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程绩 报道
谈从政
我不愿意做高官，家里没有一个奖状和奖杯，把病看好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失掉位子，得到事业的发展，最终对自己也有益
记：您的一生做过医生、做过老师、做过领导，这三个角色，您分别给自己打多少分？
王：医疗、教学、科研这三者是分不开的。我适合做好的医生和好的老师，不适合做领导，不适合行政工作。我主张愿意做行政的做行政，愿意教书的就教书。
我不愿意做高官，我不愿意做大明星，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子上，把病看好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看到学生超过自己，这是当老师最大的安慰。 1996年，我看到陈竺成熟了，当时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知识老化了，很多东西没有直接的感觉和经验，如果我继续在这个位子做下去，对整个血液所的前途是不利的，所以我就决定，让位给年轻人。有人说我有牺牲精神，我不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失掉的是位子，得到的是事业的发展，最终对自己也是有益的。大家都会记得这个所的开创人是王振义，我自己就好像坐在一条船上，水涨船高。
记：您获得那么多的奖杯，是不是在家里专门有一个陈列柜？
王：家里没有一个奖状和奖杯，都放在办公室里。因为医院需要向别人介绍这个人获得过哪些奖，这也是对年轻人的鼓励，我很理解。
谈医患关系
紧张的医患关系让医生不敢冒风险，宁可无功，但求无过。医生和患者应该共同为战胜疾病而努力，社会应珍惜医生
记：您如何看待目前越来越紧张的医患矛盾？
王：紧张的医患关系让医生不敢冒风险，害怕负责任，宁可无功，但求无过。
现在应当对医生公平些、宽容些，不要随便扣医疗事故的帽子。有一些医疗纠纷医生并无责任，但要安抚性赔偿，这是不应该的，会影响医生的声誉和大胆治病的勇气。医生和患者应该共同为战胜疾病而努力；医生应当更好地钻研业务，真心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方案；家属要配合，病人也不能提过高的要求，轻信他人的说法。社会应珍惜医生，舆论不能对医生太苛刻。
记：您理想中我国未来的医疗制度是什么样的？
王：在发达的国家，比如说欧洲，他们的医疗费用大部分是国家负担，很多药都能报销，但是国家也有承受不了的时候，就会要求老百姓付一点钱，但往往会遭到反对。美国和法国不一样，它的制度是医疗保险的费用支付得越多，报销也越多，但还是有问题。我专门去问过美国的同行有关医疗纠纷的问题，美国每年用在医疗纠纷打官司上面的钱，要300亿到600亿美金。这就说明，人的自私和人性的缺点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一样，这和道德底线的水准有关系。
谈金钱
每个人都想有房子、有汽车，这是很好的，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但社会财富的发展靠每个人的努力，操之过急是不行的
记：如果有一个年轻医生来向您抱怨，我可能要工作一百多年才能买得起房，您会怎么对他说？
王：我会告诉他，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每个人都想有房子、有汽车，这是很好的，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一方面同情他，社会分配应该考虑到年轻人需要结婚成家，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但另外一方面，我会告诉他，社会财富的发展靠每个人的努力，操之过急是不行的。国家应该想办法，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给他，价格低一点。分配制度应该更加公平，而不是用脑用得多、越是费力的，待遇反而不高。
记：去年，您把国家科技奖500万元奖金中的450万元给了医院，50万元按照贡献的大小在团队中分配，钱对您来说重要吗？
王：想要赚钱是好的，但不公道、不正确的赚钱却是错的。当你生命终了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你有多少钱，只会问你“为人类做了些什么事情，做出了什么贡献。”解放初期，我还是一个小医生，有一个病人住院治疗花了160元钱，他付不起，我代他付了。当时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只有三十几元钱收入，医院为此从我每个月的工资中扣10元钱，一直扣了16个月。我失掉了钱，但帮助了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我觉得很安心。
谈人生
我能留给世界的是实际的东西。最遗憾没有机会找到第二个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有效方法。我常常给病人讲笑话，如果让我活到200岁，也许我就能找到
记：熟悉您的人都被您和妻子的爱情感动，能说说您的爱情故事吗？
王：我的夫人是一名儿科医生，2010年12月，她在陪伴我走过60年之后离开这个世界，我非常想念她。
我夫人晚年患了难治性疾病，去世前三年，病已经很重了。有一天她告诉我，“振义啊，现在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回答她说，“是的”。因为我们一直坚持到这么大的年纪，孩子也长大了，都能自食其力，这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我觉得爱情最重要的秘诀是宽容，多为对方想一想。
记：在88岁这样一个年纪，您怕死吗？
王：我不怕死，我倒希望早一些离开世界，因为我看到很多老人，最后不是瘫痪就是生癌症，给家庭和社会增加很多负担。佛教里说四大皆空，我的理解就是，什么时候该走就走吧，88岁和98岁差不多。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安然地、没有苦恼地离开这个世界，就是最大的幸福。不留恋什么，多大的财富、多高的名誉和地位，包括众多的奖状都不能带走。
记：如果以后有一块石碑是后人纪念您的，您希望上面写什么？
王：我不要立碑，也不想写什么。我的关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一块碑，因为每次用到这个方法挽救病人生命，就会想到这是一个中国人发明的。我有一个同事陪儿子去美国念书，回来告诉我，美国的教科书上写着，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方法治疗这种白血病，我觉得这就是一块碑。我能留给世界的是实际的东西，我不希望是空的东西，碑竖得再高、炮仗放得再响，这都没有意思。
记：站在人生边缘，您回首一下，有什么遗憾？
王：最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找到第二个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有效方法。我常常给病人讲笑话，如果让我活到200岁，也许我就能找到。我们有一个药研究了10年，针对另外一种急性白血病，原理我们都很清楚，实验也做得很漂亮，论文都发表在高档杂志上，但最后在临床上使用不理想，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情。
记者手记
亲历“开卷考试”
今年6月的一个周四上午，瑞金医院2号楼血液科一间20平方米的小会议室挤满了人。他们中有血液科的主任、主治医生和年轻大夫，但今天他们的角色都是“考官”，由他们提问题，王振义当学生来回答。这是王振义每周例行的“开卷考试”。
这次的课题照例取材于瑞金医院血液科病房的一个病例。病人是一个40岁来自无锡的男子，患了淋巴瘤累及骨髓，并发白血病。这个病人的特殊，在于病症看起来很轻，体重和免疫力状况保持良好；但治疗效果很差，关键数据始终降不下来。
上午9点30分，王振义准时走进会议室。这次介绍病人情况PPT的是交大医学院07届法语班的一个女学生。第一次参加“开卷考试”，她有些小紧张，因为早就听说王振义会问你一些难以招架的问题。在说到MDR（multidrugresistance多药耐药基因）时，王振义突然扬手让她暂停，“MDR的法语全名怎么说？”看到小姑娘涨红了脸半天嘀咕不出来，王振义对她说，“你是法语班的学生，毕业以后有机会去法国，这个单词虽然考试不一定会考到，但外语的提高就是通过日常工作中不断地积累。 ”
病人情况介绍完毕之后，王振义来到了病房。病人看上去身强力壮，主治医生介绍说，他紧张得两天没睡觉，王振义微笑着安慰他：“不要紧张，越紧张它越来找你，不紧张它就害怕你。 ”
检查完病人，从病房再回到会议室，投影仪上出现了王振义准备了一个星期的PPT，30多页，全英文，都是国外最权威网站与这个病例相关的最新数据和资料。王振义结合病人的情况说道：“我们是不是能够暂时停止重的化疗，用轻的化疗，有的肿瘤吃软不吃硬。 ”
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王振义为疑难的病例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治疗方法，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我是一匹‘老马’，已不能拉出来与年轻人在同一赛场上赛跑了，但我这匹‘老马’识途。从事医学教学研究工作60多年，我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要把这些都留给年轻人，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不亲身经历一次“开卷考试”，或许我无法理解王振义这句话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