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为何缺少“趋势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同中国学者和舆论跟着西方学界的话语系统亦步亦趋有关——把握新趋势，需要自信与自觉
本报记者杨逸淇
编者的话
当今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悄然加快着步子。
说“悄然”，因为行迹未彰。若不留心去听，那轻微却急促的步点总会淹没在日常的喧闹声中。近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专题报道《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上海几家报纸摘要刊出；美国趋势学家里夫金新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文版上周末发行，本报也以两个整版篇幅做了书摘。这些文章和专著对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趋势性动向的描述、归纳整合和分析判断，对并不遥远的未来图景的推演和预测，给予我们启发；但在我们内心引起震动的，是人家对变化迹象的用心观察、对趋势动向的刻意捕捉，是人家努力踮着脚尖引颈远眺的姿态和总在试图“见微知著”的强烈意识。国外这一类的学者及其著述，我们已不陌生。
可以批评人家的眼光不准、眼力还浅、着眼点有偏差或者视界不够开阔，但只要想到，我的视线是被人家牵着在走，我关注和思考的落点是人家的指尖所在，那么，恐怕先得自省。
历经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为了赶超，我们更已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令人振奋的目标。科技要“弯道超越”，抢进前沿；产业要转型升级，力争高端。然而，我们是不是还缺少一些在不断眺望并思索着科技和产业变革趋势和方向的人？不去看不去想，洞察力和远见卓识都无从谈起。也可能，我们身边其实不乏这样的高手，只是“悄然”着，因为缺少“喊话”的机会，缺少扩音器——果真如此，媒体难辞其咎。
上海一位老科学家对科技研发之道曾有精妙论述，说此事犹如猎兔，须得三种类型的人才通力合作：指兔子的、打兔子的、捡兔子的。“打兔子的”潜心科研攻关，“捡兔子的”擅长转化技术成果使之在市场上实现效益，而“指兔子的”，是站在高处踮脚眺望、善于“见微知著”，能指明科研方向的人。
在今天，“打兔子的”和“捡兔子的”固然都不可或缺，而科技创新、产业转型，“指兔子的”更缺少不得。本报有感于此，约访了一批专家学者，今起推出这组报道。敬请读者关注，更盼读者指教。
西方学界一直密切关注现实发展问题
文汇报：许多人记得，上世纪80年代，由西方导入的未来学在中国形成了一股热潮，国内也涌现出了一批知名学者，其中您和夏禹龙、冯之浚、张念椿先生被称为“四君子”；你们提出了许多对发展趋势深具洞见的观点，比如“梯度发展理论”就被应用于日后的改革实践。如今从国外到国内，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议论声渐渐热烈，但中国学者的声音轻了些。当下中国学界似乎缺少“趋势学家”，您认为原因何在？
刘吉：西方学界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现实发展问题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关注，不断有新的说法和新的论著，也不断出现知名的“未来学家”或“趋势学家”。当然，那其实也是鱼龙混杂的。在我看来，尽管有些阐述趋势的书如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是畅销名著，也为中国读者熟知；但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著作，当首推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两本书，对后来世界的发展路径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学界缺乏趋势学家，很大程度上同中国学者和舆论跟着西方学界的话语系统亦步亦趋有关。学术需要自信和自觉，中国学者要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特看法，中国媒体也要乐于传播国内学者的观点。当然，学术界领导更应该支持中国学者的创新和媒体对创新的传播。只有这样，他们的声音才会越来越响。
完整的一次“革命”包含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文汇报：回到前面提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上来。最近一段时间，由美国学者里夫金的新著《第三次工业革命》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同名封面文章等引发的有关讨论备受关注。您怎样看这场讨论？新的一轮工业革命真的到来了么？
刘吉：人类社会发展是否迎来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关键要看社会生产力是否有了革命性变革——生产力是人类生活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瓦特发明蒸汽机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说到底是蒸汽机带来了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被直接称作“蒸汽机革命”，是因为除了生产力这一因素之外，生产的社会化组织方式在其中同样非常重要。生产力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这才算得上完整的一次“革命”。因此，直到19世纪历史学家才将蒸汽机发明与应用所促成的工厂机器生产方式，称为工业革命。它本质上是一个用“工业”命名的产业革命，一场由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化社会的产业大革命。
在漫长的工业社会中，技术和生产力仍在不断进步，甚至有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如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一些西方学者也称之为第×次工业革命。但要注意：在英文中“工业”和“产业”是同一个词，所以，西方学者讲的第×次工业革命并不等同于第一次，即18世纪那次被称为工业革命的产业革命。
这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实质上是一场“科业革命”
文汇报：很多人认同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分别是蒸汽机—机器生产、流水线大规模生产，而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却有着各种各样的标签，如信息革命、技术革命、知识革命、数字革命、互联网革命……在您看来，现在讨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本质特征是什么？
刘吉：无论是哪一种叫法，实际上都表明了人们希望对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变化进行理论概括。最早是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首先提出工业革命开创的工业化社会已经走到尾声，崭新的社会动向层出不穷，但他概括不出人类将面对的这个历史性转折，只好称之为“后工业社会”。随后，托夫勒提出了“第三次浪潮”，照他的看法，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形成了农业社会，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形成了工业社会，而微电子技术将带来人类从生产、生活、文化、政治乃至思维方式全面的变革，他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的重大功绩是普及了人类正处在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期这一理念，但从学术价值讲并不比“后工业社会”前进了多少。以后是奈斯比特，他在《大趋势》中全面提出了人类发展的十大新趋势，认为信息正成为未来社会的战略资源，他用“信息革命”和“信息社会”来表达后工业社会，这在今天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再后来出现了“知识经济”，这个新概念由于联合国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引用，一下子引起了重视。
对于人类目前面对的这一历史性转折的革命和未来社会，应该怎么样概括，现在其实没有定论，所以不断出现新的概括。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学者，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认为，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标志不是某个产品（蒸汽机或知识、信息），而是生产新产品的新的生产方式。上世纪中后期，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敲响了工业社会的丧钟，它以不可阻挡之势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和“网络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和信息成为人类生产的战略资源和主导资源，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产业化，成为崭新的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硅谷的诞生是其重要标志。如同当年工业革命一样，这次新科学技术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科业革命”，代替工业社会的将是全新的“科业社会”。这个革命代表着“科业”正在成为人类劳动和生产的主导方式，而这个劳动和生产的主力军将是以知识分子、科研人员为中心的脑力劳动者。在这个历史大转折时期，人类发现并清算着工业文明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病，如丛林法则的竞争导致社会不公正和社会道德沦丧、工业污染以及对资源的滥用严重破坏地球生态平衡等等，“科业革命”和“科业社会”呼唤着一个全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时代。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快工业化步伐
文汇报：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趋向，您认为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
刘吉：目前我国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这是我们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首先要明确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堪称奇迹的经济成就，但中国至今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落后了几百年，后工业化使命更是加倍沉重。
城市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推进工业化，首先要进行体制改革。工业化最本质的标志是农民阶级的消失。当今美国农业人口只有2%，欧洲只有3%，而且这些农业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生产农民，而是农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农场主。农场主不是农业资本家，就是一家一户的社会化大生产农业经营者。资本主义是通过残酷的方式（例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为解放黑奴农民打了一场南北内战）消灭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渐进有序的方式实现农民阶级的消失（例如农民进城当工人或从事其他职业，农民后代接受现代教育成为知识分子）。农民进城，源源不断提供了廉价自由劳动力，这是工业化必需的条件，更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后发工业化的竞争力所在，理应推动——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了这个共同规律。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快工业化步伐，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包括农业必须进行根本体制改革。
《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和相关讨论文章的意义在于，它们进一步展现了美欧经济发达国家“科业革命”的新跃进，生产已从工业社会的机械化自动化，进入到“科业社会”的智能化数字化了，体力劳动者将从脑力劳动者设计构建的数字化生产线上消失，这正是当年马克思所预言的历史大趋势。美欧将实行数字化生产的“再工业化”、“再造制造业”，这将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构成巨大挑战，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将会渐渐失去。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
我还是要说“梯度发展理论”，中国不可能一下子追上美欧发达国家的“科业化”，但必须从现在做起，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应该争先，采取一切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教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真正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密切追踪并及时赶上在美欧经济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着的“科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