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再一次表明，在面对家庭暴力时，我们现有的未成年人权利救济渠道和运行机制严重缺位，某种程度上导致未成年人权利被置于真空状态。
□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因不堪长期家庭暴力伤害，青岛13岁女中学生孙正雯选择从七楼跳下的方式，提前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孙正雯之死，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也不单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根据目前披露的事实，孙正雯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是知情者，但这一家暴行为却长期没有被纠正。悲剧再一次表明，在面对家庭暴力时，我们现有的未成年人权利救济渠道和运行机制严重缺位，某种程度上导致未成年人权利被置于真空状态。
当务之急是强化立法，确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保障。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其中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中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自2011年7月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立法工作计划。但遗憾的是，这多属于宣示性条款，缺乏可操作性，容易致使法律不彰。
相比而言，西方国家有较为成熟的家暴“禁止令”制度，比如，美国《防止儿童遭受虐待法案》有“强制报告”制度，老师、社工、医生、护士、邻居等如果发现虐待儿童的事件必须报告，若知情不报被发现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应该积极借鉴这些成熟的经验。
另外，要杜绝孙正雯式家暴悲剧，必须纠正错误的家庭教育观念。在很多人看来，父母对孩子的打骂，只是“教育方式”的问题，甚至是爱之深恨之切的“关爱之举”，而绝非对孩子基本权利的侵害。事实上，孩子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而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即便是曾经给予他生命的父母，也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剥夺孩子的合法权利。重人情纲常而轻法理人权的传统观念，实际上混淆了权利与亲情的界限。
还需指出的是，未成年人权利救济机制的高效运行，急需成熟的社会组织参与。在香港，就有一个“防止虐待儿童会”，这是一个倡导儿童权益保护的民间社会组织，他们针对虐待儿童、疏忽照顾儿童等情况，提供了热线、调查、个案跟踪、小组辅导及公众教育等服务。而在中国，更多依靠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代劳”。前者是出于爱心与使命，后者则行政事务繁杂，基本无暇他顾，两相对比之下，效率孰高孰低，着实不难想象。
现在，孙正雯之死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不再是一起简单的个案。在这种情况下，介入调查的青岛警方，在不影响案件侦查和涉案人员隐私的前提下，应该最大限度地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对外公布相关信息，尽快还孙正雯一个说法。
救济机制的改良终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杜绝孙正雯式的悲剧，已经刻不容缓。悲剧面前，妇联、共青团等肩负未成年人权利保护重任的组织，尤需痛定思痛，积极介入孙正雯事件的善后调查，以悲剧为镜鉴，群策群力呵护未成年人的权利。肩负教育重任的学校，亦应以悲剧为教训，强化家校沟通和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唯有这样，才是对孙正雯之死的最好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