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强先生的这张照片，挂在杜祖亮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恩师的人品和学问，令他无比崇敬。
□首席记者 姚伟 通讯员 饶海虹 文图
引子
河南大学新校区北门两侧，各有一座实验楼。这实验楼就好比“理科男”，看上去朴素甚至木讷，内涵却很丰富——楼里面有河大最值钱的家当。
东边那楼是研究纳米材料的，唤作“特种功能材料实验室”，是中国最早从事纳米研究的基地之一。西边楼则是研究旱地农业基础理论和技术开发的，唤作“植物逆境生物学实验室”。
这是河大，乃至河南的顶级实验室，用行话说，叫做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西边楼上还有河大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建设的“棉花生物学实验室”，那更是国家级实验室，据说在河南高校“独一份”。
这两个实验室，是河大用20多年时间倾力打造的，凝聚着河大人的无数心血，更负载着河大理科复兴的希望。
河大的理工科，曾经被连根拔掉。
河大的前身，是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受社会思潮影响，这所学校以培养理工科留学人才为主，赵九章、杨廷宝、张伯声等一流学子，出国所学，都是理工农等科。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预校”改为大学时，文理兼重，比翼双飞，理科实验室设备齐全，比肩国内名校。即便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河大的理、医、农科也办得有声有色。1944年谭头血案中，农学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理学博士郝象吾从日寇枪口下逃生时，为了保存遗传学实验的重要材料——果蝇，将装果蝇的小盒揣在身上，用自己的体温维系其生命。
也是在那段艰难岁月，王鸣岐、李俊甫等人四次进行伏牛山综合考察，采集动、植、矿物标本，掌握各种资源及分布情况，他们培育的“河南大学H-4”小麦优良品种，以及“大使棉”和“岱子棉”，产量高、抗病虫害能力强，深受农民欢迎。
王鸣岐1932年毕业于河大，1937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他拒绝导师的挽留，抱着“已立立人，已达达人”的信念，返回战火中的祖国，回到母校任教，为河大学术赓续贡献良多。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中，河大理工医农风流云散，被连根拔除。后来开封师专并入，带来一些理科专业，但毕竟底子较为薄弱。
“当时物理、化学、生物等都是单纯的教学单位，科研基本是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科研。”河大教授杜祖亮、张骁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入读河大，对那时的情形十分清楚。
1985年，“河南大学”校名得到恢复，理科的复兴也在这一年启动。27年来，该校理科日渐兴盛，在省内外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这一切，要从一个著名学者的到来讲起。
河大有幸得贤才
朱自强的墓，在开封烈士陵园，与党鸿辛的墓比邻。两位著名学者生前并不相识，死后却长久相伴。两位学者都不是开封人，甚至家属也远在外地，但遗愿都是留葬开封，要看着自己开启的事业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朱自强已去世17年，党鸿辛也已去世7年。这些年，两位先生的弟子举行了很多次纪念活动。自2001年先后出任校长、书记后，河大灵魂人物关爱和都会推开所有事务前来参加，不只为两位先生的成就，也为他们对河大的深情，为他们令人敬佩的品格。
朱自强是中国实验物理学奠基人胡刚复的关门弟子，在理论原子核、电法测井、计算数学、光化学和有序分子膜等科学领域都取得了创造性成果，是国内最早的纳米材料研究者之一。
他原在吉林大学工作，1985年，为了寻找能实现自己学术抱负的实验条件，他试图换个单位。当时大连某高校、广东某高校都极力招揽他，他也曾南下广东，却发现那个学校能为他提供的实验设备，难以达到他的期望，只好怏怏北归。
恰在这时，吉林大学两位河南博士毕业要来河大，劝他一同前去看看。那年河大刚刚恢复校名，急需调整学科，快速发展，开启理科复兴之路，因此爽快答应了朱自强对实验设备的所有要求。当时进口设备极贵，也很难买，河大下了决心，拿出近两百万元购置设备，搭建理工科发展平台。
感受到河大的决心后，朱自强当即签约，因没有跟家里商量，回家后夫妻大吵一架，但朱自强毫不动摇，收拾一下就来了开封。他爱人需要照顾父母，一直没能前来，后来他长期带着年幼的女儿在开封生活。
不久，河大“固体表面实验室”建立，这是自院系分拆后河大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实验室，涉及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等多个学科，成为河大相关学科青年教师科研工作的依托。
朱自强是个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他是物理学家，也是中国化学学会会员，还出过三本数学专著，英语特好，由于出身买办家庭，“他是先学英语后学汉语的。”这样的学科背景，使他有能力建立多学科实验室，并指导多学科的年轻教师从事科研工作。
固体表面实验室研究有序分子膜（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纳米材料），朱自强主持的实验室很快取得了国内学界的认可，建立了河南大学第一个物理学硕士点，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河南，这是破天荒的第一个。
1988年，凭借个人和实验室的影响力，朱自强在河南大学主持召开了中国化学学会LB膜（即有序分子膜）专业组成立大会暨全国第一届LB膜学术研讨会，奠定了中国该领域研究的基础。
实验室工作极其辛苦。“朱老师常说，你要分清八小时内外，就干不了科学研究，就做不成啥。”朱自强的研究生、如今的省级特聘教授杜祖亮说，朱老师从来不分八小时内外，在实验室干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领导到我们实验室都很奇怪，怎么有凉席有枕头？睡在实验室，对我们是常事儿。”
长期刻苦的工作，悄无声息地侵害了朱自强的健康。
死有何惧 唯求事业得传承
1991年8月初，朱自强集中精力申请“863（即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12日凌晨三点，申请书赶写完毕，稍事休息，他即与原吉林大学同事邹广田一起，乘坐7点的火车，前往巴黎参加国际会议。
8月19日黎明，火车到了莫斯科，正好赶上苏联解体，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开进莫斯科，一时莫斯科秩序大乱。旅途劳顿，加上心里一急，高度近视的朱自强视网膜脱落，同行者赶忙买了机票，将他带到巴黎。
在巴黎，手术很顺利，但无意中查出朱自强血液有问题，他患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返回开封后，学校安排朱自强前往北京、上海诊治，但都被他坚决拒绝。这时候，他一手建起的实验室，正处于异常时期。
1991年，全国下海风潮骤起，经商热席卷全国，“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强大的社会风潮，对河大也形成强烈冲击，实验室的年轻教师浮躁起来，陆续有人离开，留下的人也惶惑不安。朱自强忧心忡忡，他知道，作为实验室的灵魂人物，如果他长期离开，“实验室可能就瘫痪，就散了。”
他决意留下来稳定人心。“‘年轻人眼光要长远些’，这是朱老师常对我们说的话”，杜祖亮说。如今已成为中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的宋纯鹏也回忆说，那时朱老师曾劈头盖脸地责问他：“听说你也在动摇——浮躁之病！社会不是千篇一律一个工作，科学还是需要人来做的，只有科学进步，才能推动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从发现病患到去世，四年时间，朱自强只在河南医学院和开封淮河医院住了两次院，加起来只有三周。平常除了定期去校医院检查，都是自己买中成药治疗。
病最重时，朱自强虚弱得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但仍执意让杜祖亮用自行车带他去教室，“坐在藤椅上给研究生上课”。
“朱老师个性强，不让跟学校说派车的事，我们怎么劝都不行。”杜祖亮说，1995年10月，病重去淮河医院，也是学生用三轮车送他，“当时开封限制三轮车，走到十字路口被交警拦住了。”杜祖亮说：“我们含泪向交警说，那交警一脸迷茫，愣了有半分钟，开口就催促我们，快走快走！然后他打电话给下一个岗，不让阻拦我们。”
这时，朱自强已周身出血，“但不是输血能解决的，如果需要血，我们学生都在，每个人都愿意献出自己的血！”
得知情况，当时的校领导迅速赶往医院，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救治，但病魔无情，61岁的朱自强没能迈过这个坎儿。他对人生有太多的不舍，“这次发病前，他的日程还是排得满满的，一篇文章要再看看，要去北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要主持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
在河大十年，朱自强主持完成近二十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和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后来河大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顶尖人物，如宋纯鹏、张治军、张伟风、杜祖亮等，或是他的学生，或曾得到过他的指导。“朱老师一生历经坎坷，对生死看得豁达，他自知没有好的治疗办法，与其拖着，不如干点事情。在他看来，生老病死很正常，能把事业传承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杜祖亮说：“我们劝师母，以朱老师的个性和追求，放下一切去休养，会是更痛苦的事情。在我们学生的眼光看，他最后的岁月，在事业上、精神上是愉快的。现在我们经常把朱老师的事讲给我们的学生听，他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的东西。”
朱自强去世时，他的学生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实验室失去了灵魂人物，“大家没方向了，都不知道该弄啥，咋弄。有人出国，有的下海，研究团队很快散掉了。”杜祖亮说，他曾经努力回忆那几年都做了什么，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只记得出去开了几次会。
所幸，在朱自强去世三年后，河大又请来了党鸿辛院士。党院士的研究领域，与朱自强在河大的工作正好吻合，学术研究得以保证了连续性。
1998年，党院士来了以后，一个更好更大的实验室建设起来，人气也重新聚拢，“大家又重新在实验室拼命工作”。
党鸿辛来河大时，已69岁，当时的校长王文金对他说，你只要指点指点，让张治军领着干。但党鸿辛没听这个话，他每周六天在实验室，上午八点就到，常常是实验室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
党鸿辛不让接送，每天自己走着上班。于是河大学子每天都会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提个包，快步穿过校园，上楼一步两个台阶”。
7年后，党鸿辛病逝，伴随着青年教师的成长，河大的实验室已经成熟起来。
“党老师从一开始就向我们强调产业化，临走的时候，还拉着治军的手说：‘产业化！产业化！’那时候刚刚能看到点产业化的苗头，老先生现在要活着，该多高兴！再过几年，老爷子期盼的就能真正实现，我们也可以告慰朱老师、党老师的英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