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国的《矿工》构思了23年，他说一辈子活着的意义就是它了
油画《矿工》局部，杨建国说：“没有故事的人，没有故事的画，都一样没有生命力。”
杨建国希望有博物馆能收藏《矿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群人他曾是矿工，在新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里，他见证了这个时代挖矿者的生死，并很庆幸地活了下来；他也是一名画家，在这个和平而安静的时代里，他没有忘记过去的峥嵘岁月。一幅长达64.8米的油画，记录了矿工和他们曾经苦难的日子。
“乌黑的矿井，羸弱的工友，腐朽的木料，血一样滇红色的煤，幽灵般蓝色的荧光……”在过去的30多年间，杨建国的梦总是被这样一幅画面惊醒。醒来时，他仍会感觉自己身处在那一块暗无天日的矿井中，将煤块一块块地装上车，沿着轨道一步步地推送着运煤车，前方也是一样黑暗得无边无际。
这样的恐怖景象让杨建国不止一次泪流满面，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他熟悉的。34年前，他还是一名矿工，在井下见证了无数工友的活着和死去。“我欠他们的，更要对得起那时的自己，所以我要用画为他们立碑。”杨建国说。于是，他筹划用色彩去还原当年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18块板，每块长3.6米，高2.1米，全长64.8米，近120个人物，这是画家杨建国作品《矿工》的尺寸，也是中国目前为止由个人完成的最大油画，但并不是那一段人生经历的厚度。
他说，我这一辈子，活着的意义就是它了。
矿工的画家梦
“那时候全中国都是知青，得到挖煤的工作很不容易，都需要关系。到了矿上还有3个月的试用期，但是你进去了就永远也别想出来了。”
杨建国出生于1954年。父亲早年在胡宗南的部队当兵，当过连长。胡宗南部入川后，很快溃散，他在乐山加入了解放军，再后来，到了犍为县的嘉阳煤矿，认识了出身地富家庭的母亲，并成家。在短暂的幸福之后，整个家庭便成为矿区严厉管制的对象。
“土改的时候，母亲家族里的9个顶梁柱全死了。”杨建国回忆说。文革期间，父亲成了矿上的重点管制对象，母亲因为老家是地主，被勒令带着两个弟妹回农村参与劳动改造。杨建国从小喜欢画画，虽然没怎么学过，但最起码知道美术中有一种笔法叫做素描。18岁那年，杨建国初中毕业后去犍为县乡下当知青，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他拼命干活。挑谷子时，别人两个人抬一箩筐，他一个人要挑2筐，300多斤，以致有一次腰部严重受伤。
很快，当地的文化部门发现了他的特殊才能：杨建国做黑板报、画宣传画很漂亮，所以经常调他到县里做一些宣传工作，这一段日子，是他最幸福的时光。
插队一年后，父亲退休，杨建国得到了一个让别人羡慕的机会：回矿山当工人。从矿山出来的人，才知道矿山的艰难。他一百个不情愿，一直拖着，最后母亲亲自来乡下劝说他，说三个弟妹都需要抚养，他才回了矿上。
“那时候全中国都是知青，得到挖煤的工作很不容易，都需要关系。到了矿上还有3个月的试用期，但是你进去了就永远也别想出来了。”杨建国说，回了矿上之后，他才知道县上文化部门已经通过了对他的考察，打算录用他去县委宣传部工作。
而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每天回到家里，拖着疲惫的身体他都蒙在被子里哭。他的梦想是当个画家，可现在却成了矿工，而且，一待就是5年。
要死在这儿了
在当时，没有哪家城里的闺女愿意嫁到矿上，外面的人称他们：“都是些埋了但没有死的人。”
在下井的第一天，杨建国觉得这辈子必定要死在这里了，只是不知道如何死法。
离他最近的死亡迅速而至。在井下，杨建国的工种是挖煤工兼运输工，大多数时候，他负责把一车车的煤运出井外。那个年代没有机械，只能是人工使蛮力把运煤车推出去，而一车就是几千斤的分量，万一失手车辆砸下来就是要命的事情。
一次，杨建国刚把一车煤运出去，坐在轨道中间的缝隙里面休息。突然，轰鸣声大作，他下意识地迅速躺在了轨道之间的缝隙里，几辆煤车从身边沿着轨道直冲了下去，只挂伤了他屁股上的一点皮，这一刹那，他蒙了。
“如果不是下意识地躺下，刚好又在两个轨道中间站着，煤车冲下来我就成肉泥了。”杨建国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还有一次，他和好友严世昌一起运煤，正走在半道上，他似乎觉得头被什么东西压了一下。这一瞬间，他毫不犹豫地狂冲至5米开外，背后轰隆一声，他一回身，严世昌已被一块2米长的大石压倒在地。
没有思考，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他迅速跑回去抬起了这块大石，而身旁的另一位工友也拖起严世昌向后面跑去，他们刚刚撤离，更大的塌方就来了。杨建国说：“如果晚3秒钟，我们就直接被埋了。”
但是并不是每次都那样幸运，爆破手“彭大汉”的死给杨建国留下了永远的阴影。那是一天中午吃饭时间，彭大汉在完成最后的一次爆破，打算完了才吃送下来的煎饼和玉米胡子（中间餐，烤饼）。然而，等了几分钟炮还没有爆破。
“锤子哦，又是哑炮！”彭大汉嘟囔着把炮抽出来，就在那瞬间，炮爆破了，一股鲜血直喷出两三米远，溅到了杨建国的脸上。
“那时候，彭大汉还一直站着，可是下巴已经被炸掉了。”杨建国说。
每一年，嘉阳煤矿上都要死二三十个人，每天下矿前，矿工们想都不敢想，这一次还能不能活着回来。而在当时，没有哪家城里的闺女愿意嫁到矿上，外面的人称他们：“都是些埋了没有死的人。”
走了，就别回来了
1978年9月，杨建国考上了四川美院，师傅没有再吼他了，而是在他临走的时候，送了他一支钢笔，说：“好好念书，走了，就再也别回来了！”
所以，当杨建国从矿工变成画家之后，他想着，总有一天，他要用画笔记录那个苦难的时代。
被刻画的120多个矿工人物中，许多人都是一想起来就令杨建国流泪的人。他静立画前，说：“有40多个人物是真实的，他们都是我所熟悉的，也是有故事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一想起那段岁月，杨建国第一个想起的，总是一直吼自己的师傅。师傅姓陶，因为身材魁梧的原因，别人都叫他“陶大汉”，除了骨头大，嗓门也大。每次师傅一喊他，杨建国总以为在放炮。
杨建国有些怕师傅，他刚当起矿工时，师傅已经干了20多年，属于“神”一般的存在。在井下，一般架支柱，什么地方发生塌方时的抢救这些最危险的技术活，都是由师傅担当的。杨建国刚开始想站近点学习点技术，师傅总是朝他大吼：“滚开！滚远点！”
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这些活都是经验积攒起来的，离得近了，一不小心就会死人。但他还是很烦师傅，那时候年轻气盛，总觉得师傅训斥他像对阶级敌人的批斗一样，丝毫不留情面。1978年9月，杨建国考上了四川美院，师傅没有再吼他了，而是在他临走的时候，送了他一支钢笔，说：“好好念书，走了，就再也别回来了！”
就在杨建国上大学后的3、4个月，母亲带话来说，陶师傅死了。师傅得了急性肝炎，浑身没劲，但是矿上为了完成产量，不批他的假。后来已经躺在床上吃不了饭了，矿上还是命令他下井干活，病得再重每天都要去。结果有一天，师傅在井下昏了过去。
当时拉到矿区的医院去抢救，两天过去了都没睁眼，最后死在了手术台上。
杨建国回想起师傅，头脑中总是一幅师傅抬起木头，大喊一声，冲向塌方前沿的场景。那里有死亡，但师傅从未畏缩过。所以，他将这一幅画面画在了自己的画作中，为了给师傅一个交代。
在这幅画中，满脸络腮胡子的师傅，终于成为了杨建国心目中的英雄。
对死亡的恐惧
“救援队一天到晚都没事，闲了就是喝酒、打牌。”杨建国和工友们那时很羡慕这样一份工作，因为那时的矿难，“说塌了就塌了，基本上用不上救援。”
除了师傅，杨建国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是矿工徐文科。徐文科是转业军人，在修成昆铁路时当过技术兵。
徐文科因力气大、技术好，被称为“煤炭收割机”。
“他干活谁都瞧不起，觉得自己干得最多最好，那个时候我们都羡慕他，现在一想就是傻，哪有抢着干活的？”杨建国说。不幸的是，徐文科一次在挖煤时，矿井突然塌方，一根顶着上面的柱子直接压在了他的腿上，这条腿永远地瘸了。
后来矿上照顾他，给他分了地面辅助的活，一月工资30多元，他不干，说什么都要下矿挖煤。但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前完成过任务，一起下井的工人，也没有一个人再瞧得起他。徐文科幸运的是，他还活着。死亡，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这个矿区，似乎是一件如影随形的事。在《矿工》画作的后半部分，杨建国开始运用现代主义的写实手法，表达这些矿工对于死亡的恐惧。
但是，真正的惊恐来自于生活。在杨建国当完知青后回到矿区的一个早晨，他正在睡觉，一声“救命”的大叫惊醒了他，他推开窗户：看见一名矿工手持菜刀，正在追赶一名医生，持刀者还在大喊：“砍死你，让你跑！”
那人是他的同学陈元营。杨建国听母亲说，他下乡的时候，陈元营的神志就开始变得不清醒了，“时好时坏，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要砍。”
还有一个叫陈援朝的朋友平时话不多，总是乐呵呵的。有一天，陈援朝在家里做饭，削茄子的时候，削着削着，突然用菜刀划了自己的脖子，顿时血液喷涌而出……
杨建国说，在当时，“一般都是矿上领导的关系，才能被分个好差事，比如救援队，他们一天到晚都没事，闲了就是喝酒、打牌。”因为那时的矿难，“说塌了就塌了，基本上用不上救援。”
“许多人为此想不开，也有的天天活在恐惧里，精神常年不好，一时急火攻心就疯了。”杨建国说。所以，他把这种恐惧藏在了画作的每一个人物当中。
为冲刺高考“自残”
杨建国一看这样下去不行，自己马上就要触碰到25岁的高考年龄红线了，要是错过了1978年的高考，这一辈子就毁在矿上了。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极端的办法……
《矿工》中，杨建国把自己也当做是一个矿工的原型画了上去。在第六幅画板上，一名矿工赤裸着上身，趴在地下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正在推一辆装满了煤的运输车。
那一年，杨建国23岁，他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之中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在1977年参加高考失败后，他打算参加来年的高考，做最后一搏，目标是四川省美术学院。
可让杨建国苦恼的是，矿上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复习，每天都要加班，不累到精疲力尽领导就不让回家。
“一开始工作8个小时就是15、16个立方的任务，可工人为了早点出井，拼命在7个小时就把活干完了。可领导一看，怎么还有一个小时的空闲呢？于是就把工作任务加到了每天20个立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工作量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长。”杨建国说，最长的一次加班甚至到了20个小时。
每逢重大节日，还有一些“多产煤为祖国做奉献”、“产量翻一番”的极左运动，工人们只好吃住都在矿井里，每天在井下睡两三个小时，起来接着干活。杨建国一看这样下去不行，自己马上就要触碰到25岁的高考年龄红线了，要是错过了1978年的高考，这一辈子就毁在矿上了。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极端的办法。
有一次，他在井下受了点伤，在小腿内侧，他不仅没有用药，还每天挖厕所的泥糊在伤口上，结果一个星期后，他的大腿也肿了，换取了休假两个星期的待遇。“其实还能坚持一段时间，能休假一个月的，可是最后我自己害怕了，大腿肿得已经不能走路了，我怕别真残废了。”杨建国说。
还有一次，他甚至打算用锤子砸断自己的胳膊，这样可以换来休假一个月的待遇。“手臂砸了，就能救命。可毕竟下不了狠心，一砸就砸偏了，把小拇指砸骨裂了，只休息了一个星期。”而至今，杨建国的左手小拇指还残留着当年自己“自残”的痕迹。
“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让我们这一代人逐渐明白了，一开始相信的东西，到最后原来都是谎言。”杨建国说。
那些脆弱的梦想
在画的最后，这些“知识分子”和矿工们一起，双手合十祈祷着什么，杨建国说：“他们看起来是在祈祷平安，但深层次是让人们不要忘记，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人类付出过像这些矿工一样，残酷的血的代价。”
像杨建国的大学梦一样，矿山上也有着一群拥有梦想的年轻人。
刘事元是50年代的大专学生，学的是医疗专业，他的理想是考上空军，当一名飞行员。起初，他被分配在嘉阳矿山一家医院里工作。
有一次，矿山上安排职工代表讲话，刘事元做了发言，会场下雷鸣般的掌声让他第一次有了幸福感。但是，第二天领导就找他谈话，说他的发言有政治问题，属于要被批斗的“反党反人民”之列。这让刘事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时，领导劝说他：“咱们矿山上‘右派’是有名额的，你不当别人就得当。不如你先把这个名额应承下来，当几天咱们再换别人，轮流坐庄好了。”并允诺他，结束后马上提拔他为医院的正式药剂师，刘事元心动了，但也因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在他答应当“右派”的第二天，就被拉到广场上被当做典型批斗。医院的工作也丢了，组织上派他去当了一名矿工。此后20年，他一直在挖煤。直到50多岁，才重新回到医院工作。
还有一名高中毕业生李华一，是正宗的“老三届”。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什么活都干，从来不喊累。
慢慢地，矿上的人发现李华一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摆弄收音机。70年代一个一般的收音机5、6元，档次高点的也就20多元，李华一一般都买十几元钱的，这是他每月发了工资后的第一件事。
他把收音机拆了装，装好了再拿出去卖，对他而言，当一名收音机工程师是他梦寐以求的。但是不幸的是，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每天，他都在地下最黑暗的地方，做着他关于无线电的梦。
在画面的最后，这些“知识分子”和矿工们一起，双手合十在祈祷着什么，杨建国说：“他们看起来是在祈祷平安，但深层次是让人们不要忘记，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人类付出过像这些矿工一样，残酷的血的代价，这些人是值得被祝福的。”
这是幅男人的画
“这是一幅男人的画，我的初衷是画给男人看的！”杨建国说，“这个时代大艺术太少，不论是影视、文学，还是艺术创作，都是表现女性的雌性文化太多，而展现雄性气质的太少。”
在成都市郫县的一个城中村里，杨建国的画室矗立其间。这幅长达64.8米的史诗巨著，就躺在这里，等待着最后的修改。几年前，杨建国买下了一块两间房大小的地皮，在这里盖了一栋和别人家一样的四层小楼。一层用来放些杂物，二三层藏画，第四层就是他的画室。
打开《矿工》细细看来，除了在矿难来临时偶尔的恐惧之外，大多数时候矿工们都面带微笑。
“这是一幅男人的画，我的初衷是画给男人看的！”杨建国说，“这个时代大艺术太少，不论是影视、文学，还是艺术创作，都是表现女性的雌性文化太多，而展现雄性气质的太少。”
他笑着说：“你千万不要把我的这幅画写成悲情的故事了，其实我更想让别人看到的是雄性的张扬，是人类的勇气。就像你们陕西的秦文化，金戈铁马，刚气澎湃。”
他一直在强调人类的力量：“每次面临塌方，画上的这些老工人都可以把几百斤的岩石控制得非常好，我今天画他们，不是为了展现苦难，更不是忆苦思甜，只是想通过画告诉大家，人的忍耐和付出是无穷尽的，他们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可以让生命生机勃勃。”
但是，隐藏在杨建国内心深处的，却是这么多年从未存在的安全感。在他接到大学录取通知的第二天，他还想去体验一下矿井下的最后一班，可家人都反对，怕他下去了死在矿里。“整个大学我一直很努力，直到大三，我还担心有一天会因为犯错被发回去再做矿工。”杨建国说。
对于杨建国自身而言，《矿工》更像是一个给自己矿井生活的交代。“《矿工》我整整构思了23年，每幅画的颜料用了都有30多斤，总共用了1000多支画笔。画好后只是希望能有个好的博物馆去收藏它，让更多的人去见证这个时代，我就心满意足了。”杨建国说。
临别时，他又提起画笔询问记者：“这位矿工头顶上留下来的鲜血，是不是有些过于鲜艳了？”说罢，他又把画笔小心地点在画板上，颜料的色彩顿时刷新了旧的痕迹，这里一片，那里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