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
“立足司法，推动法治，影响社会”，是我多年以来一贯的追求。为此，2005年我创立西政司法研究中心(CJS)，2007年推动建立全国第一个司法制度二级学科。但当年博士招考时，因报名截止时间在国务院学位办备案前，故当时仍招诉讼法学司法制度的学生。蒋超便是当年录取的三人之一，由龙宗智教授和我合作指导。
读博前，蒋超就积极参加司法学术沙龙。最初参加沙龙的人不多，有些自带小凳，挤在东山大楼北楼219。每人都有充分的发言机会，蒋超表现积极。2005年一次讨论，激发出很多有趣观点，让蒋超整理要点，他很快就整理好，包括每个人每句话。
蒋超的硕士论文选题《民事诉讼法学的引证分析》也是在研讨中敲定的。对此，他的硕导田平安教授和我都积极鼓励，沙龙还专门研讨。论文完成后，获较好评价。此文通过引证情况，对主流民诉法学家群体进行量化分析，讨论了该群体年龄结构、性别构成、机构分布、地域分布、学者流动、知识构成及引证特点等，进而反思民诉法学研究及方法。结论之一是，当下民诉法学研究存在明显的人为学科壁垒，不仅以法学为中心，与其他社会科学缺乏沟通，更以自身为中心，与其他法学学科彼此隔阂。他还以同样方法对刑诉法学者进行量化分析。
这两篇作品成为《司法》第三辑“司法的知识社会学”专号的主打文章。我向来提倡，文章不要一个多余的字。依此标准，其文笔不够简练。反复修改，仍未达要求，故我手把手调整。
我一直主张，博士不是考上的，而是选拔的。录取标准就在于是否有一篇质量良好的论文。故招生“试题”早就公之于众，即面试环节，围绕考生提供的代表作和研究计划追问。从蒋超的硕士论文，可看出他具有一定的科研潜力。常怡先生是蒋超论文答辩主席，平时和他有些接触，多次向我推荐。
因其他导师公务繁忙，第一届司法制度三个博士生日常指导工作基本由我承担，主要包括每周一次司法学术沙龙，研究性课程，随时讨论，以及登山交流。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学生培养上，学生可随时找我。当然，和老师接触多了，他们受批评的概率也大增。
蒋超读博第一学年，我让他写篇文章——律师需要的形成。在我提供材料及思路后，他的初稿经反复修改仍远不能达到要求，最终放弃。我因此告诫他，博士期间是最重要的学术阶段，要专心学术，博览群书，寻求突破。
严格地说，蒋超读博三年努力不够，表现平淡。我曾说到，他这期间最好的作品是有些福柯风格的影评《国家权力展示的艺术》。依其智商，他远未发挥潜力，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我对研究生的要求不高，三年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蒋超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基本都是硕士期间写就的文章整理而成，说明他念博士时还在吃硕士时的老本。后来我也反思，对研究生的管理是否过宽。自由放任的政策或许只适合有天分的学生。
登山交流不能不提。西政位于歌乐山下。此山在法学界颇为著名，西政人才辈出，据说就与此山仙气有关，许多知名校友多少都沾带了歌乐山的灵气。那些年，只要有时间，我几乎每天登山。登山队伍最多时达30余人。每日黄昏，结伴同行，观夕阳，饮清泉，指点江山，其乐无穷。登山时的谈话，无所不涉，自然亲切，时而还会碰撞出思想火花。
爬山之余，在西政体育馆打乒乓球是我和蒋超这届博士生的共同爱好，尽管都是入门级，无技术可言，打法粗糙，但重在锻炼，挥汗如雨，亦乐此不疲。在相处的5年多里，我一直强调学术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倡导，在学术与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特别是坚持运动，以良好的体魄等待更美好时代的到来。学生大都沾上了“诗性正义”的气息。
时光飞逝，很快就到论文选题阶段，对此我和龙宗智教授下了不少功夫。博士论文选题，极为关键。选题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决定其一生的主要研究领域。在博士生课程上，我会花上几天讲如何选题。蒋超曾考虑农村社会治理方向，期望写出一部类似于《私人生活的变革》的博士论文。我完全支持。但后来，他知难而退。
蒋超阅读面较广，读书不限于法学领域，对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都感兴趣。在学习计划中，他说到读书，“不定方向，不求甚解，率性而为，自己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这种阅读兴趣适合从事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
我给蒋超建议的博士论文选题是《论法庭空间》。但由于驾驭不能等原因，他转而研究司法权威。这一选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但其研究不能令我满意:缺乏理论提升，经验材料不足，对策建议常规，难以解决现实问题，文风仍不够简练。而且，由于完成初稿较晚，我的许多修改建议未能落实。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在我看来，他读博期间的心态不稳，未专注于学术。或许应届博士生多少有类似问题，国家和学校的相关保障不到位，他们的较大精力耗费在为当下的生计发愁、为未来的工作忧心上。
曾有一段时间，出于毕业后想换种生活方式等考虑，蒋超想从事实务工作。我认为，博士进入高校发展空间可能更大，建议他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优势。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高校。
2010年夏，蒋超进入华政，有了较稳定的物质基础，更有了良好的发展平台。蒋超来自贵州山区，从大学到博士，山城10年，求学西政，深深打上了山的印迹;而上海及华政，历来显示出海派的特点。如今他的博士论文入选华政60周年校庆文丛，作为导师，希望他以此为新契机，融合山与海的优势，将当年登山的坚韧用于航海的探险，以西政精神嫁接华政文化，找准定位，静心学术，再写一部高质量的“博士论文”。登高望远歌乐山，闲庭信步上海滩，期望他在司法制度研究的广阔天地中有所作为。
龙宗智教授的序言对该书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引申论及变革时代学者的使命和责任担当。我不予重复，故而说些往事。作序时，我不禁想起那段与近百位CJS成员一起走过的日子。他们的欢笑与忧伤，他们的初见与离校，学习生活，点点滴滴，无需借助照片，便能清晰浮现。过铁西小面馆，伸向远方的铁路旁，正是登山集结地，漫山青翠，斜阳点缀，一路欢声，一路笑语，登高望远，只见嘉陵东去，歌乐山下的西政与川外，暮色中映照出历史的苍凉……离渝赴京，即将两载，正如奥德赛所明白的那样，“这段漂泊本身就是我生命中一部分”，遂录下一些琐碎的记忆断片，用以勉励蒋超及所有CJS成员，并怀念那段逝去的青春。
此文为《变革时代的司法权威》(蒋超著，法律出版社即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