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村展室内展出的毛主席像章许树基近照┬本报记者 郑连根 实习生 邵猛
波罗峪知青村革命标语依旧，知青们居住的屋子变成了展览室
知青村在波罗峪景区深处，还未走进知青村，便听到充满热情的革命歌曲传来。沿石阶而上，首先看到的是知青村柴门，门柱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立志山区扎根农村”的红色标语依稀可见。从柴门下走过，仿佛回到知青年代。走进去发现，知青村是一个由三排平房组成的院落，房子由石块、泥土垒砌而成。墙壁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标语虽有所脱落，但依然可以分辨出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画，历经风雨，模糊了很多。院落中保留着灶房、粮仓，当年知青们种下的杏树、槐树已长成大树，成为岁月流逝的见证。
过去知青们居住的屋子如今已经成为知青文化展览室，南、东、北三面房子分为反映五个不同主题的展览室，涵盖“返乡知青”、“插队知青”、“支边知青”、“亦农亦兵”、“永远的情怀”等内容。展室中堆放着纺车、织布机、锄头等多种劳动工具，墙壁上挂着多张反映知青生活的照片、宣传上山下乡的画报。其中一间展室的墙上，挂着几个帆布包，包上绣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还有“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字样，鲜明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波罗峪旅游度假区董事长许树基介绍，这是山东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知青村。1968年，10余名济南市知青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来到波罗峪，就住在现在的展室内，每天栽树、种地、护林。展室开放以来，吸引了众多老知青，参观者不断。去年，首届山东知青休闲文化节在波罗峪景区举行，知青村勾起了老知青们的众多回忆，其中也包括许树基自己——— 一名在青海支边16年的知青。
因表态不过关，考中专没被录取，只好去青海支边
上世纪6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1964年，学习成绩一向很好的许树基，初中毕业考试未能考上中专继续读书。1965年10月，许树基坐上西行的火车，成为一名到青海支边的知青。
记者：您是自愿支边的么？
许树基：开始我不想上山下乡，我想读中专，但是没有考上。我1947年12月出生在济南，1964年在济南十三中读书，我成绩很好，当时级部六个班，我成绩能排在前三名，升学很轻易，但是我们班50人中有5人没考上，里面就有我。
记者：成绩那么好，怎么没有考上呢？
许树基：应该是因为政治原因，说起来，就因为我说过的一句话，也算是我自找的。当时，全国掀起上山下乡运动，学校组织毕业生开会，宣传“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要求同学们表态，如果考试不过、不能升学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支边。我当时不想上高中，想上中专，因为当时中专发生活费，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到我表态时，我跟老师说：“如果考不上，我不下农村，我到工厂当学徒工，跟着工人学习也符合毛主席提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当时老师很生气，狠狠说了一句“像你这样的考不上”，转身就走了。我相信凭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上中专，可成绩出来，我没有考上。当时我就怀疑不是因为考试分数没达到，而是因为政治原因。很久以后，有同学告诉我，我的档案里写着“该生思想反动，不宜录取”。
记者：没考上中专，您到工厂当学徒工了么？
许树基：没有。我当时不想下乡，就到街道办找工作，我借到一辆地排车，算是有了工作。那时候，我还不到16周岁，长得很瘦，地排车拉起来很累人。我记得最开始拉石子，从杆石桥装上一车石子，走到青年桥，转过玉函路口，送到南郊宾馆，一车石子很沉，一个人根本拉不动，我就和五六个人合伙，两三个人拉一辆车，走一段放下再回头拉另外的几辆车，就这样慢慢往前走，走一天才到南郊宾馆，挣五六毛钱。
记者：拉地排车一天最远走多少距离？
许树基：从南郊走到东郊，再到西郊，再到南郊。我家住在人民商场附近，早晨拉空车到南郊的砖瓦一厂(今南郊热电厂附近)，拉上200块砖，一共1000斤重，拉到东郊的黄台电厂，这段是平路、下坡，拉起来还算稍微轻松，一上午就行。之后要到黄岗拉青沙，中午我就在天桥下吃一碗8分钱的炝锅面，之后拉着青沙走十二马路(纬十二路)到南郊的水泥厂(今阳光100附近)。这是一段上坡路，走起来很累人，夏天很热，一直到黑天才能走到，回到家很晚，能挣2块钱。不是天天拉，一是没有那么多活，再者身体也受不了。
记者：除了拉地排车，还做过哪些工作？
许树基：后来我到黄河边推小车。当时有治理黄河的工程，就是从黄河河滩把沙土装上小车，推到大堤顶部，用力夯实，加固大堤。还到过轻工化工厂(今将军路附近)挖井。那时候挖井没有现在先进的设备，二十多米深，完全是人力挖掘。几米深之后，人就得下去，用绳子拴着一个大桶放到井底，人站在井底把挖的土弄到桶里，地面的人把桶拉上来，这样一点点挖，其实很危险，一旦绳子断了，盛满土的桶掉下去，站在下面的人就活不了了。站在井底也不像站在地面上，井底的泥水很深，能到腰部，泡在泥水里挖土，没多久就累得不行。
记者：生活很艰苦，您感觉疲惫么？
许树基：当时主要是精神上疲惫。刚毕业时，家里面动员我下乡，后来我找到这几份工作，家里的动员少了，但几个月后，我不得不考虑上山下乡，因为我没了工作。当时街道办不让我工作，我只好在家里待着，但我在家里感觉很难受。1965年9月，有通知说，招知识青年到青海省支边，我就参加了。10月3日，火车从济南出发。从此，我开始了16年的青海支边生活。
在连队里得了个绰号：“三点了”
1965年10月，数百名知青乘火车离开济南，几天之后到达西宁，后转到格尔木地区。许树基被分配到青海生产建设兵团农建12师3团，开始了与众多知青共同奋斗的集体生活。许树基并没有因为最初不想支边，而抵制已经开始的支边生活。在农场，许树基努力劳作，任劳任怨，不管是在农业连还是机务连，许树基都服从安排，尽心工作。
记者：您讲讲到达青海格尔木前后的情况吧。
许树基：从济南出发的知青大概500多名，两个半连队，10月3日从济南出发，在火车上，我遇到小学同学陈志中，他懂曲艺，会说相声、会山东快书，我就跟他学相声，配合着他说，结果表演效果还不错。我当时就想，既然已经参加上山下乡，就要好好干，开创一片新天地。
走了三天三夜到达青海西宁，当地相关部门在西宁大厦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稍加休整，我们就坐上了到格尔木的客车，路上走得很慢，三天后乘卡车到达连队，我被分到3团8连。
记者：知青生活开始还适应吗？
许树基：还适应。我们连队待的地方是团里最好的，土地是最好的一块，小麦产量最高。我们住的是新房，过集体生活，早晨跑操，然后出工，平整土地、运送肥料、灌溉小麦等。后来，我被调到放水班任班长，负责小麦的灌溉。通往麦地的水渠有时开口子跑水，就得用土堵，有时候水流急，一时堵不住，我就蹲坐下堵住口子，一起来的战友赶紧往我背后堆土，直到土坝填好堵住水，我才站起来。那些水都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很凉，我在水里冻得腰腿都疼。
记者：您一直在8连么？
许树基：8连是农业连，1966年8月，我又调到机务连。周末、过节开联欢会时，我经常和陈志中说相声，慢慢地，就在团里小有名气。当时机务连需要人活跃气氛，就把我调过去。结果我过去之后也没说相声，而负责开拖拉机，干犁地、运肥料、冬天到草原拉水之类的活儿。后来，“农机合一”，即机务连人机配属到农业连，我到1连，再后来，又“农机分离”，我再回到机务连。
记者：在机务连有难忘的经历么？
许树基：得了个外号“3点了”。按规定，我下午两点半到连队驻地拉肥料。可当时很多人都不愿意干活，连队领导也不管，我就挨个宿舍喊“3点了，干活吧”，把他们喊出来干活，次数多了，他们就喊我“3点了”。本来我只负责拉肥料，负责开拖拉机就可以了，但我不愿意闲着，就和他们一起干活。到草原拉水也是，我原本只负责开拖拉机，但往大水箱灌水时，我就站在车上，接
过他们递来的水，往水箱倒。我一直想，多干点儿活难道还能累死吗？
莫名其妙被打成“反革命”
“文革”风暴没有遗忘边疆，残酷的斗争同样降落在青海支边知青身上。战友陈志中被打成“反革命”，许树基不惧受牵连危险，夜晚探看战友。后来，许树基也被打成“反革命”。
记者：“文革”有没有影响到青海支边的知青？
许树基：有影响。1966年秋，陈志中就被打成“反革命”，先是隔离审查，后来被安排看一个麦场。年三十晚上，我和司务长早晨出发，到格尔木买年货，晚上七八点回到连队，一天没吃饭，我一口气吃了5个大肉包子。白天我顺带买了点儿私人物品：一瓶汾酒，一个鱼罐头，一个肉罐头，为的就是晚上去看陈志中。当时1个月补助6块钱，那瓶汾酒就3块钱。
记者：当晚就要到他住的地方？
许树基：年三十嘛。走大路比较远，我走小路，天很黑，我深一脚浅一脚，9里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那儿发现他住在一个像地窖的小破房子里，房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没有窗户，用布当作门帘。大年三十，他见到我来看他，很激动，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我把汾酒拿出来，一人一半，喝完我就晕过去了，陈志中找人把我送到连队，我在床上躺了三天，初四酒才醒。
记者：您看望“反革命”分子，会不会受到牵连？
许树基：我不怕牵连，我不相信他是“反革命”。后来兵团实行军事管制，团里出现“革命筹备小组”要夺权，有人找我参加，我为了躲避开会，自己开着拖拉机到麦场上给小麦脱粒。他们派人找我，我说“抓革命，促生产，我在忙生产”，我更愿意参加劳动生产，不想参与政治活动。
记者：“文革”时期，那样混乱，您有没有被打成“反革命”？
许树基：有。“农机合一”后，我在1连，有一天，连指导员把我喊到连部，阴沉着脸，问我：“你有什么问题，赶快交代。”我自认为没有问题可以交代，指导员就说：“是政治问题，你赶紧交代。”我还是表示没有。指导员就派人到我宿舍翻“证据”，连被子角都摸摸看有没有东西。他们没找到证据，就把我隔离，单独关在一个小房子里，让一名老兵看着，连我上厕所都跟着。
记者：隔离多久？凭什么认定您是“反革命”？
许树基：隔离了一个月，指导员说“你没事了”，就放我出来。不能这样无缘无故地关我放我啊，我找到指导员，最后在全连开会，证明了我的清白。原来是这样：我在机务连的一名战友被打成了“反革命”，他被折磨得很惨，就胡乱编出一个“反革命组织”，说了几个人名，其中说我是“军师”，纲领、文件等在我这里放着。我们连队接到消息就信以为真。
返城知青重建知青村
进入上世纪70年代，青海生产建设兵团逐渐稳定下来，部分知青开始寻求返回家乡，70年代末，大多数知青开始返乡，1981年，在青海支边了16年的许树基终于踏上回乡的路，结束了知青生活。
回到济南的许树基在银行工作，起初做一些修自行车、修水龙头、送信的杂工，后来，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逐渐成为当时银行里唯一的非共产党员正处级干部，再后来，许树基慢慢走上了发展自己事业的道路。
记者：混乱持续到什么时候？
许树基：大约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局势逐渐稳定，记得第二年开春，我在地里干活，心情愉悦，想了一首诗：“南岭雪未融，北园草又生。冷漠寒冬去，欣然迎春风。”又过了几年，知青开始分期分批返城。
记者：您是在什么时候回到济南的？知青生涯给您怎样影响？
许树基：1981年，我父亲退休，我“顶调”回到济南，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市市中区办事处工作。16年的知青生活让我明白，人应该多干些实事，多做些实际的工作。开始我在秘书科，负责维修自行车、水龙头，到机场送信等等，做一些杂活。能从青海回来找到工作，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后来，储蓄分部建储蓄所，我就被借调过去帮忙，我借来不少关于“修缮定额”的书籍，慢慢地熟悉房屋拆建、修葺等使用资金的专业知识(如修缮多大面积能报销多少钱，维修应该达到什么标准等等)，再加上我很勤快，储蓄分部就想把我调过来，结果秘书科直接把我调回去了。
记者：回到秘书科还是原来的工作么？
许树基：不是，让我负责固定资产管理和汽车管理，1984年，我提升为副科长。后来，工商银行成立，我就调到工商银行市中区支行。1985年和1986年，我用两年时间通过山东大学的自学考试。当时两年半能考出来就算是好的，在我们银行，提前半年考出来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我分数很高。我工作很忙，主要是挤出时间来看书学习。
记者：您在银行工作，后来是怎样到波罗峪景区发展的？
许树基：1986年，由于我熟悉基建，被借调到市行基建处帮忙，第二年，担任副处长，1991年，任命我为行政处处长。1993年，市行下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成立。后来，这家公司“脱钩改制”，我就跟几个股东联合成立了山东佳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2001年，我无意中听到波罗峪，便去考察。结果置身其中，有种回归自然的感觉。又加上波罗峪保留着完整的知青村，我决定投资开发波罗峪。
十年前，波罗峪无水无电无路，人烟很少。后来在公司员工努力下，修路、架电、栽树、盖书院、修水坝、筑小桥，波罗峪逐渐成为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度假旅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