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雄
前两天，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在一个会议上说有人告诉他，“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秩序，有秩序的社会才能有公平，有秩序的社会才能有正义，有秩序的社会才能有幸福和谐。”这让人不禁想起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朱熹的历史世界》里面揭示的，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大的理想就是建立“人间合理秩序”，可见秩序的确是社会最重要的元素，而建构人间合理秩序也寄托了古今知识分子的天下家国情怀。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各自的秩序，而且这些秩序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而言，也都有其合理性。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其最大特点有三：一是以家庭为本位，家庭既可以说是此类社会建构的起点，也是建构社会的最终目的；二是每个人的社会身份以其在家庭、家族中的角色而定；三是人际关系其实就是宗法血缘的关系。
这样的社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熟人社会，其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以血缘为其形而上依据的儒家道德，其社会秩序的构成是：有一个最高的道德权威(族长)；所有人都必须服从这个权威(孝)；社会结构以辈分(血缘)从高到低排列；每个人依据不同的人际关系，充当各种不同的角色，比如父子、夫妇、兄弟等等；每一个角色都有其各自的规定性(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言所行符合角色的规定性就是道德的，否则即为不道德，极端的情况就是大逆不道。
传统中国由无数的村落构成，每一个村落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熟人社会。每个熟人社会都有一个核心家庭，朝廷其实也是一个家庭，所谓家国同构、国事即家事。由于历朝历代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彼此间隔疏远，所以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一直保持在最低的水平，这反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所谓超稳定结构。
这样的局面一直到鸦片战争才被打破。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从此开始转型，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没有结束。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更多的人离开村落，进入到一个更加宽广的陌生人社会，中国社会的转型也更大规模、更加深刻地展开。
人永远是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社会转型触及到的也是人的问题，一是人的定义，每个人不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各种角色的集合体，而回归到单一的权利主体，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从臣民变为公民；二是人际关系不再依据血缘关系而定，而依权利的原则而定：每个人因为同样的天赋权利而平等，因此人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彼此尊重、协商、同意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
这种对人、人际关系的重新界定无疑会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其要点是：所有人享有同等的权利；所有人共同制定具有普遍的社会适应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规则，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团体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规则的最高形态是法律。
这就是我们所要形成的新的“人间合理秩序”。毋庸讳言，这样的秩序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理想，我们离这样的秩序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谁也阻挡不了历史进步的潮流和脚步。
(作者系广州市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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