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后，它成为很多人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高考是什么样的？当时考生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重庆晚报记者特地采访了那些年参加高考的“前辈”，希望今年的“后生”能从他们克服艰辛、坚定必胜信念的经历中，少些紧张、急躁，以更加自信的心态迎接人生的第一次大考。
1970年代
宋乃庆：考题像是给初中生做的
人物档案：原西南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学名师。
高考时间：1978年
高考印象：第一年高考县里排名前十，竟然没有被录取，不服气连续写信反映。
三十多年前，宋乃庆是个下乡知青，在忠县一个乡村学校教高中数理化和农机课。当时，班上学生每次统考成绩都很拔尖，而他也因此评上了县里优秀教师。
1977年高考恢复，知青们奔走相告，积极报名，很多人白天工作、晚上复习。
“我本来就教高中，上课就是在复习。”宋乃庆说，当时自己没有特别复习，只是临考前几天重点看了语文和政治，考下来很不错，在县里排名前十。但意外的是，竟然没有被录取。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可能是因为他是在职教师。
宋乃庆不服气，连续写信向省里反映。1978年，县里同意了让10多位在职教师参加高考。但是宋乃庆一直不知道，直到距考试只有几天时间了，他才得知这一消息。
“当时，我的女儿才出生几个月，妻子身体不好又在县城里学习。我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复习。”宋乃庆回忆，高考那天，他是背起女儿从家里出发，把女儿交给在梁平的父母，然后再从梁平赶回忠县县城参加考试。临考的时候身体状况很差，在考场上还差点晕倒。
“拿到考卷我并不紧张，题目很简单。”宋乃庆说，对他来说，当年的高考题就像是给初中学生做的，特别是语文很简单，做起来很得心应手，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答完了。
不出所料，宋乃庆考得很好，名列前茅。因为是在职教师，他报考了西南师范学院，来到了重庆。
“当年班上的同学年龄差距比较大，最小的只有14岁，我在年龄大的行列里。”宋乃庆回忆，那个年代的人比较谨慎，大家也没什么娱乐，只是埋头苦学，讨论的也是课题。
重庆晚报记者 吴娟 罗川 摄影报道
韩德云：中学两三百人考起3人
人物档案：重庆市索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四川省乐山市人，参加高考时只有15岁。
高考时间：1978年
高考印象：如果不恢复高考我只有上山下乡，当机遇来临时，把握和坚持是最重要的。
6岁上小学，11岁上初中，13岁上高中。1978年，15岁的韩德云遇上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转折。当年，他没考上第一志愿四川大学中文系，服从分配到了西南政法学院，从老家坐火车来到400公里外的重庆，开始了大学时代。
“虽然没考上第一志愿，但我当时还是挺高兴。一所中学学生两三百人，只有3个人考上大学，能不高兴吗？”韩德云说，如果不恢复高考，他和同学们除了上山下乡，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是社会的命运改变了他的命运。
“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当机遇来临时，把握和坚持是最重要的。”韩德云说，当时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踏进大学校门之前，只是酷爱历史和文学，是高考让他的人生与法律再难分开。
翻看他此后的履历：1982年大学毕业，1988年赴美攻读研究生，1990年回国，成为西政最年轻的法学副教授。1994年，从西政辞职，与其他归国留学生共同创办索通律师事务所。2003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以一个法律人的专业参政议政。
上世纪70年代的高考和现在的高考比起来，在韩德云看来，以前是吃不吃得起饭的问题，现在是怎么吃得好、吃得健康的问题。他说，如今的高考，考生们的选择太多太多，可以选择文科、理科，选择出国留学，选择符合自己个性、符合社会需要的专业。
重庆晚报记者 谈露洁 实习生 于寒
1980年代
蒋成伟：
父母买了3盒补脑液
人物档案：潼南县太安镇韦家村首个大学生，重庆交通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公路局永川养护队，十多年前辞职，现为职业项目经理人。
高考时间：1986年
高考印象：短短三个月经历两次高考，要想获得7月份正式高考资格，4月份必须先通过全县范围内的预选。
蒋成伟出生在潼南县太安镇韦家村一个农村家庭，家中独子、排行老幺，上面7个都是姐姐。
“那时候读书要读出个名堂很不容易。”蒋成伟说，姐姐们没有一个是念完了高中的，全村500多户人家没有一家考出了大学生。因此，自己坚持读书，就是为了能进城，告别和姐姐们一样的种地生活。
当年，蒋成伟就读的是潼南县重点中学塘坝中学，高86级理科班共4个，约200人，他的成绩稳定在30~50名之间。
“那时不分重点班，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蒋成伟说，和现在一诊、二诊一样，当年要参加高考的区县学生，在正式高考前也要经历一场特殊的模拟考试。不过，和现在练兵、摸底的性质完全不同，当年4月份进行的模拟考试，实际上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资格选拔赛，要想获得7月份的高考资格，必须考上预选分数线。否则，只有领取毕业证、卷铺盖回家了。
最终，蒋成伟脱颖而出，成为全村首个大学生。
蒋成伟回忆，获得预选资格后，他在最后3个月的待遇明显不同了。首先，学校组织老师在晚自习期间，分别对各科进行强化复习和讲解；其次，父母也舍不得把家里饲养的老母鸡杀了或卖了，而是把所有下的蛋都攒起来给他“补脑”。
“最后一个月，父母还送给了我3盒安神补脑液，反复叮嘱每晚喝一支，刚好30支，有助于好好睡眠。”蒋成伟回忆，当时的安神补脑液（10支）每盒4元钱，相当于自己在校一个月的生活费，或者父母两人在农村一个月的菜钱。
蒋成伟介绍，高考来临前夜，父母并没来看他、陪他；在学校的组织下，他和同校考生一起来到潼南县城，提前住进一家距离考点不远的旅馆内，相互打气抵足而眠。
最终，蒋成伟脱颖而出，成为全村首个大学生。
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朱昕勤 任君 实习生 袁夏岚 摄影报道
1990年代
邹波：考前一天干了大半天农活
人物档案：32岁，1999年考上重庆交通大学，现从事工程管理工作。
高考时间：1999年
高考印象：家里条件一般，吃不起什么营养品，更别说搭配营养餐了。
邹波出生在南川农村。自1996年以后，大学毕业不再包分配，但是对九十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上大学仍然是改变自身命运的首选途径。
“虽然我只比2000年的考生早一年参加高考，但因为出生农村，体会特别不一样。”他说，那个时候的高考竞争比现在激烈得多，在他们班上，能考上大学的学生只占20%~30%，进重点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
高考前夕，考生一般是每个家庭的重点对待对象，而他并没有享受多少特殊待遇。“家里条件一般，吃不起什么营养品，更别说搭配营养餐了。”他回忆，高考头天晚上，父母特意为他加餐：比平常多了一个荤菜和几个鸡蛋。这顿饭已经让他感到满足，也感觉到了父母沉甸甸的希望。
常听说现在的考生因为压力太大睡不着觉，他摇摇头笑了。高考前一天，他帮着父亲干了大半天的农活，累得浑身散了架。吃过晚饭，一头栽在床上就睡着了。“太累了，哪儿还顾得上失眠哟。”他说，这个累也受得值得，第二天一早起床赴考，特别精神。
入学时，每年学费大约两三千，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的农村家庭，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父母两个人的一年收入总和，还不及一年的大学学费。”邹波说，当时自己很迷茫，很痛苦，不忍心给家里增添负担，一直犹豫要不要上大学。后来，在父母的坚持和亲友的帮助下，他踏进了大学校门。之后每一个假期，他都在勤工俭学，尽量解决自己的生活费。
重庆晚报记者 谈露洁 实习生 于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