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顾泳
在上海，他是病家心目中的知名眼科教授；出上海，他是为老少边穷地区送光明的“老张”。前不久，普陀区中心医院副院长张兴儒领衔的“慈善光明行”团队荣获“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还没怎么细品这份荣誉的滋味，老张又投入今年的“光明行”计划：前往海拔4000多米的青海省果洛县。
从2006年至今，连续6年的夏天，老张都与上海同行有着“默契之约”——到偏远地区送光明。这支由教授级专家组成的团队足迹遍及青藏高原、天山脚下、内蒙古大草原和云贵山区，义诊数千贫苦百姓，为近600名白内障病人送去了光明。
一张幻灯片催生“光明行”
做临床、搞科研，张兴儒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每周看两到三次门诊，轮到“手术日”一天做十几台手术。可即便忙成这样，他的心思还没填满。
七八年前，张兴儒在北京大学进修，听一位西藏学者讲，当地百姓一生无医可求，慈善人士捐款造了医院，却大半年招不来一个医生。学者展示一张张来自西藏的幻灯片，有一张格外触动人心：老人转着经轮，一双望向天际的眼睛，因常年高原阳光照射浑浊无比，目光空洞。老张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身为眼科医生，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返沪后，这个想法很快萌芽。与普陀区中心医院领导商量后，医院决定组成一支医疗队，前往那位西藏学者提到的地方——川藏边界佐钦乡，开展以白内障复明手术为主的慈善医疗。大伙儿合计，就起“光明行”三个字，寓意助盲者重见光明。
首次出征，13个人4辆车，带了270多种医疗器械，最终在佐钦乡义诊1000余人次，做了18例白内障复明术。需要诊治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医生护士几乎不眠不休。临别时，因人工晶体带得有限，仍有部分百姓无法得到医治，队员们带着些许遗憾告别，心底却被几天来的所见所闻打动。“失明了大半辈子的老妈妈，摘开纱布看到光亮，长跪于地感激不尽，以为是神明转世。此时此刻，医护人员的价值得到最大实现。”队员黄建军回忆。
善款使用项目运作公开透明
本以为做慈善好事总是顺顺当当，却不料“光明行”的第二站便遭遇挫折。原本联系好的甘肃省某国家级贫困县最后一刻变卦，理由是群众不愿意。老张很纳闷，打电话细问才知，当地百姓曾吃过“慈善”的亏，医生开完刀当天就走人，病人留下后遗症却再也找不到医生。这件事，为“光明行”打了一剂预防针，“爱心也可能做不成好事，反伤了对方的心”。从单纯做慈善医疗，到考虑怎么做好慈善，张兴儒开始学着跳出医生的角色去思考。
他与队员们多次商讨后，定下几条 “光明行”慈善原则。首先，量力而行。每次出行严格控制手术数量和人数，只做自己擅长的领域，志愿者定岗培训；其次，不因慈善降低品质。“光明行”采用的是最先进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术，材料是进口优质折叠人工晶体，这都与上海本地水平持平；再者，每次行动队员新老搭配“对半开”，既保持大家做慈善的激情，也可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更重要的是对资金实现科学管理。曾有基金会提出，只要“光明行”项目符合他们的捐助方向，将会每年固定拨出经费；也有厂家表示，只要冠个名一次性费用全部解决……都被老张婉言谢绝了，理由很简单，“我们想做纯粹的慈善，医者履行救死扶伤天职的慈善。”而今每次出征，“光明行”都采取“先预算后决算”的方式，反复与对方确认大致手术数量，每笔费用款项清单都公布给参与方。6年来 “光明行”手术近600台，未发生一例并发症及意外，账目清晰透明。
从13名医生到200名志愿者
“参加‘光明行’会上瘾的！”从首次出征的13人，到如今越来越多人主动请缨。眼耳鼻喉科医院徐建江、中山医院袁非、瑞金医院廉井财、新华医院赵培泉、东方医院张伟英、市一医院邹海东……这些沪上大名鼎鼎的专家每年都坚持挤出时间参加“光明行”。
气候恶劣、环境艰苦……老少边穷地区可以想象的情景，令人不禁诧异：到底是什么，使“光明行”得以牢牢吸引住人心？专家队员们说，“人难免寂寞、浮躁，真正平静快乐的日子并不多。在‘光明行’的日子里，感受着原始的平静与快乐，更点燃了每个人心中那份向善的心。”
在向善的心带动下，慈善犹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
6年前，张兴儒与队员们因为携带含液体成分的医疗材料，为必须出具相关证明才能登上飞机而伤透脑筋；如今，东方航空公司已成为“光明行”的合作方，医疗器械材料可在机场走绿色通道，省去诸多麻烦。
6年前，老张与医院员工好不容易四处联系，方才落实医疗器械和材料；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参与，设备耗材自筹已不再是难题。
6年前，“光明行”还只有本院医生护士报名参加；今天仅外围就有200余名备选志愿者，从教授、设备工程师到企业家、海外学子，不拘一格。
老张说，2006年启动 “白内障复明慈善光明行”时，定下目标是10站，现在做了6站，才走到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希望能比之前做得更好，让更多百姓从中获益，也让更多志愿者感受发自内心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