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至今历经5次修订试用本差点被销毁 字词增删皆引争议———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称《现汉》）日前推出第六版，受到公众大量关注，获得诸多肯定声音的同时，一些流行新词的收与不收也引发了不少争论。
“神马”、“有木有”、“剩男剩女”等热词为何不收？词典是否要承担起道德评判的作用？种种疑问让公众再一次对这部词典发生了兴趣。
在众多字典词典中，《现汉》地位特殊。195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组织编写一部旨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中型语文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应运而生，被很多人称为“老师的老师，词典的词典”。
正因为如此，《现汉》的每一次修订都引来公众关注，一些被收入的时髦新词往往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同时，也常伴随争论。
现年72岁的语言学家韩敬体老先生参与了《现汉》的历次修订工作，其中包括第一版之前的“试用本”编纂，谈起这部词典的“身世”如数家珍。如何修订、如何收词、如何释义，《现汉》从诞生到每一次修订，看似一部中型字典的编制修订，其背后是时代变换的身影，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其间的故事值得回味。
■100多万张卡片孕育“试印本”
1956年，国务院提出《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要求。当年7月，在国家统一指导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辞书室、文字改革委下属的中国大辞典编辑处共同组成了《现汉》编辑室。
在吕叔湘先生的领导下，词典的编纂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编辑室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任何同类词典可以参考，一切从零开始。研究了国内外词典编写资料，制定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编写宗旨和编写细则，并组织人力依照细则试编。
正式编写之前，编辑室从1958年到1959年间进行了资料收集工作，从能够取得的国内外现代汉语书籍、报刊、杂志等资料中勾建词汇，每个词都单独记录在卡片上，最终收集到70多万张卡片，加上新华辞书室编写《新华字典》时的30多万张卡片，《现汉》的编写便建立在100多万张卡片的基础上。
由于《现汉》任务紧急，1960年的试印本采取了定稿一部分、印刷一部分的方式，分8次排版，印制了1000本，分送各大中学校、研究所修改审定，科学院和教育部特别发文要求各院校、部门配合审定。从1961年开始，各地的审定意见陆续反馈回来，编辑室经过两年多的修订，1964年试用本定稿。
相比试印本，试用本变化较大，原因便是收词的标准问题，不过不是现在那种某个词是否适合收录的问题，而是现代汉语和非现代汉语的问题。
在试印本中，非现代汉语的字，正文不收，统一放在检字表中，读者反映使用不便，于是在试用本中，非现代汉语的字进入正文，并加上“难”字符号。
1965年，《现汉》试用本出版，但接下去的10年却成为《现汉》的噩梦。1966年，《现汉》继续进行修改，准备改排一部分，挖改一部分，内部发行，书稿送到了商务印书馆，可是，在出版社审稿过程中，“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工作被迫停止。词典编辑室也一样，投入到“文革”当中，业务全停。1970年，词典编辑室人员随语言研究所下放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1972年才回到北京。
■一度成为批判典型被要求销毁
在《现汉》正式推出之前，命运可谓坎坷，甚至一度面临夭折。
1973年，《现汉》试用本以16开本的形式于5月份印刷了3万本，9月缩印32开本，加印12万册，内部发行。
可谁知，试用本的推出却在一年之后招来大祸。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陕西韩城县燎原煤矿的7名工人贴出一张名为《客观主义对谁有利》的大字报，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姚文元批示：值得注意，问题很突出。
随后，《教育革命》杂志发表了燎原煤矿工人的文章，北大中文系和商务印书馆也分别组织发表了署名“虞斌”、“商群”的批判文章。
这轮针对《现汉》的批判十分猛烈，词典被称为“封、资、修的大杂烩”，“它的出版同我国当前深入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十分不协调，甚至可以说，在同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唱反调。《现代汉语词典》突出地颂扬了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
如今的读者也许很难理解，一部词典如何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可是，事实证明，即使是词典这类工具书，如果被置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下，也难免会出现离奇的事情。
以“虞斌”的《评<现代汉语词典>重印本》一文为例，在该文章中，《现汉》可谓“劣迹斑斑”：
“《现汉》首先吹捧孔老二是‘圣人’，即‘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一提起‘经典’， 第一个抬出来的就是‘儒家经典’，称它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然后讲到宗教经典，就是不讲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是经典。”
“《现汉》在解释‘束脩’的时候，不去揭露孔老二为挽救奴隶制灭亡而招生办学的实质，剥开‘有教无类’的画皮，而把‘束脩’轻描淡写地说成‘送给教师的报酬’，并且特地加了一个括号，说‘一束干肉是很薄的礼品’。孔老二俨然是一个体恤民情的平民教育家了。在不劳而获地占有成千成万奴隶劳动成果的奴隶主和利欲熏心的孔老二眼里，一束干肉的礼品确实太薄了，可是每天连肚子都难得吃饱，被迫从事长时间繁重劳动的奴隶，哪里交得起一束干肉的学费去听孔老二说教呢！”
最后，该文对《现汉》盖棺定论道：“一部词典的编辑思想，既反映在词义的解释上，也反映在收什么词、不收什么词，特别是收不收标志社会变革的新的政治词汇上……联系到全书中没有见到一个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例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收词上的这种表现是一种反动的政治倾向。”
在猛烈的批判下，《现汉》被要求销毁，在商务印书馆陈原（注：资料显示，陈原于1979年被正式任命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的周旋下，词典才躲过灰飞烟灭的劫难。
■工人和军代表进了修订组
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特邀自1961年开始接替吕叔湘先生主持《现汉》工作的丁声树先生参加。
这次会议除了探讨编写160部中外语文词典的规划之外，批判《现汉》也是内容之一，会议特别邀请燎原煤矿代表作重点发言，一位年轻女孩强烈批判了《现汉》，以专家代表身份出席的丁声树先生则实际上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最终，会议作出决定，由语言研究所成立“三结合修订组”修订《现汉》。
8月，语言所组织修订组，开始《现汉》修订工作。10月底，陕西韩城燎原煤矿9名工人来到语言所，12月，北京无线电联合厂的10名工人加入，1976年2月，修订组又增加了北京军区政治部3名人员。
50多人的“三结合修订组”基本无法工作，1976年初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煤矿工人代表提出：“修订组谁说了算，工人还是知识分子？”
在具体修订工作中，工人代表也提出了很多让研究员们哭笑不得的意见，比如，建议“山盟海誓”的例句为：“我们跟毛主席山盟海誓”。
燎原煤矿一位叫陈耿全的工人师傅认为“助教”的释义不对，不该仅指高等学校，小学里也有“助教”，而且他自己就曾经当过。后来经过进一步沟通发现，当地一所小学有位女老师生孩子，陈师傅去帮忙代过课。
无线电厂的工人师傅则要求增加这样的例句：学毛选、抓实践、早起点、晚睡点、茶余饭后多学点，因为“这是我们经常说的”。
“三结合”让《现汉》的修订受到极大干扰，1976年“四人帮”垮台，1977年春，三结合修订组的工人、解放军人员撤离语言所，词典编辑室不得不花了近一年时间重新修改整理书稿，努力消除极左带来的影响，删除了很多“文革”色彩的字词，如“文攻武卫”、“红卫兵”、“造反派”等等。
1977年底，《现汉》修订完稿交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现汉》终于正式出版。
■“修正主义”出词典
1978年正式出版的《现汉》发行不久，编辑室便发现，词典仍有一些“文革”遗留问题，有必要尽快进行修订。
巧合的是，商务印书馆也因为印版损坏，要求词典编辑室重新提供文稿，借此机会，编辑室从1980年开始，进行了一次幅度较小的修订，主要是进一步清除极左的影响，减少与“文革”有关的词汇，如“五七干校”、“修正主义”等，并对一些词语修改了释义，1983年，《现汉》推出第二版，也被称为“重排本”。
这次修订并不是高层的要求，而是词典编辑室出于责任感的主动行为，韩敬体先生解释道：“在1977、1978年，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关于‘文革’的很多问题，中央还没有明确说法，因此1978年正式发行的《现汉》在这方面也是不完善的。”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22日结束），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会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党的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
不过，当时对于“文革”还没有统一的定性，“反帝反修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上层权力斗争说”、“反革命宫廷政变说”等等说法先后出现，直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对“文化大革命”有了一个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权威性说法，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历史的转折促使《现汉》完成了第一次修订，同之后的4次修订相比，这次修订虽然幅度不大，但意义却十分重大，去除“文革”的影响，去掉各种“主义”、阶级分析和个人崇拜，词典脱离了政治工具的色彩，回到正常轨道。
词典的这种转变也是各方的意愿体现，词典编辑室自发开始修订，商务印书馆很“巧合”发现印版损坏，首次修订得以迅速应和了时代的巨变。
■开印前两天还在收录新词
告别错乱的年代，从第二次修订到最近的第六版，社会在飞速发展，《现汉》也开始同时代赛跑。
从1993年开始，《现汉》进入第二次修订工作，此后19年间历经4次修订。
从1978年到1996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18年，发展很快，新词大量涌现，前一版《现汉》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第二次修订动作很大，历时两年，增加了9000个新词。这些新词反映了社会回到正常轨道之后旺盛的活力，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比如，歌星、特区、快餐、离休、信用卡、卡拉OK等等。
为了保持《现汉》的中型词典规模，第二次修订也删去了4000旧词和四角号码检字表。被删除最多的是过于专门或过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专科条目。
很快，《现汉》的第三次修订在2000年开始启动，并且等不及推出全新版本，便在2002年发行了增补式的第四版，1200个新词以粉色加页的形式增补在词典正文最后部分，其中“艾滋病”、“安全套”、“白色污染”等新出现的词汇被收入。
2005年，《现汉》又推出了修订幅度很大的第五版，增加7200词，删去了2700词。这次修订收录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还在第五版开印前两天火速收录了当时一夜走红的“体认”和“愿景”。不过，第五版对于网络新词的拒绝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在追赶新词的同时，《现汉》也面临着公众的“挑剔”，其中包括“误伤”。
2004年，安徽省金寨县二中初一学生杨青跃惊讶地看到，《现汉》这本权威工具书对许多野生动物的解释几乎“令人不能接受”，如关于“虎”的词条中写道：毛皮可以制成毯子和椅垫，肉可以吃，骨、血和内脏都可以入药……关于“熊”的词条中也写道：熊的脚掌，脂肪多，味美，是极珍贵的食品……杨青跃发现，绝大部分有关野生动物的词条，几乎都成了山珍海味，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基金会和《现代汉语词典》编辑室，说：“《现代汉语词典》是我们青少年学习的工具书，希望能够尽快修改有关野生动物的词条，不能让这些错误的词条注释继续误导我们。”
凭借这封视角独特的信，杨青跃荣获宋庆龄基金会“争做文明小卫士活动”优秀奖。不过，经过词典编辑室核实，杨青跃使用的是《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出版的版本，有关“虎、熊掌”的释义已经在1996年出版的修订本中被删除。
■盗版猖獗制约词典数字化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出版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任、修订主持人江蓝生表示：“世界上没有一部没有遗憾的词典，都有或多或少的遗憾。但我们不能因此原谅自己，只能谨慎小心，尽量减少遗憾。”
相比正式出版前的坎坷命运，如今的《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环境已经有了彻底的变化，但公众对《现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最新的《现汉》第六版的一个抢眼之处便是对不少流行新词的收录，但仍难免遭遇不同意见，“神马”、“有木有”、“剩男剩女”这类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是否应该收录，有关《现汉》收词标准的讨论仍在持续。有意思的是，从网络上的各种反馈来看，一些人认为，道德标准不该成为选词的门槛，词典应该尽可能客观，而也有不少人主张，《现汉》收词过于宽泛，标准还应更严。
韩敬体先生介绍道，《现汉》收词依据两个原则，一是通用性，二是生命力，除此之外，也要考虑词语的合理性。《现汉》不是大型的、有词必录的描写性词典，必然要有选择地收词，一个词是否收录，也要经过修订组普通工作人员、组长、主编等一级级商议确定，一些涉及到民族、宗教等政策性很强的词条，还要送交相关部门审定。不过，有些词暂时不收录，不代表永远不收，比如“大哥大”，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一开始认为它有旧时帮派头目的意思，因此没有收，现在这个词又有了新的含义，并且重新活跃起来，第六版就将它收了进来。
历史形成了《现汉》特殊的定位，使其具有了推动汉语规范化的角色和权威性，但《现汉》也时刻面对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曾经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想，现在则更多来自于网络时代新词涌现的速度、公众不断多元化的观念以及各种免费且快捷的网络搜索引擎服务。
《现汉》的数字化也许是应对之策，今年3月13日，拥有244年历史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宣布停止出版纸质版，今后将只提供电子版，而《现汉》如果实现数字化，词条的增删、释义的更新将不再受传统修订的时间限制，同外界的互动也会更便捷，有助于词典的完善。
不过，《现汉》走出这一步并不容易，韩敬体先生说：“词典数字化是趋势，但目前盗版仍很猖獗，这是制约《现汉》数字化的最大因素。”
然而，时代的发展无法回避。19年来4次修订的《现汉》，似乎又一次来到了变革的路口。
《现代汉语词典》年表
1956年 国务院提出编纂要求
1960年 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
1965年 “试用本”出版
1973年 “试用本”内部发行
1978年12月 词典首次正式出版
1983年 推出“重排本”
1996年 完成第二次修订
2002年 发行“增补式”的第四版
2005年 推出第五版
2012年7月15日 第六版正式发行
■试印本仅限内部发行
■最新修订的第六版引发关注与争议
■供图/CFP
■第一版于1978年正式发行
■资料图片
■韩敬体先生提起《现汉》如数家珍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