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市烈士陵园内的晁错墓，为许昌市文物保护单位。
“晁错：争议中的冤臣”系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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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金中 文图
引子
PREFACE
晁错死后，有个叫邓公的将领回京述职，汉景帝召见他时问，你从前方回来，晁错已经死了，吴楚能罢兵吗？邓公回答：“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然后，邓公又补充说:“陛下能杀了晁错，我想天下有志之士都会把嘴巴闭上了。”汉景帝忙问原因，邓公说，晁错主张削藩是“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既然一心为国的忠臣是这样的结局，以后大臣哪儿还敢冒死进言呢？“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汉景帝听了“默然良久”，说：“公言善，吾亦恨之。”
估计汉景帝后悔也是真心的。
汉景帝当初接受袁盎的建议，并委派袁盎到吴楚大营去劝说罢兵。吴国的中大夫剖析得比较中肯：这只是刘启的缓兵之计罢了。一旦诸侯“各返其国”，中央政府就可以各个击破，削藩就算在汉景帝手里完不成，只要皇帝的名分在他手里，他的儿子也会把削藩进行到底。虽然进军前景不甚明朗，但罢兵的结局是一目了然的。
刘濞接见袁盎时说得更直接：你回去告诉刘启，我也要称帝了，而且是东帝，很快就跟他平起平坐了——刘濞跟刘启闹到这个份儿上，哪儿是杀不杀晁错所能解决的？
不过汉景帝运气不错，他有一个亲弟弟，而且他弟弟刘武封国在梁国（今河南商丘一带）。如果七国联军败了，刘武未必有好果子吃——毕竟他也是藩王；但如果汉景帝败了，刘武肯定死无葬身之地——刘武和刘启是一母同胞，刘濞怎会放过他。
因此，“七国之乱”时，梁国始终和朝廷保持一致。当吴楚联军逼近梁国时，刘武率韩安国、张羽等将领御敌，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吴楚叛军攻入城内后，刘武亲率援军将叛军赶出城，并将吴楚联军牢牢牵制在梁国，为最终平定“七国之乱”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武在商丘牵制吴楚联军主力的同时，太尉周亚夫率汉军主力突入齐鲁大地，一举平定了那里的叛军。随后，周亚夫又派轻兵南下，在泗水（今江苏省洪泽县）截断吴楚联军的粮道，在下邑（今安徽省砀山县）与吴楚联军展开决战。吴楚联军大败，刘濞率少数亲兵逃到东越国（今福建一带），最后被东越人杀死；楚王刘戊兵败自杀。
“七国之乱”仅三个多月，就被平定了。
趁大胜余威，汉景帝夺了各诸侯国官吏任免权和赋税征收权，削减了诸侯国的属官，诸侯国的丞相改称国相（国相负有监察诸侯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至此，诸侯国的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到汉武帝时期，朝廷颁布“推恩令”，基本上解决了诸侯国尾大不掉的局面。
遗憾的是，一生都致力于削藩的晁错，却没有看到削藩的成果。
松柏环绕的晁错墓
许昌市长青街118号，是许昌市烈士陵园，占地50多亩。
陵园西北角有一座高高的墓冢，青草丛生、松柏环绕，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西汉御史大夫晁错的墓冢。墓冢为圆形土丘状，高约10米，直径七八米，不见黄土，只感久远。
墓冢南面有一石碑，高约2米，宽约1米，上书“汉御史大夫晁公之墓”，赵体行楷，双钩刻石，圆润秀美。石碑上还有墓志铭，由于年代久远，碑上文字斑驳不清，但依稀能辨别多字：“公讳错，颍川人，才大而气雄，早受知遇，临事敢言，史称为峭直深刻，以此受戮然，当时冤之。称之后世，传之春秋，祭享之高塚岿然，千秋仰止。独碑志缺，如因，与邑绅士表其……以告来者……”落款“乾隆三年戊午冬至日许州府教授苏门孙用正谨”。
墓冢东侧一块石碑，注明晁错墓冢为许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晁错墓为何在此地？陵园工作人员介绍，据说晁错被冤杀后，他的好友将其遗骸运回河南，但当时朝廷尚未为晁错平反，只能匆匆葬于此处。从那时起，后人经常到此凭吊晁错。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被定为烈士陵园，考虑到晁错墓是文物，晁错又是千古忠臣，具有爱国主义教育作用，晁错墓就没有搬迁，一直保留至今。
今年5月，许昌市人民政府还专门下发文件，要求魏都区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做好晁错墓的保护管理工作，划定自墓冢封土四周边线向外延伸20米为晁错墓的保护范围。
站在晁错墓前，感慨颇多。清代诗人汪潜凭吊晁错墓时曾留下一首七律：“孝景谋臣悉竖儒，漫将忠首压锟铻。案头兵事书皆血，塞下民输粟尽珠。七国借名成帝恨，千秋读史病袁诬。坟前凄草冬无白，弥望王孙泣鹧鸪。”
从古至今，人们怀念晁错，既赞扬其忠心也叹息其遭遇，忠心换来的却是腰斩，这很能扣动凭吊者的心灵。晁错确实是被冤杀的，但究竟是谁造成这一悲剧的呢？
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谁该对晁错的死负责？
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争论的话题。有人认为是袁盎，是他“独斩晁错”的馊主意，害得晁错惨遭酷刑。汪潜“千秋读史病袁诬”就将矛头指向袁盎。但老实说，袁盎顶多负直接责任，没有汉景帝最后拍板，谁也奈何不了晁错。晁错刚当御史时，敢把当朝丞相活活气死，就是有汉景帝为他撑腰，只有汉景帝才能定夺晁错的生死。
从第一宠臣到替罪羔羊，汉景帝为什么转变得如此之快？比较通俗的说法是“七国之乱”，刘启被吓得六神无主，袁盎一进“谗言”，就信以为真，最后杀了晁错，吴楚也没有罢兵，只能后悔不已。
其实汉景帝并不是六神无主，《史记》和《汉书》都明确告诉我们，在袁盎进言“后十余日”，汉景帝才“使中尉召错”——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辨别袁盎的计划到底可行不可行。
汉景帝“牺牲”晁错的理由，宋代文豪苏东坡认为是晁错的“亲征论”。在《晁错论》中，苏东坡说，晁错在关键时刻出了个糟糕透顶的主意：“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关键时刻把皇帝推到前线，自己却躲到京城，皇帝不杀你杀谁？
但苏轼的解释有点牵强，晁错的主意再馊，汉景帝不采纳，大不了训斥一顿，不一定非得腰斩。
晁错为什么必须死呢？
其实，司马迁和班固都很准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描述晁错时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这不是个褒义词，而司马迁使用类似字眼描述的人物，基本都是一种人：法家人物。
法家讲究的是性恶论，即人性是不可改变的，只有用法律强制约束才能治国。基于这样的理念，法家人物才以冷峻的面目出现，以至于班固评论“法家者，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刻薄”；太史公也说他们“严而少恩”。
从法家“三巨子”申不害、慎到、商鞅到后来集大成者韩非，法家人物都属于一个类型，用严酷的刑罚严酷地要求别人和自己，“不避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这样的结果是，基本上把同僚全部得罪光了，完全是个“孤臣”。
事实上，法家人物的结局都很悲惨，他们总是以性恶的心态推论同僚，以残酷的刑法处罚同僚，最终引得大家群起攻之。商鞅变法得罪了秦国贵族，而韩非下狱，源于他率先攻击李斯、姚贾等人。
晁错仗着汉景帝为他撑腰，气死丞相，又“更令三十章”，除了窦婴有外戚身份敢和他争斗外，其他人“莫敢难”——等于把满朝大臣都得罪完了。
更致命的是，七国叛乱后，晁错居然提出把袁盎当间谍治罪的想法——这就太不顾全大局了。吴楚联军逼近中原，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应该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晁错显然没意识到这点。
汉景帝考虑的不仅仅是吴楚联军能不能罢兵的问题，他还要看没有造反的诸侯的反应，诛杀晁错，起码可以稳住这些诸侯，更重要的是，“牺牲”晁错，可以让大臣团结一致抵御叛军——汉景帝调兵遣将，派周亚夫统帅汉军主力，曲周侯郦寄率军攻赵，将军栾布攻打齐国，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这些肩负重要使命的大臣基本上都跟晁错不对付。
只有“牺牲”了晁错，吴楚联军才失去了旗号；只有“牺牲”晁错，举棋不定的诸侯才不会叛乱；只有“牺牲”晁错，前方将领才不会担心后方有人告黑状，才会拼死保卫刘姓江山。
因此，晁错必须死。
晁错为了削藩而死于削藩，虽然身后争议不断，但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爱国之情，千年以来一直为人赞颂，司马迁云：“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班固也说：“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世哀其忠，或许也就够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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