，恐怕还得从北宋三次兴学改革运动说起，梳理出这三次兴学的改革脉络，大观圣作碑在历史长河中的坐标才会明晰起来。
北宋王朝是赵匡胤以“陈桥驿兵变”开始的，这位大老粗在“杯酒释兵权”后，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宋史》）
这之后，历代皇帝大兴文教，广行科举取士，从京师的太学、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学、州学、县学，再到民间的书院、私塾、村学，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但自隋唐以来，学校和科考既相辅相成，又矛盾丛生。本来学校教育培养人才，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二者分途而行。但作为国家统治者，有时候经常偏重科举而轻视学校，学校育材的功能难以发挥。北宋时期，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不少有志之士纷纷提出兴学育材的主张，形成了北宋时期三次声势浩大的兴学改革运动。
宋初的第一次兴学改革运动是“庆历兴学”。
“庆历兴学”是在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由宰相范仲淹发起的。范仲淹的改革获得了仁宗皇帝的赞赏和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支持。此次兴学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州县立学，并改进太学和国子学，规定参加科举者必先接受相当时间的学校教育；二是改革科举制度，规定科举考试的程序是先策、次论、次诗赋，罢帖经、墨义。
范仲淹搞的这次“庆历兴学”应当说相当有声有色，特别是一批名师硕儒受聘至太学任教，对提高太学的质量和声誉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石介、孙复、胡瑗都先后任教太学。胡瑗更是在教学中实行分斋教学和在治事斋中设主、副科的教学制度，这有点类似于后来的文、理分科和必修、选修科目制度。
但遗憾的是，随着范仲淹宰相之职被废黜，“庆历兴学”旋即失败，几乎所有的改革举措亦被中止。
“三舍法”遭到全面否定
宋初第二次兴学改革运动是“熙宁、元丰兴学”。
熙宁、元丰都是宋神宗的年号，这次兴学自然由宰相王安石发动和领导，可谓王安石变法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熙宁、元丰兴学”是王安石变法在教育领域的整体规划。
“熙宁、元丰兴学”内容很多，比如整顿地方官学，改革科举制度，罢明经诸科，专以进士取人，设立经义局，编审经学教材，统一学校和科举内容，整顿和发展专科学校，创办武学，恢复医学和律学等，但最为瞩目的当数“三舍法”。
“三舍法”是王安石在教育领域变法的核心科目，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也就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
公元1079年，王安石又制定了《学令》，其外舍生，每月考核“行”、“艺”。所谓“行”主要指遵法守纪的品行，“艺”主要指每月由学官出题考试（即私试）的成绩。各个学生的考试成绩记为学分，连同品行表现按月登记。到季度末进行检查，学分积累较多又没有严重违反纪律的学生可以获得“季选”（季度评定）。到年终，综合学生的季选，选出积累学分最多的100人，予以“校定”（年度评定）。
此外，朝廷每年派官员到太学出题考试外舍生一次，称为“公试”。公试成绩列第一、第二等并获得校定者，可升入内舍。内舍生每月考核行艺，每季度进行“季选”，每年给予30名积分最多的内舍生“校定”，分为“优”、“平”两等。朝廷每两年派官员到太学为内舍生举行一次“公试”，合格者亦分为“优”、“平”两等。
如果公试优等、校定亦获优等者，可升为“上舍上等”，立即释褐授官，称之为“两优释褐”——就是直接当上朝廷命官；如果公试成绩与校定一优一平者，即可升为“上舍中等”，继续学习，待科举考试时，免解试及省试，直赴殿试；如果公试成绩和校定均为平等或一优一否者，即可升为“上舍下等”，继续学习，待科举考试时，免解试，直赴省试。
之所以要推行“三舍法”，是王安石深感变法人才缺乏，当时作为培养人才的学校不尽如人意，即使太学也成了“游寓之所”。王安石将太学分为三舍，并制定了一套严密的考试制度、奖惩制度和选拔制度，“月有私试，岁有公试，经考试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但“三舍法”事实上将太学变成了科举的一个层次，将学校彻底变成了选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当说，王安石兴学育才的基本思想是切中时弊的，他对太学的改革、整顿和发展是有贡献的，尤其是他把竞争机制引入太学的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之中，调动了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提高了太学的教学质量，扩大了太学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并使它在与国子学的竞争中，连连得胜，最后兼并了国子学。
但“熙宁、元丰兴学”的结局是人所共知的，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新法基本上全部被废除，第二次兴学改革运动也宣告失败。
“三舍法”在全国推广
公元1101年初，幕后垂帘的太后去世，宋徽宗开始真正掌权。这年年底，宋徽宗起用被贬到杭州的蔡京为定州知府，随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蔡京连蹦带跳地一跃而为宰相。
宋徽宗之所以破格提拔蔡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他异常讨厌宰相韩忠彦不无关系。韩忠彦在宋徽宗眼中是保守派，这位新皇帝的内心是极其希望能继承父皇神宗皇帝的遗志，发扬光大他的革新变法事业。
据宋代随笔《桯史》记载，宋徽宗身边一名叫邓洵武的人画了一幅《爱莫助之图》，让皇帝观看。看之前，邓洵武对宋徽宗说：“陛下是神宗先帝的儿子，现在的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先帝创立新法以利天下苍生，韩琦曾经百般反对；如今韩忠彦做了宰相，废止了先帝的新法，这就表明，韩忠彦能够继承父志，而陛下却做不到。”这一番话说得宋徽宗激愤不已。这张图仿效《史记》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为变法派，右边为保守派。保守派有密密麻麻一百多人，公卿文武，“盖举朝无遗焉”；而变法派寥寥无几，最上面写着一个名字：蔡京。邓洵武告诉宋徽宗：假如皇帝要继承父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蔡京被任命为宰相后，宋徽宗在延和殿召见他，问：“神宗皇帝变法改制，可是经过两次翻覆，至今国是未定。要继承父皇遗志，先生有何指教？”蔡京连连叩首说：“将死而后已，报知遇之恩。”
《宋史》记载：“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
蔡京果然有所作为。
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搞了一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元祐党人碑“。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宋徽宗就下诏，禁止元祐年间所行法政的诏书。宋哲宗元祐元年，宰相司马光下令废除王安石新法，因此，保守派也被称为元祐党人。
根据蔡京的建议，在德殿门外立了“元祐党人碑”，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的名字被刻在上面，昭示全国。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
“‘元祐党人碑’是宋徽宗和蔡京的杰作。”杨超说，立一通“元祐党人碑”和立上千通大观圣作碑，其中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如果说元祐党人碑是宋徽宗在政治改革上的宣言，那大观圣作碑就是这项改革落实到教育领域的标牌，因为在大观圣作碑中，全力推行“三舍法”的言语非常明确——全力推行“三舍法”，表明北宋第三次兴学即“崇宁兴学”的全面铺开。
宋徽宗执政后定年号为“崇宁”，取崇尚熙宁之意——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代表着变法那个时代。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再度兴学，全力推行“三舍法”。
已被废止的“三舍法”作为变法的主要内容，被再次实行。根据大观圣作碑碑文记载，“三舍法”的适用对象已不仅仅是太学，而是各州县学校都必须强制实施。到了崇宁三年，停罢科举法，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这意味着“三舍”升试成为士人进入太学三舍、入仕做官的唯一途径。
大观圣作碑，可谓“三舍法”全面实施的见证，也是“崇宁新学”走向高潮的见证，蔡京所推行的第三次兴学，声势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前两次，实际效果也远胜于前，前两次兴学没能实现的目标此时得以落实。不仅地方学校空前发展，诸路州、县皆设学而且太学得到了改善和扩充。据史料记载：“太学养士，最盛于崇（宁）、（大）观间。”
大观圣作碑，见证了大观年间的这一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