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9月，白朗按照孙文、黄兴的要求，率军南下进入湖北，配合“二次革命”。与孙黄联络，是白朗起义最为跌宕起伏的一笔，也是白朗军自身发展的需要。图为二次革命中讨袁军在阵地装设大炮。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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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金中
引子
PREFACE
白朗起义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情况，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队伍和南方革命党有着紧密联系。
联络孙黄，是白朗起义最为跌宕起伏的一笔。史学界对白朗起义的诸多争论，往往就在于此。
白朗和孙黄革命党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说法，从目前发掘的史料来看，孙黄往白朗队伍中派去了一些革命党人，这些人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孙黄也没有中断和白朗的联系，而白朗本人也接受了革命党人的一些思想和主张。
白朗为什么愿意接受革命党人的思想和主张呢？
最为传统的说法是，白朗有觉悟，什么“深受革命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愿意接受共和民主正确主张”，等等，总之，白朗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土匪，而是深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熏陶的人，还有一些文章极力论证白朗军如何具备资产阶级革命性质。
这些说法，也许有道理。
但我个人更倾向理解为，白朗联络革命党是他唯一的正确选择。
白朗到底有没有接受革命党的思想呢？也许有一些，但或许仅仅是一些。
革命党的共和民主在近代中国确实很有诱惑力，白朗也读书，也看报，受其影响理所当然。白朗也是一个愿意“办大事”的人，革命党要办中国的大事，白朗心向往之，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白朗愿意接受孙黄领导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自身组织结构所决定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水泊梁山的宋江为什么要招安？首先，宋江自己想招安；其次，宋江的队伍也想招安。宋江在位时，水泊梁山好汉们的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前政府官员秦明、关胜、呼延灼等占了很大成分，像阮小二、刘唐这种农民无产者的比例已经大幅度下降。即使宋江不想招安，手下兄弟们也会主动要求招安，这就是整个队伍的需求。
“杆子”队伍的特点也决定了白朗接受革命党人的主张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前文已说过，白朗的“杆子”队伍实力越强、名气越大，越能吸引其他“杆子”来投奔，越有“杆子”投奔，队伍越强，名气也越大。“马太效应”式的发展决定了白朗队伍只能做大，不能偏安。
现代商界，当一个很有潜力的小公司无法突破自身瓶颈时，就会主动选择被大公司并购或联合。在当时，能够让白朗队伍突破瓶颈、进一步壮大的，只有外部力量。而白朗已经与执政当局彻底决裂，与袁世凯作对的只有革命党，况且革命党在思想、理念等软件支持上要强于只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枭雄，所以，与革命党人合作，是白朗唯一的正确选择，这不仅是白朗个人的思想追求，也是整个队伍的发展需求。
但遗憾的是，起义军中像白朗这样看清形势的人寥寥无几。
安排革命党人军中任职
白朗和孙黄的联系早在1912年就开始了。当时，孙中山派革命党人孙浩到白朗军中协助工作，不过没有引起白朗的重视，只安排了秘书工作。1913年，白朗军攻打鲁山县城时，孙浩遇难。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北方袁世凯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局势非常紧张，孙中山极力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在孙中山的指使下，革命党河南支部派熊思羽、贾谊二人到白朗军中工作。熊、贾二人先到武汉，找到当时武汉支部的负责人邹永成。邹永成让熊、贾二人给白朗捎去一份委任状，上面委任白朗为豫湘鄂三省联军先锋司令。可惜熊、贾二人到河南后，还没和白朗接上头，就被张镇芳逮捕并杀害。
1913年5月和7月，黄兴两次派革命党人阎子固和白朗联系，并写信要求白朗配合即将开始的“二次革命”：“……袁军大兵分道南来，内地空虚，乘虚直捣，必获优胜。足下占领豫鄂之间，相机进攻，可以窥觑豫州，若能多毁铁道，使袁军进路阻碍，为功实非浅显。”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湖北的军警还查获过武汉地区革命党人偷运给白朗军的武器弹药，可见，孙黄对于这样一支活跃在中原腹地的反袁武装格外重视。
同年8月，孙中山又派一位姓沈的革命党人到白朗军中工作，受到白朗的重视，此后白朗军的重大战略决策，多由沈参谋筹划。据白朗当年的卫兵刘绍武回忆：“起义军中有一沈参谋，孙文从南边派来的。这人穿一身黑制服，剃的光头，戴着军帽，留着八字胡，年约四十多岁，人很好，很和气，不爱发脾气。”而张镇芳给陆军部的电文中也提到，白朗军中有一革命党参谋“身穿洋装”，大概就是指这位沈参谋。
此后，黄兴又派来革命党人徐昂、刘天乐、于庆华三人到白朗军中任职。
这些革命党人进入白朗军中后，基本担任参谋工作，对白朗军的正规化建设、战略规划、战役指挥都起了很大作用。
白朗本人对这些革命党参谋非常重用，这也反映出白朗对革命党促进其队伍壮大作用的重视。
白朗和孙黄取得联系后，其队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此之前，白朗军的战略及战役任务都是为了解决自身生存需要：或壮大声势，或抢夺粮饷，此后，白朗军开始作为革命党人的武装或革命党人“盟军”出现在中国军事舞台，一系列大的战略规划，如南下湖北、西征入川都是为了配合革命党的军事需求。其中南下枣阳，就被认为是白朗军配合“二次革命”的一次战略部署。
南下湖北抚汉讨袁
1913年夏天，袁世凯先发制人，宣布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南方革命党人随即策动南方各省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为了牵制南下的北洋军，孙黄等多次与白朗联系，希望白朗军能南下湖北，配合“二次革命”。白朗很积极地答应了，他把目标定在湖北枣阳。
枣阳是湖北襄阳的屏障，楚北门户。枣阳县知事夏柏华，也是项城人，据说是袁世凯的远方亲戚。枣阳驻军为鄂军第三十六团的两个连。
1913年9月，白朗军经过长途跋涉，兵分两路进入随州境内。当时不少被裁撤的鄂军官兵在当地革命党人的鼓动下纷纷加入白朗军。
9月25日，白朗军兵临枣阳城下，深夜发动攻势，于拂晓时分占领枣阳县城。
但让人失望的是，在白朗军进入湖北之前，“二次革命”已经失败了。孙黄二人流亡海外，南方的革命党人都销声匿迹，原来白朗是配合“二次革命”，现在配合的对象一下子崩溃，白朗反而成了孤军作战。
但白朗没闲着，他在枣阳休整12天后，根据革命党参谋的建议，将3000多人的部队整编为17路——其实就是原来的17路“杆子”，但仿照近代军队编制设立了参谋处，担任参谋处主力的自然是沈参谋、徐昂等人。
耐人寻味的是，白朗军在贴出的安民告示中，宣扬的不仅仅是以往绿林好汉那套“劫富济贫”的东西，而且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比如反袁、反独裁、倡立共和等。
据一些参加过白朗起义的老人回忆，这些文告大多出自革命党参谋之手，白朗不仅事先过目，而且完全赞同。文告中，白朗首次使用了一个新头衔：“中华民国抚汉讨袁司令部大都督”（此后文告中又出现“中原扶汉军大都督”的落款，扶汉、抚汉两词相互混用情况很多）。
这个头衔可谓非常具备近代革命党人的混杂思想——估计也是沈参谋等人想出来的新名词。
对于新头衔中的扶（抚）汉说法，据文史资料记载，白朗自己有过一次解释：“孔子曰：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今汉虽复，若一任袁贼自为，而不早为扶持，行将即颠，则又焉用吾民？”
扶汉也好，抚汉也罢，对于一个刚刚接触革命党民主共和思想的人来说，出现这样名称混乱的情况并不奇怪，且不说白朗对那些民主革命思想只是略懂皮毛，就是搞了半辈子革命的老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后的低潮时期，思想也是一片混乱——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居然要求党员们打指模、赌咒发誓，还把党员分成几个等级，分别享受不同的权利，孙黄为此还闹了分家。
名称混乱不可怕，可怕的是白朗军虽然打下了枣阳，但“二次革命”失败了，白朗军成了南下北洋军唯一的目标。尽快转战到安全地带，才是白朗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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