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改革的大路上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中国10年，成就和矛盾交织，但改革贯穿始终。“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2012年2月，温家宝在广东重提邓小平当年的南方谈话。
就在今年，财税金融改革、推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深化价格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又将重点突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亦如箭在弦上。最近一段时期，相关部委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实施细则。这是继2005年国务院出台“36条”、2010年出台“新36条”后的又一重大改革部署。
把时光倒回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革开放成为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这一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了所谓的“拉美陷阱”时期。社会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思想日趋多元和复杂，诉求多样和庞杂，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出现，更增添新变数。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一是坚定不移，二是全面深化”，中央给出了改革思路。
市场取向的改革，激发了企业作为经济细胞的活力，汇聚成中国经济的滚滚洪流。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7%，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的2.7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得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完善，成为中国经济有效熨平波动、保持平稳发展的有力保障。
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农民增收“八连快”，“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正是新一轮农村改革释放出的巨大活力所致。
“全面取消农业税”、“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
、“提高个税起征点”等社会民生事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文化体制改革……这10年改革或力有不逮，但从未间断。
最艰难的改革是对改革者自身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每走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就随之推进。
决策体制由“集体决策”取代了“个人决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9名成员组成，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全面推开，行政许可法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基层群众自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建立和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政治体制改革朝着既定的目标有条不紊地深入推进，每一步都扎实稳健，直击要害。
10年改革，没有多少壮怀激烈，没有多少惊涛骇浪，于无声处，改革一步步深化，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发展公式嵌入当代史。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中国人的千年梦想正一步步照进现实。
然而，改革未有穷期。改革已经处于攻坚阶段，收入分配、垄断行业、民间投资、政府职能、公共财政等方面的改革亟待深入推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体制机制问题有待破解。
面临攻坚，改革仍任重道远。
黄金十年
10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书写了强大与精彩，同时也伴随着阵痛和不如意。在历史的长河中，10年不过一瞬间。然而，历史总是给人以思考和启迪，道路的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我们会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十载辉煌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经济骄子
在2012年3月31日至5月9日的短短40天时间内，四川省共有6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通车总里程近600公里。截至目前，四川进出川大通道9条，建成和在建高速公路总里程达6500多公里，在全国居第二位。而10年前，四川只有一条出川的高速公路。
过去60年，四川建了2986公里铁路；可仅在最近这3年多时间里，四川开工在建的铁路就达到3300多公里，铁路通车里程和在建里程达到6800多公里。而且贯通东西部的高速客运铁路专线——沪汉蓉客运专线也开通在即。
四川正由“蜀道难”变为“蜀道通”，成为全国路网的“西部中枢”。
四川是全国的缩影。
“10年来，中国最棒的经济建设就是‘铁、公、基’夯实了发展基础，破解了瓶颈制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国务院参事室顾问黄力泓如此说，“如果中国不把贯通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好，会因为物流的不畅通，影响经济的发展。”
对此，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的袁军感受颇深。2003年，他在高坪区二家乡任党委书记时，这个乡因财力严重不足，只有一条3米宽的碎石路。2003年后，政府加大了投入力度，现在乡里的8个村都通了水泥路。在袁军的印象里：10年前，南充没有高速公路，只有单轨的达成铁路，但10年后，南充不但有数条高速，还有了机场，而且达成铁路上开通了动车。“如果政府财力不强大，是不可能做到的。”袁军对记者说。
1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并不只是南充，整个中国都这样。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2，财政收入跨过10万亿元大关，进出口总额升至世界第2……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3条昂扬向上的数据曲线，显示出10年来中国腾飞足迹。2012年7月19日，亚洲开发银行表示，人民币或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亚洲国际货币兑换主要工具。
“10年来，中国最大的亮点就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说。
国力的强大让中国能从容地应对国内和国际危机。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和2009年玉树地震后，能迅速恢复灾后重建，正是显示中国经济实力强大的最好例子。”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胡光伟对记者说。汶川地震后，中国举全国之力，支持灾区恢复重建，3年内投入恢复重建资金就超过1万亿元。3年后，10多万平方公里的破碎山河就重整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从大洋彼岸呼啸而至，而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中国经济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开始以大国的身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盛毅认为。亚洲银行中国区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在入世10年中，中国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魅力。”此前，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而今年，朱民成为IMF副总裁，更是体现了中国在世界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
“这1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之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天之骄子，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这样一个多民族，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来说实属不易，应该给予掌声。”黄力泓说。
民生闪耀
在现代，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
“近10年改革的一大突出特征，就是加大了民生领域改革，更多资源向民生领域投放。而以往这方面是有所不足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说。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改善民生提高到社会建设的核心地位，“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在“十二五”规划第一次大幅度增加了改善民生的内容。
10年来，民生大考，可圈可点：13亿城乡居民参保，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保障房建设大规模推进，近400万户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享受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以上；扶贫力度加大，2011年底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1196元的标准提高了92%……
成都市郫县三道堰镇公立卫生院院长秦远飞谈起这些年农民就医的状况深有感触：“以前，农民最怕的是因病返贫。2004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后，农民的住院报销比例由30%提高到现在的90% ，农民就医所买药品几乎可以全部报销，生了病基本上都能得到及时治疗。”郫县新民场镇的65岁农民刘大妈在街上做些小生意，说起现在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的她一脸的笑容，因为几年前她和老伴买了社保，现在每月领养老金。“现在政策好，有新农合看病能报销，国家还有种粮补贴。”
胡光伟对10年里政府的3大民生举措赞赏有加： “一是取消农业税，这是前无古人的，实实在在为农民减了负；二是连续7年为企业退休职工增加养老金，虽然每次增加的幅度不大，但累计起来却很可观，这是真金白银；三是中央严厉打压涨得过高的房价，这得到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拥护，很得民心。”
为了做大“民生蛋糕”，中央财政加大投入：2011年，中央财政用在与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民生支出合计1.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7%；2012年，则为1.3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9.8%。
紧跟中央步伐，地方财政也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四川省盐亭县委书记陈朝先告诉记者，该县投入1.5亿元，新建了1100余套保障性住房；还启动了全国城乡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救助标准从5000元提高到了3万元。
“这些年来，无论是义务教育、新农合还是保障房，受益主体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说。
软硬实力升级
2012年6月24日，中国在一天之内“顶天立地”：天宫一号与神九飞船在太空手动交会对接成功，意味着中国已完整掌握天地往返、出舱活动和交会对接3项载人航天的基础性技术；中国载人深潜器“蛟龙”号成功深入7000米海底，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记录。这是当今中国高新技术面向世界的震撼宣言。
但在10年前，中国“一台PC计算机只能‘赚一捆大葱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技术和设备大部分依赖进口……
痛定思痛。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颁布；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中国要告诉世界，我们不仅有成本低的优势，而且有质量更好、效率更高的技术优势。”科技部部长万钢说。
10年来，我国在重要科学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研制成功；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突破900公斤；探月工程顺利实施；“中国制造”的高速列车创造了486.1km/h的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在量子通信领域建成世界首个全通型量子通信网，让我们用得更安全……
2011年，我国实现了粮食连续第8年增产，科技功不可没。“‘十一五’以来，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由‘十五’末的48%提高到53%。”科技部农村司司长陈传宏说。
硬实力和软实力是国家实力的一体两翼。伴随中国经济和科技等硬实力的高调上升，文化软实力则如润物细无声般在悄然增强。
今年5月，在美国掀起的关于孔子学院教师签证合法性的政策波澜背后，是“汉语热”在美国势不可当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吹响了中华文明复兴的号角，开幕式让全球观众领略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两年后，上海世博会吸引了全球超过7000万人次参观。这两大盛会在中国近10年来的发展道路上，是最引人注目的两座里程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从奥运到世博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以后，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我们的文化魅力。”
虽然中国文化在世界主流文化市场中尚处于劣势，但当中国重回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央时，文化强国则是中国崛起所必须成功破解的历史命题。
民主政治亮点频频
在2011年的党委换届中，党内民主成为一大关键词。江苏省差额选举13名省委常委；四川全面推行对拟提拔官员实施“海推”程序；湖北襄阳市在该省首次以公开推荐、差额选拔的方式，面向全市一次性公开选拔包括3名县委书记在内的8名县区党政正职……
10年来，民主政治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而“权力”和“权利”是民主政治的一体两面，10年来，“权力”的被“监督制约”和“权利”的“充分保障”，勾勒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脉络。
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指出：“在过去这10年里，我们在民主政治实践中，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创造了实现公民权利的民主新途径新形式。”
如果说选人用人民主化程度提高是一定程度上制约用人权，那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则是对权力的全程监督。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公开”成为近年来制约权力的又一大亮点。
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2011年，随着中央部门“三公”经费的陆续公布，信息公开迎来更大看点，“三公”话题接受着四面八方的评说。而公开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
公开也就是在保障公民的权利，使得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热情被激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一审时的3000元最终确定为3500元，今年国家就“提高退休年龄”征求社会的意见等，这表明，在今天的中国，“闭门立法”一去不返，“拍脑袋”决策寸步难行。开通政府微博，进行官民互动，已经成为今日保障中国公民权利的一道亮丽风景。
近10年来，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出台，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为公权力的运行提供制度框架、划定运行轨道。
2011年3月，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要进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保障。”李君如说。
而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并明确提出了“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对依法治国的深化。国务院在1年后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一次确立“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
2007年10月，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执政”的执政原则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治国理政方式的一个转变。
文_竹立家
随着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和从中央到地方领导班子换届的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回顾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已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中国过去10年的改革与发展，虽然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是我们民族发展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具有鲜明的时代发展特征。过去10年，我们取得了重要成就，是民族进步的10年。
发展才是硬道理
10年发展最突出的特征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的技术含量大幅提升，使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硬实力”迅速提升。我们知道，在这个讲究“现实主义”的世界上，经济与军事等“硬实力”仍然是文化价值等“软实力”的有效载体，没有最基本的“硬实力”的支持，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发言权。
而在2002年到2012年这10年间，仅就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来说，正是从“少年期”向“青年期”转变的关键10年，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10年。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特征：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能源的瓶颈制约压力不断加大。如不转变发展方式，经济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新提法，替代了过去常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成为时代主线。
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中央在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时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加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农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增强后劲；自2009年4月起，全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医保覆盖范围得以扩大；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不断出台，欠发达地区步伐加快，扭转了区域发展差距变大的趋势，各地人均GDP的差异逐年下降。在描绘“十二五”发展蓝图时，党中央明确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未来5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居于快速通道，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国家的财力雄厚了，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资金增强了，这进一步促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医疗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百姓的生活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10年间，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们国家的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如载人航天、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领域等，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进一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持。
现代化与国际范
10年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国整个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中国正在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民族发展史上的剧变，是一个民族脱胎换骨的转变，是真正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从发展的表象特征来看，中国由2002年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的“初级现代化”阶段，快速成长到2011年人均GDP5300美元左右的“中级现代化”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向人均GDP8000美元的“现代性社会”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
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由2002年的6200亿美元左右，扩大到2011年的3.5亿美元左右，进出口贸易也位居世界第二，出口额已跃居世界第一。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联系在加强，由经济贸易联系引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了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演变中的重要地位，解决世界重大事务的“中国参与”已经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实质性地提升。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10年的发展过程中，百姓的物质生活得到了重大改善，困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普遍的“社会贫困”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社会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7703元，增长到2011年的2.1万元，随着收入的增长，百姓的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了由“温饱型生活”向“享受型生活”的转变，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实质性的“社会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公民个体的“权利意识”的增强，而新的网络媒体的发展，又为公民个体的权利意识表达提供了一个“即时平台”，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空前高涨，人民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了维护和扩大，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民个体“权利意识”的增强和社会主义“公共生活领域”的形成，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现代性”的根本标志。
中国特色
10年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进步，中国的发展模式从探索走向相对成型。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
就当代中国问题来说，聚焦在一点上，就是加快发展，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党探索解答当代中国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认识、基本思路。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中的新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体制的不断更新，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也获得了同资本主义道路相比较的优势。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发挥的作用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首先是从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经济体制的更新和新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必然也促进着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10年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发展要求，面对阻碍发展的、具有紧迫性的新矛盾新问题，持续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特征是“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
“权力公开透明”、“通过民主的形式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形成对权力的民主监督和制约”等改革理念，已经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对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共识。
中国要出问题，最有可能是出在“权力腐败”上，权力腐败不仅可能葬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而且还会葬送国家民族发展的前途。为此，10年来，中国加快了实现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步伐，推进基层的民主选举进程，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社会本质，在权力的形成过程和“权力来源”上创新体制机制，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从而在根本上对权力形成制约，防止“公共权力”变质。
改革动力与阻力并存
10年发展，改革依然是推动中国前进的强大动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几年间，尽管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都不宽松，但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在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务院首次针对民间投资发布综合性政策文件。
10年间，我们行进在改革的深水区，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林权改革、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在创新精神引领下攻坚。
在民生领域，我国城乡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社会领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打破了“管社会”的旧思路，创造了“办社会”的新格局；文化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打响，转企改制，激发出巨大的文化生产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等，政治体制改革朝着既定的目标有条不紊地深入推进……
不过，我们要看到：经济总量上去了，发展的质量却亟待提高；非公经济蓬勃发展，但制约其发展壮大的制度性障碍并未完全克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但市场监管缺位、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成为社会隐患，分配关系的调整成为当务之急；要素市场发育不足，价格信号扭曲，阻碍了资源配置的优化……
这一切问题的存在，都需要改革继续进行。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依法执政，加强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如何在反腐根本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等，将是下一阶段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的着力点所在。(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10年来，不少重大政策的的出台，显示了执政党的执政思路，本刊对这些重大政策举措进行梳理后，列出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试图厘清自党的16大以来的执政脉络。
“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
2006年1月1日，我国全面废止《农业税条例》。
点评：废止《农业税条例》，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实行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00多亿元。这意味着，政府要向农业和农民在一些领域提供无偿的公共服务，停止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掠夺式交易；而农民不交农业税，才能理直气壮，挺起腰板；同时也是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国家进步的标志。
反腐倡廉成为“五大建设”之一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将“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写入了党章。
点评： 反腐倡廉建设具有科学性，长期性，规划性，系统性，稳定性的特点。在此，明确了党委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强调了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四大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写入党章，以党内根本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对近年来反腐倡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充分肯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包括了从严治标的措施，又涵盖着力治本的内容。
两岸和平发展框架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胡锦涛在党的17大上又提出新的主张和论述：两岸达成和平协议，以结束敌对状态，为“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13亿大陆同胞和2300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把两岸对话的基础定位在“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点评： 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对台政策，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诚意，对解决台湾问题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昭示了大陆在符合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谋求两岸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意愿。两岸关系前所未有地缓和，经贸联系前所未有紧密，达到以合作促融合的目的。
公务员“凡进必考”
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了公务员的9项基本义务和16项纪律规范。
点评：这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凡进必考，竞争选拔，有进有出”，有了公务员法，公务员管理机制日益规范，尤其是在进人机制方面，依法、科学、公平考录有了保障，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得以保证，执政能力的提升有了前题。
新农村建设破解“三农”难题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方针政策
点评： 与以往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原来讲“三农”问题，都是从外部观察“三农”，其政策的着眼点都是针对“三农”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而这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将解决“三农”问题统一起来，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总题目，作为统领农村各项工作的总纲。其目的在于全方位推进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自主创新”成为国家意志
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随之颁布。中央确定，全面实施规划纲要，经过15年努力，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点评：自此，“自主创新”作为科学发展的实践载体，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成为国家意志，更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
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10年来，随着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农民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保、城镇居民生育保障试点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出台，我国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居民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住房保障和社会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
点评：10年来，我国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社会保障网的雏形，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了贡献。
文化强国成为核心战略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并提出2020年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是成为支柱性产业。我国把“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强力推进。201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公布。
点评：文化强国，是我们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所必然选择的核心战略，是中国崛起所必须成功破解的历史命题。中国崛起不应该只是经济现象，更应该成为文化现象。决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重大政策机遇，监管政策变化和制度创新为文化产业发展带来行业机遇。《意见》是首个统领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进程的“顶层设计”。在配套政策不完善，“事转企”改革遇到了很多困难时，《意见》强调统筹改革的重要性，规定清理规范现有事业单位，从严认定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可能全国有上亿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受这项改革的影响。
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2003年8月，《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正式实施。
点评：2003年3月，来自湖北的27岁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未带身份证，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转到收容站收容之后，被殴打致死。当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原则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决定废止实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是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体现，彰显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情怀。
新“交通法”突出人性化
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同旧的《机动车管理办法》相比，新“交通法”有诸多亮点：否定了“撞了白撞”；规定行人通行为先，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伤者；机动车强制报废；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并对醉驾入刑。
点评：新“交通法”核心原则是保护“弱者”实现“公平”，实现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目标。否定了“撞了白撞”，规定行人通行为先等，是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对醉驾者实行拘留，将以往的交通违规行为上升为其对法律的触犯，体现了依法管理原则。
文_ 杨静光 宗和
中国为什么能
这十年中国取得的奇迹，说明中国模式的成功。循着中国奇迹的客观逻辑可见，中国之“能”在于发挥和利用了四大优势：
其一，举国体制下的效率聚焦优势。
建筑在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议行合一”基础上的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使中国形成了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权力逻辑，建构了具有效率聚焦强势的举国体制，由此决定了中国可以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集中全部“优势兵力”，实现资源的高度集中和强力投入，从而保证在短期内能够通过“超越式发展”获得效率聚焦。从GDP跃迁到城市化进程，从奥运会的体育金牌到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从空间探测到大海深潜，从房地产发展到新技术产业投入，从汶川大地震的举国支援到众多灾害的八方相助，无不如此。只有这样的资源投入，中国才可能用极短的时间走完西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这种权力逻辑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赋与的。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奇迹能够生成的首要条件。
其二，市场经济下的主体竞争优势。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竞争制度就是指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控制人的权力的唯一制度。市场经济具有内生的经济激励机制，能够鼓励经济主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资源要素禀赋，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奇迹发生的内在机制，是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前提下，通过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生成并发挥了主体的竞争优势。
从产权制度看，中国坚持和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由此确立了不同产权主体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主体地位，有效地激发了产权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内生动力，促进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十年来，中国坚持80年代改革所确立的市场经济路径，利用并不断探索促进经济主体竞争的内在机制，建构了创造中国奇迹的市场内生动力。
从央地关系看，分税制和区域GDP指标竞赛强化了政府推进发展的内在动力。分税制改革厘清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加强了中央对经济资源的集中调控，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责任。虽然中央从未提过对官员的GDP指标考核，但经济发展的硬指标和GDP对区域发展的刚性关联，也强化了区域党政领导在推进发展中的内在激励。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各级地方政府犹如一个个行政性的“股份公司”在强力地推进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为着“富民升位”而展开着激励的竞争——从招商引资到国际大都市建设，从产业升级到经济转型，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市化进程。竞争的客观结果，必然是经济规模的扩张和总体发展的加速。由于地方政府在资源控制和现实操作上的“先天优势”，使资源要素能够非常集中地投向增长目标，由此有了中国面貌的日新月异——比如土地的城市化进程，有了不同地区发展的特有路径创造——“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各地由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和路径依赖，而没有选择统一的发展模式。
其三，市场和政府的两手互补优势。
市场和政府是两只不同的手，两只手各有短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一方面激发着“看不见的手”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发挥着“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作用，在两力合作中创造着中国奇迹。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样的结合，才能既发挥市场主体的财富创造激情，又凸现服务型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林毅夫提出的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任何经济结构都是由其要素禀赋决定的从而是内生的。面对这一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后发国家需要通过发展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剩余形成最快积累提升要素禀赋，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由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构成的“二元系统”，针对市场发育不全的先天弱势，在积极促进市场配置资源、企业自主创新的同时，通过政府主动出击解决外部性问题，发挥协调性功能，改造落后的基础设施，对先天弱质的企业“扶一把”，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失效，就在于先天的市场扭曲缺乏“看得见的手”的积极纠正，少了“双轨制”的互补优势。
其四，全球化背景下资源配置优势。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乘坐全球化这趟“快铁”，确立了扩大内部产能、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充分利用了全球化“溢出”的需求和市场。这一模式沿袭了“四小龙”的发展路径：利用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和制造业转移的机会，在高储蓄率的资本支撑下，利用外部需求扩大内部产能，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外向型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成本优势所带来的规模效应，通过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奠定了“世界工厂”的产业地位。随着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使资源配置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由此促进了经济规模的扩张和经济效率的提升。今天，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展示中国分享的“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确立了中国作为世界“金融大国”的地位。
迎接大考
黄金十年，中国进步辉煌。但是要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带入现代化，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当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
破解影响持续发展难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成思所指出的：1978年～2011的34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9.8%(可比价格)，但增长中至少有80%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
中国以世界工厂的产能在“外包”世界众多商品时，也“外包”了世界众多的污染；土地资源开发已接近极限，加之不合理利用，导致耕地减少；过快的人口增长和庞大的人口数量已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减少，而随着CPI的上升，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巨大外汇储备，由于管理能力不足而面临着资产贬值的巨大风险；通过出口退税“补贴”创造的巨大外贸顺差，却难能转变为13亿国民的净福利收益……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破解腐败难题。当前反腐倡廉总的形势是“三个并存”：
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
在转型期，腐败客体呈现出新的变向和特征，突出表现为权力“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勾兑演绎，攫取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动产和不动产、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腐败现象逐渐向现代“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破解分配不公难题。当社会的物质财富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财富的“公正分配”就具有重要意义，收入分配是否平等关乎国家健康发展。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提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现在分配问题已经引发社会焦虑，必须正视加以解决。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过去10年，我们发展的最大‘短板’就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威胁。”2002年我国最高10%的收入户人均17353元，而最低10%的则人均3003元，差距是5.8：1。而到2011年，综合各方面统计资料分析，差距已达10：1左右。
破解影响稳定难题。在现实里，权力没有被有效制衡导致官民矛盾尖锐，就造成“仇官”的社会心理；资本没有被有效驾驭导致劳资矛盾尖锐，就造成“仇富”的社会心理。而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与上面说的两对矛盾、两种社会心理关系极大。再加上腐败问题，贫富分化日益悬殊，与民争利等，地方政府维稳成本高涨，维稳压力巨大。
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同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并存。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密不可分，这也是我国长期面临的稳定课题。
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我们应该变“堵”为“疏”，将维护稳定问题纳入常态化、法制化的管理。
破解道德滑坡难题。小悦悦事件、老人倒了不敢扶、见死不救、 地沟油、霉大米、毒牛奶……近年来，一系列拷问社会良知、公序良俗的事件，触发了公众对道德底线的深深忧虑。道德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法不公，搅乱社会的是非观；社会不公和贪腐现象，使社会道德底线在降低，潜规则却变得越来越时髦。当潜规则成为文化，甚至深入骨髓的时候，将会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系列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在接下来时间里经受的考验将更艰难。
“对于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需要决策者快速拿出解决方案，提高行政效能。因为互联网、手机等现代通讯技术手段的普及，反应慢就会放大问题，使之加速发酵，这就需要执政者与时间赛跑。”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全球竞争力研究院前院长黄力泓告诫道。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未来10年，是民族发展史上最关键的10年，是‘爬坡即将爬到顶峰’的关键时刻，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复杂而艰巨，但只要我们紧紧抓住几个关键问题关键环节坚持改革不动摇，突破‘改革瓶颈’，我们的改革发展就会有一个光明未来，社会主义就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人民就会过上好日子。”
责任编辑：田琳 SN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