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的倾诉
编者按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
这样的画面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还存在？滚滚江水化平湖，长江上游最“野性”的一段将会成为“库首连库尾、不留一米水头”的水库群。
金沙江的原始风貌，或将成为历史。
2012年3月至4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重庆开始，沿着长江上游探访各大水电站。一路上，烟尘滚滚的库岸公路，从川江一直绵延到金沙江上游，大型工程车往来不绝。
川江段：小南海水电站的奠基仪式主席台已经搭建了起来，3月29日，小南海完成了剪彩仪式。重庆市高调报道，三峡公司则相对沉默。
金沙江下游段：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横截在大江峡谷里的大坝已经基本成型，这两个装机容量共计2026万千瓦的巨型水电站静态投资共937.66亿元人民币。这只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在金沙江下游的“一期”项目，随后，已经开始建设营地和展开移民实物指标调查的白鹤滩和乌东德水电站装机容量共计2270万千瓦，主体工程将分别于2013和2014年动工。
这四级水电站装机容量相当于两个三峡，移民将超过20万人。
这还不是全部。
金沙江中游段：观音岩、鲁地拉、龙开口、阿海、梨园几座大型水电站工程也已经横亘在金沙江大峡谷里。他们分别属于大唐、华电、华能等电力集团。
在旧的《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中并不存在的金沙、银江两级水电站也进入了议事日程。
如果算上规划中的上虎跳峡(龙盘)水电站，金沙江中下游的这些水库大坝将淹没土地50多万亩，合计超过300多平方公里。
各支流上的上万个大中小型水库电站，也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三峡工程上游的水电工程，粗略统计相当于8个三峡。
如果金沙江不再是一条“河”，长江和我们的未来，将会怎样？
“瓜分”金沙江
在核准之前，各大水电站的营房建设、库岸公路、移民工程甚至主体工程，都已经展开，数亿、数十亿的钱已经砸了进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云南、四川报道
“你们是不是记者？是记者就下车听我们说说话。”
2012年3月24日，本刊记者驱车经过云南省昭通市地界和向家坝水库的淹没区时，4次被不同村落的农民拦截下来。
水库就要蓄水，可一些移民还在“临时安置”，住在山坡上、土路边临时搭建起来的木棚里，五六户人共用一个简易厕所，垃圾随处倾倒。一些农民不愿签订协议。“到底怎么补偿还没给个准数，叫人怎么搬？”农民们说。
近年来，金沙江的开发速度显著加快，除了三峡集团公司上马的下游四级“相当于两个三峡”的大型电站---乌东德、白鹤滩、向家坝、溪洛渡，其上游，观音岩、鲁地拉、龙开口、金安桥、阿海、梨园等水电站已经花落大唐、华电、华能、汉能等水电巨头。在“积极发展水电”之势下，2011年之后，建设和审批加快。金沙江河谷的居民，开始面对从未经历过的急剧变迁。
抢占势力范围
昭通市永善县当地的几个负责移民的官员沿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目前的移民安置标准，还是“临时控制标准”，一些农民不知道最后究竟怎样，政府也不清楚最后能从三峡集团公司获得多少补偿费用。
三峡集团公司的一位官员则向本刊记者诉苦道：向家坝的移民安置费用已经严重超支，按照预算来说的话，早已经用完。因为“临时安置”多花了十几个亿。预算都是严格按照制度拟定的，并不由三峡公司说了算，而有些地方政府真是“漫天要价”，让他们苦不堪言。
为什么又要“临时安置”呢？因为需要赶工期，“水涨人退”，不得不先把人挪出去。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永善县。云南省昭通市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涉及县城搬迁的绥江县，2007年才开始做溪洛渡水电站淹没区的实物指标调查，新县城2009年才开始建，2012年5月30日就要启动搬迁，移民工作压力相当大。只能做各种“耐心细致的工作⋯⋯”
全城搬迁在即，补偿标准依然“临控”，地方政府还不知道三峡公司到底最后拿出多少钱埋单。新县城的建设，三峡公司出了150亿，可目前算下来还不够用。尽管水电站的开发是拉动地方经济的契机，而今后地方能从发电效益中获取多少比例，也还是个未知数。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似乎还有些不托底。
三峡集团公司的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这些超支和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三峡集团公司金沙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筹建了近10年，还没有注册成立起来。而工程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
大唐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大型水电工程的利润周期长达几十年，地方政府才是迫切希望工程立即上马的一方，这会大大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大水电集团也争先恐后来抢金沙江这块“蛋糕”。
“因为现在只剩下四川、云南、西藏了。”他说，“广西差不多都已经开发完了，广东、沿海发达地区，也基本上都没有了⋯⋯”
各大电力集团开始抢占势力范围。该管理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以观音岩水电站为例，实际上最早是由“未批先建了金安桥”的民营企业华睿(后改名汉能控股)圈占，但汉能并不具备足够雄厚的实力，拖了好几年，都没动静。地方政府着急等着他开工，他却“只图先瓜分了再说”。
四五年过去后，2007年，大唐终于在多方协调之下接手，动工开建。
“既成事实”
一个大型水电站，仅仅是工程而言，就动辄上百亿。在新的长江流域规划从2003年修编到报批的近十年间，一些水电站已经上马，已经投入巨资成为“既成事实”。
而同时，在国务院尚未批准和正式颁布新的《规划》的情况下，主管部门就已经一个一个地开始核准这些水电站的建设。
在核准之前，各大水电站的营房建设、库岸公路、移民工程甚至主体工程，都已经展开，数亿、数十亿的钱砸了进去。
2009年12月，本刊记者第一次沿着金沙江，穿过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等水电站黄沙漫天的库岸公路和施工工地时，当时这些水电站没有一家获得全套的手续。
鲁地拉、龙开口两个水电站正因为环评未通过即截留被环保部叫停。本刊记者于2009年12月27日在龙开口水电站工地现场看到，大坝是在紧张地浇筑，并未停工。
2008年10月31日，在龙开口水电站首仓混凝土浇筑仪式上，华能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之平，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祝中国水电八局龙开口项目创造了开工即达到月开挖强度120多万方的奇迹，25万立方米的混凝土生产系统5个月建成的奇迹！”
3年多以后的2012年3月初，本刊记者从官方媒体获知，龙开口水电站刚刚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
阿海水电站于2011年2月28日获“准生证”，“开工仪式”比该工程的大江截流晚了2年零一个月。
金安桥早在2007年未经批准就动工受到国家发改委办公厅质疑，他们的“准生证”是2010年才拿到的。
⋯⋯
“中国水电开发，一定意义上讲是学苏联的，早期规划的思想都是苏联那一套，与西方国家还是有差距。” 曾经是三峡工程审查设计专家组成员的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府仁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所谓的“苏联模式”，在金沙江河段的规划上得到了体现。如果规划的25级水电站全部建成，那么整条金沙江就会成为一个连着一个，库头接着库尾，“不浪费一米水头”的水库链。也就是说，长江这一河段，3300米的落差势能全部会被利用起来。
这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叠加效应，谁能解释清楚呢？本刊记者从三峡集团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局获知，即便是在金沙江下游开发四级巨型水电站的三峡集团公司，做的也是自己公司开发区域内的检测和研究，包括水污染防治、地震监测、库岸稳定监测等。还没有听说，有独立的部门或者机构，对全流域进行监控、调查和模拟计算。
1990年制定《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的时候，由于历史阶段的原因，生态和环境的因素还并没有成为重要的权衡因素，然而，2003年开始修编《规划》，最初设定是要把生态问题考虑进去，但是修编几年下来，水电站取消了两个，又加进去了两个，像小南海水电站也在争议声中保留了。
口水战的大江截留
水电建设的强势推进中，争议从未止息。
就在不久之前，媒体关于金沙江开发的质疑之声迅速受到水电部门的反击，“极端环保”、“无知”、“挑拨”、“妖魔化”等常用词再度出现于论战檄文之中。美国和欧洲的开发数字、中国的减排压力等再一次被提出作为证据和依托。
反应之强烈，类似于2010年底、2011年初那一场对环保部官员的围攻：2010年12月22日，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说：“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
此话一出，能源局的多位官员、专家随即站出来反对。次日，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环保官员应该懂得科学常识和起码的逻辑”的文章，直斥凌江“不过是重复一些伪环保污蔑水电的谎言”。
环保部的官员没有再继续公开回应，而其某司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这不是一个讨论问题的氛围，一上来就是“唇枪舌剑”的感觉。“我们看一个人的观点，可能真的不能断章取义。”
“在这样无休止的口水战中，概念一直就在被偷换。”曾经也被冠以“反坝”之帽，但坚称自己并非“反坝人士”的翁立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翁立达是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前任局长，教授级高工。他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开不开发水电，而是目前的水电开发是不是失控和无序，是不是太急功近利？”
府仁寿亦告诉本刊记者，水电开发的症结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利益和部门利益占了主导。这是我们应该在政策和管理层面好好反思的。
“‘欧美数字’不可以简单地作为中国水电发展的参照系，因为这个比较并不成立。”府仁寿告诉本刊记者，不同国家的电力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每条河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
以挪威为例。挪威是一个山区小国，也没有什么大江大河。而邻国荷兰是一个平原国家，荷兰修了很多火电站，火电站的峰谷调节能力很差，半夜里电能过剩。于是挪威修了很多抽水蓄能电站，山顶一个池，山下一个池，半夜里低价把荷兰的电买过来，抽水发电，白天高峰时段再把电高价卖出去，赚取差价。
“抽水蓄能电站对环境的影响很小，跟截断大江大河的高库大坝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府仁寿说，所以，如果用挪威水电资源开发量已经达到“90%”的数字来对比中国，尤其是对比中国大江大河河道上的水电开发，是并不科学的数字游戏。
在争议的过程中，在各种手续、批准将办未办之时，一个又一个巨型工程已在金沙江上将滚滚江水截流了。
地方政府的算盘
小南海水电站位于长江上游川江段，上有向家坝，下有三峡，同为三峡集团公司所开发。因为库区的位置与长江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有重叠，所以长期以来受到强烈质疑。
但是很快，这个保护区就被上报“调整”并获批，水电站大坝的设计选址不在“调整”后的保护区范围内。
四川地质局地调队总工程师范晓告诉本刊记者，如果说“水电至少比火电好”、“国家发展的能源刚需”、“中国的减排压力”是建设水电站天经地义的理由，那么根据他的考察，至少在小南海，这些理由不太能站得住脚了。甚至从经济角度讲也并不合算：低水头电站，单位千瓦时造价过高，淹没成本也大，移民也多，三峡集团公司很难有多少利润可图。
他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三峡大坝蓄水以后，作为库尾的重庆受到了较大影响。朝天门的航运由于水库卵石的淤积而丧失了功能，气候也受到影响。三峡集团公司为了弥补重庆的损失，并且也不愿意看见在向家坝和三峡之间插入由别的公司开发的水电站，这样不利于这段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所以答应了开发小南海，与重庆合资建设。
对于范晓的说法，三峡集团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局一位官员亦表示认可。该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小南海，我们一直不想建的，但是重庆想建。重庆是三峡的库尾，做出了牺牲，你要对他有所弥补。小南海不是以发电为主，用中性一点的话说，是为了‘综合效益’，为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该官员也认可小南海水电站会直接影响到长江上游最重要的珍稀鱼类保护区。所以，3月底的奠基仪式，也是非常低调地进行。且三峡集团公司对小南海一直秉持“不宣传、不报道”原则。
与此类似的还有位于攀枝花境内的金沙、银江两级水电站。
攀枝花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这两级新加进《规划》的大型水电站，是攀枝花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因为上游的观音岩水电站蓄水发电之后，他们担心市内的金沙江水位会受到影响，“影响景观”；同时，作为一个钢铁基地城市，用电是刚需，虽然攀枝花并不缺电---旁边就是二滩，可从成本角度考虑，攀枝花市也想开发建设“自己的”水电站。
攀枝花招商引资找到了华润电力，并于2009年4月22日开始了淹没区的移民实物指标调查。
2011年，华润电力退出了金沙的开发，攀枝花市西区政府转而与二滩的业主---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川投)签约，由川投接手华能来开发金沙水电站。当时计划在2011年底之前筹建工程动工，当地媒体亦宣布2012年之内，银江水电站就要开工建设，2015年3月以前开始蓄水。
2012年3月底，本刊记者在金沙江攀枝花河段并没有看到这两个工程动工，而攀枝花市环保局也向本刊证实，这两个水电站还没有开始做环评。
至于为什么退出金沙水电站的开发，华润电力没有回复。而另一业内人士则向本刊透露，华润是因为经不起漫长的建设周期，做不下去了才退出。比起五大电力集团，华润并没有足够强的大型水电开发实力和经济后盾，大型水电的开发经验也不丰富。
“在重要河流的干流上，任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可以设计一座水电站，不管是为了发电，还是仅仅为了工程本身都可以，关键最后还能获得层层批准，这是可喜的事吗？”另一戴着“反坝”名头的地质学家、横断山研究会会长杨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水电开发已经不仅是急功近利，而是杀鸡取卵。这不是‘过量’的问题，也不关水电开发达到了可开发量多少百分比，这是无序。”
在云南省和四川省交界处，观音岩水电站的大坝上，大唐观音岩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目前观音岩大坝的选址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有另外两个方案都更好---其中一个在四川省境内，另一个在云南省境内。但是，建在四川省境内云南不同意，建在云南境内四川不同意，最后选择了一个并不最理想的中间位置。
这种情况，与本刊记者在三峡公司了解到的类似---三峡公司在金沙江下游的四级电站，这个营地建在四川，下一个就要建在云南，要“对称着来，兼顾双边”，即便有的时候从经济角度考虑这样会造成更多浪费。
由于每个水电站都是按照自己的各项指标设计，每个公司做自己的那块，在这一轮水电资源的瓜分过后，大家是不是都“吃得饱”，成了一个新问题。
府仁寿告诉本刊记者，按照最初的设计，三峡应该是10月份汛期过后开始蓄水，但是现在因为它上游的干流和支流新建了数千个大小水电站，大家都可以蓄水，三峡蓄水根本蓄不满175米了，于是就只有提前，从9月份就开始蓄，现在依然是蓄不满。
水利部门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职权来统一水资源调度，除了防汛时可以下达指令之外，其他时候，这个利益上下游如何分，如何统一调度调配，也是各大水电公司密切关注和尚未解决的议题。
四川省地方电力局副局长宋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因为责任不清，目前四川省的水电站在建设阶段都存在严重的“脱管”问题。近十年来新修的约4000座水电站，相当部分没有验收---没有人组织去验收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四川报道
“从去年9月到现在，一直没下过雨。这在我的记忆中是最干旱的一年。”站在半山腰的引水渠旁边，敖德福指着干涸的岔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往年到了5月底，水已经涨起来了，但今年，这条河干得又瘦又小，几乎看不出在流动。
不远处的大山顶上，烈日烘烤下的灌木丛冒着白烟在燃烧。岔河再往下游就叫老碾河，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境内汇入安宁河，安宁河又流入雅砻江，最后在攀枝花境内汇入金沙江。
敖德福是仓田水电站的副总经理，也是附近仓田乡纸房村土生土长的农民。1989年，纸房村“投工投劳”建了这个小水电，只有两台400千瓦的机组，汛期满负荷发电功率最多800千瓦。历经多次转卖，艰难运营至今。
在周边470多平方公里的大山里，有数不清的小水电站，但是只有仓田水电站这一家为各种犄角旮旯的村户供电，承担着仓田、三地、六华3个乡1.2万多人的用电保障，也解决了十多个村民的就业。
虽然水电资源丰富，方圆几百公里之内的金沙江干流及支流上有数千个大小水电站，可是这里依然缺电。那大量的水电站是建来做什么的呢？
“双重电价”和“倒电站”
“我们从电网上买电下来，是5毛多钱一度，但是卖回给电网，以前是9分，去年涨到1角，今年谈的还没落实的是1角8分。”仓田水电站现在的老板陈杰，认为自己是在做“公益事业”。
“水电站的电是不能自己随意卖的，只能卖给电网一家，只有像这种边远农村，建电网没有任何利润可图、甚至还倒贴的情况下，才允许你卖。变电站、输电线路也要你自己建。”陈杰说，“但实际上，现在这个水电站的生产能力不够，单凭自己无法满足3个乡的需要，所以，不仅是枯水期，包括丰水期的每天峰段，我们都要从电网上买电下来，然后再供出去。”
只是，买电的平均电价是5毛多，卖出去给3个乡，只有4毛多，有的村子因为历史上的合约原因，还只有几分钱。
另一方面，当水电站能有多余的电，却只能以平均1毛多的价格卖回给电网。事实上，仓田水电站能盈余的电量也有限，最后造成了亏损。
在岔江河段，陈杰的公司拥有3家水电站，另外两座电站装机容量分别是1.2万和5000千瓦，也都是径流式电站。在这个行业里，他并不算“大老板”，所占的份额不足岔江流域的十分之一。
“其实这些小水电的盈利状况都不是太好。其他水电站没有给农村供电的责任，纯粹卖给电网，负担轻很多，但是卖出去的电价也太低，现在大家实际上都在等着调价。”陈杰说，然后，就有不少老板，靠“倒电站”来赚钱。
这种情形下的“水电开发”开始走向一种靠工程本身赚钱的模式。
“倒电站”的具体做法，就是将一个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不合实际地提高，比如说本来批准的是1万千瓦的，他多装机组，把他改成2万千瓦，实际上生产能力达不到那么高，却能够在转手倒卖的时候要到更高价格。在过去几年里，有许多来自浙江、福建的老板来这里干这事，并没有受到很好的监管约束。
但是，现在这门生意也不好做了，因为没有“点”了。水电站需要建在水流有落差的地方，河流的落差势能俗称“水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水头”剩余了。
“整个凉山州，大概只有木里县还没怎么开发。”陈杰说。
“脱管”之下的境况
原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就发展的无序性上讲，遍布长江流域各支流的中小型水电站充满隐患。
翁立达说，原本，发展小水电对于农村水利是有利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没有入国家电网的边远山区地带。国家还专门给了水利部一笔钱用于支持小水电建设。但现状是，越来越多的小水电不再是“水利工程”，也无关农村用电，发电卖钱是最主要的目的，经济利益压倒了一切，审批权下放到了市县，什么人都可以参与分羹。
“我们2007年的时候就搞过一个调查，在汉江流域，2005到2006年的时候就有900多个小水电，去年8月我去神农架，数了数有100多个。有几条河全部干掉了。”
“四川是水电大省，四川省的小水电面临的管理问题也最多。”翁立达说。
四川省地方电力局副局长宋超告诉本刊记者：因为责任不清，目前四川省的水电站在建设阶段都存在严重的“脱管”问题。近十年来新修的约4000座水电站，相当部分没有验收---没有人组织去验收。于是有不少水电站，就一直“试运行”发电。
由于监管缺失，事故和风险就更难控制，尤其是到了每年的汛期，大大小小的事故不断。
2011年6月17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发生特大洪灾，造成凉红水电站正在施工的二号引水隧道取水口挡墙被毁，当时正在隧道里作业的13名工人被困洞内，最后仅1人生还。在媒体公开报道中，未见事故认定的问责。
按照四川省水利厅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的解释：“这就是工程的防洪没有做好，如果防洪做到位了，不会死那么多的人。”
最后，事故的责任全在“自然灾害”。
2006年8月21日发生于宜宾市屏山县双龙水电站的重大事故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蓄水试车过程中，水电站的压力前池挡墙突然垮塌，1000余立方米积水瞬间溃出，冲毁下方的施工用房，造成8人死亡、6人受伤。
根据事故通报，这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建设及施工单位违反水利水电工程有关的施工规范，压力前池侧墙基础未清理到弱风化层，也未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前池外侧墙断面结构不稳定，建设单位违反水利水电验收规程擅自引水测试水轮机，造成压力前池挡墙突然垮塌。另外，该电站项目还存在未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查初步设计擅自开工、无正规施工单位、无监理单位等严重违规行为。
可以管，也可以不管
宋超告诉本刊记者，小水电建设的管理并非从一开始就无序和混乱，而是在机构改革的时候埋下了一些隐患。
2000年以前，水利厅还是水利电力厅，既管水利又管水电。水电站的建设主要是发改委和水利电力厅分头管，前者管立项，后者管技术指导，有明显界限。
2000年机构改革，水电站的基本建设管理职能划给了经贸委。宋超说：“当时经贸委就没有建设管理的职能，划给他成了一张纸的东西，技术和人员还在水利厅，人员结构等没有任何变化，这个权力经贸委实际上也没有收过去。”
经贸委虽然有一个电力处，但只有几个人，而水利厅则有个150多人的地方电力局一直在管着这个事。
在这种情况下，水利厅就找到了发改委，两家联合出了一个文，宣布原则上依旧按照原来的程序来做，经贸委也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2003年，国家经贸委撤销并入发改委，当时虽然四川省内的机构调整还没理顺，但是事情已经起了变化--- 2000年发改委和水利厅联合出的文逐渐被忽略，水利厅逐渐淡出了水电站的管理。所有的审查权限集中到了发改委，归于能源处管理。
四川省政府把2.5万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审批权限又下放到了市州，水利厅也不再参与联合审查，权限范围缩小到水保、行洪、水资源论证等“涉水事务”。地方电力局似无事可做。
因为水利部门权限淡出，小水电的“水利”属性也开始减退，各地大都从项目带动经济、开发水电赚钱的角度，大干快上各种水电站。
问题也随之凸显---根据国务院的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工程建设安全管理条例，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对质量和安全进行监督。
发改委系统并没有质量监督站，水利部门有，却没有了执法权。大水电集团的大型工程通常自律一些，像溪洛渡和向家坝水电站，都委托水利系统进行质量监督，可小企业的中小型电站就未必如此了。
“我们去管，身份不对。我们不管的话，在河道上出了责任又要来找我们。”宋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阶段的管理实际上不明确，出了事就天天扯皮。”
“一个水电站，发改委要管，地方电力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四川省还有经济信息厅也管，电监会也管。这些部门都可以管，然后都是中间衔接有问题，要么就是有重叠，要么就是有真空，不到位或者错位。”
按规定，工程建设完成之后3年内要搞验收，验收合格了才是合格工程，然而近十年修建的一些水电站，就有没验收的。于是，就有些业主钻空子，偷工减料，冒险以节约成本。事故频发，隐患重重。
谁是“有关部门”
2012年1月19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出了一个《关于加强2.5万千瓦以下小水电工程开发建设管理意见》的文。
文中说到：“经过多年的努力，小水电已经成为我省农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盆周山区的主要电源，有力支撑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但在小水电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出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规划指导、审批程序、建设管理、生态保护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这份在拟定以前就多次听取了多部门意见的川办发【2012】3号文件，涉及权力归谁的条款写得清清楚楚，而涉及到责任的，依旧是“有关部门”。
比如说“切实加强小水电建设期安全监管”一条，除了小水电项目法人、勘测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等“运动员”之外，必须要“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依法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的“裁判员”，即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其他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
要和电站运营单位一起“建立小水电安全管理和定期鉴定评估制度，定期对已建小水电工程进行安全评估，消除安全隐患”的，也是“各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到底是谁？责任到底落到哪个职能部门？
这份文件还提出了要全面清理和复审全省在建小水电项目，提出“由省发改委、省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指导市(州)、县(市、区)作为责任主体清理复审在建小水电项目的办法和工作方案，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对不符合规划，严重影响防洪安全、生态环境、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要责令限期拆除。对未按规定完成技术审查、核准以及未依法履行用地、环评审批等手续的在建项目，应立即停止建设，待补充完善有关手续后，方可继续建设；对存在以上问题的已建成项目，要逐项进行补充评审，由相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限期整改⋯⋯”
从该文件签发到本刊记者发稿时止，4个月过去，据了解，清理复查“工作方案”还并没有制定出来，对数量庞大的小水电进行“全面清理和复审”的工作也没有展开。
蒋宁平告诉本刊记者，二滩水电站建成蓄水以后，会理县的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四川凉山报道
“连仙人掌都干死了！”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水务局两位技术干部一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一面出示他们用手机拍下来的照片。
照片里，几株大型仙人掌皱皱巴巴，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周围尽是枯黄的草，暴晒在明晃晃的晴天里。这是在会理县鱼乡的金沙江峡谷边。
农民争水动干戈
“流域面积2200多平方公里的尘河全面断流，水彻底干了，这是今年才出现的情况，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事。”会理县水务局局长张建华对本刊记者说。
尘河是金沙江的一级支流，贯穿会理全县，其流域面积占了会理全境面积的约二分之一，全长141公里，平均宽度45米，深2米，多年平均60个流量，汛期能达到200个流量。
2012年5月24日，本刊记者在尘河沿岸看到，这条河多数河段已经干枯见底，许多农民在已经干掉的河道里挖了坑，周围土壤里的水浸到坑里形成不流动的小水潭，然后，人们用黑色的胶皮管和简易水泵抽水出来用。
张建华告诉本刊记者，在他的记忆里，尘河是在黄河出现断流的同时，枯水季节有断流的现象，但是仅限于上游，最近这三年大旱和持续的高温，让会理县的这条“母亲河”越来越不堪重负，终于“在大约十天以前，上下游一起彻底断了”。
越到干旱时，水越显得金贵，为了保地里的玉米、种的烟草，人们开始想竭尽全力地从河床里、山坡下各种尚未干透的地方找水。
会理县一位副县长对本刊记者说：“前几天，几个村的农民为了争水，已经操起锄头棒子对峙起来了，还好我们及时赶到，化解了纠纷⋯⋯”这类纠纷，今年以来会理县已经和平处理了30多起。
这是2008年以后，连续第四年大旱。按照正常年份，5月入汛，这时候刚好应该是农忙季节，但会理县已经连续8个月240天没有有效降雨，进入5月以后还连续高温，“农忙”变成了“农闲”，人畜饮水的保障成了首要的任务。
不仅是会理一个县，金沙江沿岸的云南、四川两地也是类似的情况。耐旱的经济作物花椒也不敌干旱酷热，大面积死亡。昭通市永善县，花椒的损失就有一万多亩。
几乎所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沿岸居民，都说：“从没这么干过，金沙江的水量也明显变小了。”
“异常气候常态化”？
在大海子水库的湖底，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画面---四五名农妇顶着炎炎烈日，蹲在龟裂的地面上，用竹棍从泥巴缝隙里撬出菱角来，一蹲就是一天。
黎溪镇新桥村的农妇许某高兴地举起挖出的菱角来给本刊记者看。“这个很好吃的，软绵绵的！”大海子干枯了，但她和她的同伴们却从湖底的干泥中寻到了“宝”，一会儿工夫就可以挖出一小麻袋。
咸咸的腥味，随着呼啦啦的热风，时不时飘进人的鼻孔，散发出这股气味的是那些保持着挣扎状的鱼的尸体。在库底淤泥的裂缝间，它们已经变成鱼干了。
大海子曾经是黎溪镇重要的天然水库，原本灌溉着1000多亩水田和4000多亩旱地。连年干旱之后，为了保障集镇供水，水库的灌溉功能被迫放弃了。2011年4月，黎溪启动了应急工程，建了黎溪自来水厂，自2012年1月16日起，从大海子每天抽水700立方米，以供周边1.5万多人的生活用。
可到了2012年4月30日，一滴雨没见下，大海子彻底干了。
该怎么办呢？饮用水是一天也不能少的东西。于是5月1日，黎溪的人们开始喝到从金沙江抽上来的水。这又是历史上的头一回。
负责抽水的是铜矿冶炼企业鲲鹏公司，他们用工业抽水设备将金沙江的水分段共提高900米抽上来，再通过几十公里的输水管道运到黎溪水厂。黎溪水厂的送水车，每天翻山越岭，为未入管网的山村送去经过防疫处理的新鲜水，村里的人们再到固定的送水点，用水桶一桶一桶地把水往回拉。条件好一点的，开着拖拉机、摩托，条件次一些的，就往返半个小时用扁担挑。每人每天的定额是100斤，除了洗澡紧张一点之外，生活用水基本没问题。
因为鲲鹏公司的高位取水是“工业用电”，价格是0.91元一度，而取一吨水，要费7度电，到了终端，每吨水成本大约9元。
“因为电价造成的成本差价，政府出钱来补贴了。”黎溪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彭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因为要是与国家电网协调，层层沟通上去，时间上来不及了，只能这样。”他说，干旱的压力越来越严重。像这样的“异常气候常态化”，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他觉得，这种异常和由此带来的灾害不是会理或者凉山州一个地方的事，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政府不再说“保生产”
5月24日晚10点，会理县新发乡新发中学还在上第三节晚自习，天上突然响了几声闷雷。语文老师曾凡武噔噔地跑下教学楼，站在操场上，眼巴巴地抬头望着天。
几滴水打在脸上，真的下雨了！他开心得几乎要跳起来。
这些天来，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已经跟干旱战斗了100多天。1956年这所学校建校以来，用水问题从来没有这样严峻过，以前的那口53米深的水井早干了，2009年打的那口70米深的井，也早没水了。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不至于停课，今年又打了一口241米的深井，每天能勉强取水30多立方米，供全校1600多师生用。
为了打这口井，还惹了不少麻烦，周边的村民不干了。因为深井一打，别的地方就更没水了。“有村民就来学校闹。”
后来也是通过各方协调，最终以“为了孩子”的理由，让村民们平心静气下来，同意学校使用这口井。
小雨淅淅沥沥，下了一阵，又停了，到了半夜3点，又下了一阵。
后来大家知道，这是一阵从南边的云南方向飘过来的雨。全会理县，有些乡镇下了十几厘米，多的下到30厘米，有些乡镇，比如金沙江边的鱼乡，依然是一滴雨也没有下。但是，这已经是从去年夏天雨季之后，到现在为止下的第一场雨。
“说不上有效降水，但对减少蒸发量、缓解旱情还是有好处。”新发乡的党委副书记廖冬全对本刊记者说。据他介绍，新发乡120个水库，现在已经干了80多座。有的高山河谷地带，比如江浦乡，原本就干旱，从来就是靠水窖储水，靠下雨接济，现在用水变得非常困难。
到了5月份，政府也不再说“保生产”了，全副精力保饮水，成了抗旱最大的课题。
虽然眼见着旱，可是一旦进入雨季，水来得快，干旱的泥土涵养水分能力差，又容易造成洪涝灾害，会理县水利局的工程师刘蓉告诉本刊记者，旱涝交替原本就是这里的气候特征，而大旱过后雨季的大涝也不容忽视。洪水一冲过，没有很好地留存下来，到了枯水季节依然是旱。
二滩水电站影响明显
“风调雨顺”是不可能的，原本就是不太好的“旱涝交替”，旱涝特别分明。对金沙江河谷地区的气候形态，会理县气象局局长蒋宁平也是这个论断。他告诉本刊记者说：“降水量保不住，下了就淌掉，这跟坡地多的地形相关，也跟这些年来植被的减少有关。”
蒋宁平拿出从1952年会理气象站建站以来的气象记录，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从未出现过今年这样的情况，从1月1日到5月24日前，100多天的时间里，城区降水总共只有8.8毫米，还不到10毫米，就是偶尔飘了点。进入5月以来，连续30多度的高温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记录。”
会理县多年平均的降水量在1200毫米左右，从2008年到2011年，降水量就持续偏低，尤其是2011年，只有700多毫米。
由于“焚风”现象，金沙江两岸的河谷比其他地区降水量更少，所以有时候县城下雨了，河谷还是干的。
至于中国西南地区连年干旱的原因，蒋宁平告诉本刊记者，官方的准确结论暂时还没有，非官方的版本流传很广的有四个：
第一，是人工防雹影响了天气。他个人认为，这个说法不是很“靠谱”，因为靠打炮打散烟叶种植区上面的冰雹云，改变不了多大范围内的气候。
第二，是这一片区存在大规模种植的直杆桉。这种人工种植的桉树在生长过程中就像是活的“抽水机”，大量从泥土中吸水，造成水涵养量大大减少，加剧水土流失。
第三，是多年来，人们大面积砍伐森林种植烤烟。
第四，是矿山的无序开采，破坏了地下水道，也破坏了生态。
后面这三个原因，他认为有一些道理，可能有叠加作用，但是也不好说有多大影响，究竟各种因素占多少比例。
但是对于会理县近年来的气候变化，二滩水电站的影响却是很明显的。
蒋宁平告诉本刊记者，直线距离50公里开外，上游大支流雅砻江上的二滩水电站于1998年开始蓄水发电以后，会理县的气候立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雨季提前，过去是在6月，现在是5月中下旬，但同时，降水量明显减少，比二滩蓄水前平均每年减少了100毫米。他说，水库蓄水以后，对增加库区周边的湿度和降雨量，是有好处的，但是下游地区就相反。
也许蒋宁平并不知道，除了库容58亿立方米，装机容量330万千瓦的二滩水电站以外，会理县的上游地区，还在建设或者即将建设总库容数倍于二滩的大型水电工程，也不知道这些水电站全部开始蓄水之后，还会对区域气候造成怎样的叠加效应。像龙盘、龙开口、鲁地拉、阿海⋯⋯他说，“我都没听过”。
责任编辑：田琳 SN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