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割“资本主义尾巴”
□何勤华
贫困的乡村
在农村干农活非常的艰苦，经济收入却很低。当时的农村还是非常的贫困，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到“文革”的后几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更加糟糕了。
这么艰苦地干农活，我一天也就能挣七八个工分。每个工分只值4分钱左右，一天干活累得要死，折合成现金也就挣3角钱左右，而且每天干完活是拿不到现金的，由生产队给你记账，到了年底再分配现金，另外一年之中也不是每天都有农活可干的。
如此辛辛苦苦干上一年，也只能挣到几十块钱，扣掉从生产队预支的粮食，以及其他向生产队借用的物品，到年底一个家庭几个劳动力最多也只能拿到几十块到百来块钱。这还是上海市郊区的水平，如果是中西部地区，情况肯定要更差。
我们贫困的状况，还可以用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当时我所在的大丰大队，有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平时利用业余时间排练一些歌舞和小品，到各个生产队去巡回演出。小分队里有一位姑娘，说唱、跳舞和小品，样样擅长，形象也很俏丽，是个主力队员。但家里特别穷，穷到抹头发的油也买不起。在每次演出前，为了增加舞台效果，只能在刘海上抹一点点家里烧菜用的菜籽油，让头发有点光泽。
记忆深刻的琐事
为了改善生活贫困的窘况，我们村里的人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着法子弄点钱。其中，印象深刻的是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每年春天的采摘贩卖芦苇叶。我的家离东海海边不太远，大约有二十里路。海边长着成片成片的芦苇，上海人喜欢在端午节用这芦苇的叶子包粽子，这为我们赚点钱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时候，我们就在端午前后的几天内，半夜11点起来，拿着麻袋或布袋，花三个小时走到海边采摘芦苇叶，一小时大概可以采摘二十多斤。然后我们背着摘来的芦苇叶，走大约四个小时，到上海的花木、金桥、庆宁寺等市镇的马路边上，摆一个地摊，向过往行人、早上出来买菜的居民兜售。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卖到一角钱一斤，最差也有四五分钱一斤，一次下来能挣到一两块钱。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将在自留地上种的蔬菜偷偷地拉到城里去卖，赚点现金。为什么要“偷偷地”呢?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突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色，强调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将自留地上种的蔬菜等拿到城里去卖，换取现金，这分明是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被禁止的行为。当时上海城里人吃的蔬菜，只能由近郊的几个公社，如浦东的严桥、杨思、花木、北蔡等地供应，其他郊县的公社严格按照经济计划，只能种粮食。
当时，我们生产大队还经常组织民兵，在凌晨守候在一些通往城里的要道口，拦截拉了蔬菜到城里去卖的农民。一旦被截获，蔬菜就会被没收，人也要在社员大会上作检讨。这叫“割资本主义尾巴”。所以，拉着蔬菜走在路上，人人都是提心吊胆，快到要道口时，都要远远地停下来，先去四处观望、“侦察”一下，确认没有守候的民兵时，才敢继续行进。
有一次，我和母亲推着自行车，自行车的后架两边驮着两大麻袋蔬菜进城，怕大马路上有守候的民兵，只好走了一条小马路，路况非常不好。
我那时大概就16岁出头，人很矮小，力气不够，骑车技术也不熟练，结果我骑上车、母亲跳上来坐到后车架上时，我压不住自行车龙头，车一个摇晃，一头就撞向路边的大树，俩人结结实实地摔在路旁，麻袋里的青菜、萝卜、土豆、南瓜等撒满一地。我当场就哭了。母亲艰难地爬起来，一边捡着地上的青菜、萝卜、土豆，一边还安慰我:不要哭，坚强一点，不用心急，我们先推着走，到大马路上再骑吧。这种进城卖菜，一般情况下也不过能换几元钱，但在那个时代，对我们的生活而言，已是一笔不菲的贴补了。
以上这些琐碎小事以及其间刻骨铭心的经历，只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农民，我的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对我人生的锻炼和以后成长道路的影响，则是非常大的。它们让我知道了生活的艰辛，也增强了要依靠自己改变命运的信念。
(《火红的年代》连载之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