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安顺
德川时代的日本，全体居民都被严格的等级制度划分为四个阶层: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这与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商人是地位最卑微而且被世人最瞧不起的阶层。
在日本近世的江户时期，手工艺者、工匠、技师等都被称为匠人，匠人和商人一道被称为“町人”。最早“町”字，是日本平安朝京都的一种区划单位的名称。当时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家政权在镰仓建立，京都出现了商业区，商人居住地和店铺营业地被称作“町”或“町屋”，故而便有了最早的“町人”。
与“町人”相比，当时的武士是战士阶层，最高级别的是将军，下面是大名，也就是控制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名手下聚集武士，分别有武术教师、守卫城堡的私人军队、幕府中的官员或警官，还有浪人，就是没有主人的武士。当时武士的地位是极其高贵的；农民虽然贫穷，却位居其次；地位最低的就是商人。在德川时期的日本，道路系统虽然规模庞大，但将军为了军事防御，禁止用车辆进行贸易，于是大部分通过陆路的商品都是放在马或人的背上。当时，一个小小代官出门，商人见了都要跪在地下。商人见了武士，绝对不能够辩论是非曲直。如果武士们提出了实在不能应承的难题，商人只能恭维地说，你说得一点不错，请允许我认真考虑之后，再来回复你。可见，当时商人实在是卑贱到了极点。
在当时的日本，养成一部分食禄报恩主义的武士，也造就低贱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轻死生、重然诺；而商人的性格轻信义、重金钱。武士倡导的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而商人则崇拜犹太式的拜金主义。承继武士道气质的武人，专制而造就了一种意志坚强、自尊心丰富的人格，不畏强权，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失败后还果断为惜名而自杀。而商人就不同了，在日本古代文化中，他们成了狡猾的市侩，卑污、算计、短视、贪心而势利，在当时世人的眼里，“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商人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这种性质在日本被称作“町人根性”。骂人的时候，这一句话是顶恶劣卑贱的意义，一直到现在，上流社会里面的人，平常还拿这句话骂人。这与中国的“无奸不商”的意思如出一辙。
到了江户时代，“町人”成了人民的称呼，“町人”思想与“町人”文学迅速崛起。因为随着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商人在经济上的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商品经济超越了旧有的农村自然经济，工商业者的实力终于超过武士阶级，这与他们当时的地位显然是不相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代表“町人”意志，努力为“町人”争取社会地位的思想家、文学家出现。其首要任务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否定等级身份制度，提出人皆为天地子孙，主张“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的观点。其中，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第一个提出商人的行业有助于天下，它不为私利私欲，具有公益性质，因而不应对商人的行业产生偏见，商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学者西川如见在《町人囊》中指出，商人具有滋润万物的作用，对贵族社会也是有用的。儒学者荻生徂徕也说，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还有人提出商人对国家的贡献犹如武士对君主的效忠，商人的营利犹如武士的受禄。这一思想还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对武士阶层的轻视。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学家井原西鹤，在他的作品中就多处表示对武士阶层的轻视与讽刺。江户时期“町人”思想的成长，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其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下，“町人”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町人”文化。
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提到了2009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的日本电影《入殓师》。他高度评价说，这部电影反映了伦理道德和东方文化的背景。其实，该电影反映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中共通的文化现象——“匠人”文化，也可以说是“町人”文化，因为匠人与“町人”都是从事商业经营的，而他们的区别只是亲手劳作的程度和方式不同。实际上，在东方汉文化圈辐射下的这种文化已成为东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日本，这种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即便是在科学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日本仍然对此保有虔敬心理，对“匠人”和“町人”文化传统的崇尚精神，可以说辛苦求道、磨炼意志、追求人生与技艺高度契合的思想，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的共同体验，唤起了全体国民的集体记忆和一致的文化认同感。
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这样，手工业者和商人通过千百年的努力，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也改变了世界。可以这样说，比尔·盖茨是现代的“町人”，巴菲特也是，还有千千万万个“町人”，在自我奋斗和求索中，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