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谢岚 报道
两个多月前，通过作家毕飞宇在微博上的介绍，我看到了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的预告片。
聂华苓是谁？
坦白说，当时我也只有些粗略的印象：旅美华人作家，和丈夫保罗·安格尔共同创立的“国际写作计划”颇有影响力，艾青、萧乾、丁玲、汪曾祺、阿城、，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李锐……当代中国文坛的名家几乎悉数到过。
而聂华苓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作品想表达什么，“国际写作计划”究竟有何精彩，我全然不知。
不过，那段只有数分钟的预告片吸引了我。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我的一生不是那么顺的，但都和一个‘外’字有关。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在台湾的外省人之中，我又是一个外人；在美国，我是一个外国人……总是‘外外外’的。 ”聂华苓说道。
说着这番话时，聂华苓八十有三，历经风霜与声名，但她的语气和神情里，却仍然有种好笑和茫然。
我被这份好笑和茫然所触动。
4月初，我来到香港，参加了这部纪录片的首映，并访问了导演陈安琪。
在香港的老同学觉得奇怪：陈安琪是谁？香港有人看纪录片吗？你为什么专门跑到香港来采访她？
我大致讲了一下，同学想了想，说，“那你替我问问导演，她在香港做这件事，想得到什么。 ”
陈安琪，1949年出生，祖籍上海，当过电影导演，拍过广告，目前是香港浸会大学兼职教授，纪录片导演。
聂华苓，1925年生于湖北武汉，作家，代表作有《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等。1949年到台湾，成为杂志编辑，负责艺文小说，与雷震、殷海光、戴杜衡等人共事。1964年迁居美国，她和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的 “国际写作计划”。
当我死的时候
保罗·安格尔，1991
不要带纸巾，
不要带手绢，
不要哭泣。
在那一视同仁一尘不染的日子，
放一把冲天炮，
冲向俯视的蓝天；
大叫：保罗·安格尔上路啦。
邀请铜铃叮当的山羊，
那谷仓上的山羊，
摇着铜铃翘着一把胡子的山羊
捏着鼻子
咩咩地叫：
保罗，你真臭呀。
苍蝇在缓和的空气里
闪闪地，聚拢了，
听见安格尔死了
……
（感谢毕飞宇、萧屺楠对本次采访的帮助）
保罗，是你在向我招手吧
穿过黄色百合的香气，陈安琪带我走进她的书房兼工作室。
墙上贴着两张电影海报——三十多岁时，由刘家昌、成龙带入行，陈安琪做过电影导演，拍过几部剧情片——一张是刚出道的钟楚红，姿态撩人，年纪轻轻却散发着成熟的性感；书架上搁着爱犬的照片，弟弟拍的黑白静物照，还有一张被文具遮住大半的家庭旧照，露出母亲娟秀的脸和素净的旗袍。
现在的陈安琪，在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影像制作。香港的大学教师待遇优渥，但陈安琪只肯做兼职，上一门课。“我想留些时间给自己，拍些喜欢的东西。”
2008年一天，陈安琪在工作室整理东西。忽然，飘落一封旧信：“我同意陈安琪拍摄我的传记纪录片。”
落款是保罗·安格尔（PaulEngle）。
这封短函把她带回到二十多岁时那段难忘的时光。
1969年，陈安琪离开香港去美国留学，在同学王晓薇的“撺掇”下来到了爱荷华大学，并认识晓薇的妈妈——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美国著名诗人。“我管聂华苓叫‘聂阿姨’，常常去她家。那时，聂阿姨和保罗的‘国际写作计划’刚刚创办两年，充满了朝气。一有作家来，他们就在家里举行欢迎party。我那时会弹吉他，唱几只台湾的民谣，所有一有作家们的派对，我就过去负责唱‘中国歌’。
我和薇薇是晚辈，没什么讲话的机会，就在那边看。当时台港作家去的多，郑愁予、林怀民、温健骝……他们对我很好，当我小妹妹，经常逗我，还教会我喝酒，啤酒和威司忌怎么一起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喝酒。还有很多外国人，黑的、白的、黄的，都在那里，笑，喝，玩，聊天，甚至开骂。一喝酒，隔膜很容易丢下来。有人开玩笑说，‘国际写作计划’应该叫做‘国际喝酒计划’。"
对年轻的陈安琪来说，“聂华苓的客厅”不仅是大开眼界，而是内心从来没有过的释放。
“1967年，18岁，母亲因为肺病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当时，香港一个亲戚也没有，同学们捐钱，让我电报给父亲，让他回来收拾局面——当时电报蛮贵的。但是他说，他付不起机票。我11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我们，再也没有回来。我印象很深，母亲的丧礼是一个很奇怪的景像，全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一个大人。同学们帮我抬棺。”
“所以你的状态是在爱荷华发生了改变？”我问。
“绝对。聂华苓，保罗，我的同学，作家……大家都对我很好，很热情。连不认识的人都那么热情。香港很挤，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没什么时间给别人，而爱荷华是个淳朴的小镇，我有辆老爷车，50美金买的，常常不是抛锚就是爆胎，每次爆胎，都有人过来帮我。当时，就像是离开一个伤心地，去了一个新地方，而那个新地方又这么拥抱你。”陈安琪答道，“我很敬佩也很喜欢保罗，学的又是电影，就跟他说，我给你部纪录片把。他很高兴，二话不说，就写了这封同意书给我。
你别说，人要相信有一种缘分。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我和保罗的缘分在向我招招手。保罗1991年去世了，但某种程度上，保罗和聂华苓是一体的。所以我立刻就给聂华苓打电话：聂阿姨，我想给你拍部纪录片，可以吗？聂华苓有些意外地大笑，爽快地说，好啊。”
我们都是“外外外”的
2009年9月，提着一部小小的摄像机，陈安琪来到爱荷华，重新走进阔别了30多年的安寓 （因为保罗姓“安格尔”，故聂华苓把他们的家称为“安寓”——记者注）
安寓的胭脂红并没褪色。为慰籍乡愁种下的柳树，还飘拂窗前，透着爱荷华河的水光。保罗用粗麻绳和木板做的秋千，依然垂挂在山顶那棵老橡树上。山谷里的小鹿、浣熊、松树、兔子也和往日一般，穿过树林，到园子游荡。聂华苓也还常常去小杂货店取过期的面包，撒给它们吃。
“当我走进客厅的那一刻，聂华苓还是我敬爱的长辈，但同时，我也第一次变成了平辈。”陈安琪说。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陈安琪采访了众多参加过“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几乎所有作家都向她描述过这幢“红楼”，而印象最深的是香港作家董启章的记忆：“2009年，我去到聂老师家里，进门的时候，我有一个发现。一上楼梯旁边有一张凳子，有一叠旧报纸在那儿，全发黄了。那我八卦看了一下，一看上面的日期，是1991年。原来这个日子就是她和保罗·安格尔出发去坐飞机，安格尔却不幸在机场去世那一天的报纸。你会发现，突然间，整个房间的时空是停止了的，就停在了那一天。”
“三十多年前我看到的聂华苓，没那么深刻，只是一个长辈，一个爽朗、好客、拥抱人的阿姨。而当我正式去做纪录者，我时常感觉到，我是去重新寻找聂华苓，就像剥一颗洋葱，慢慢地去触及核心，就象是一趟旅程，慢慢地、慢慢地呈现出来。”陈安琪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我的一生不是那么顺的，但都和一个‘外’字有关。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在台湾的外省人之中，我又是一个外人；在美国，我是一个外国人……总是‘外外外’的。”
拍摄时，聂华苓说这番话时，神情耐人回味，似乎有好笑、不解、无奈、茫然，又有些豁达。
聂华苓的母亲美丽好强，二十岁出嫁，却发现丈夫已婚，两个家庭一直对峙地存在；
1935年春节，母亲忙得喜气洋洋，把堂屋装饰得满堂红，就等着开春局势稳定，带着四个儿女去贵州和丈夫相聚。可就在大年初三的报章上读到了丈夫遇难的噩耗；
1949年春，聂华苓从北平围城出来，左兜右转，到了武汉，立刻拖着父母弟妹一大家子，经广州6月到了台湾。呼天抢地的狂风过去之后，咵嗒咵嗒的木屐声就在街上响了起来；
1951年，因服兵役分别七年的大弟汉仲终于和家人在台北相聚，从不下厨的母亲一次次试作葱油饼。三天里，母亲到哪儿，他就跟到那儿。离开的那晚，俊美含蓄的弟弟还拖着姐姐在几个榻榻米的房间里跳了一曲华尔兹——魂断蓝桥。一个多月后，聂华苓接到一位父执辈的电话：在战火中劫后余生的汉仲却在例行飞行中失事身亡。
1960年9月，警察涌进院子，抓走了同事雷震、殷海光、傅正。聂华苓浑身无力，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她告诉自己必须镇静，对弹着小钢琴的女儿说，弹，弹，蓝蓝，弹下去。
1964年，聂华苓从台湾到爱荷华，次年和前夫离婚，十五年的婚姻充满了分歧和压抑，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五年。
……“我想中国人这种流浪感，那种飘泊感，一方面是政治历史促使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整个文化的失落。我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开始，整个文化的崩溃，是对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的伤害。所以我说中国人的灵魂是一个受伤的灵魂，这个伤痕还没恢复。”在圣巴巴访问白先勇时，他对陈安琪说，“作家总是在外的，因为他（她）必须在外才能看到里头，他（她）不能搅到里头去，他需要一个距离。”“因为历史，因为命运，一个女人，一个中国作家，一直流离，最后栖息在美国她所说的家。但那个真的是她的家吗？还是她仍然‘在外’呢？聂华苓的一生，触动我最深的，就是这个‘外外外’。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共同的处境。后来我在整理剪辑时发现，我常常问聂华苓，问这些作家一个问题：什么是家，什么是归属感？”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走了
和聂华苓一样，陈安琪的人生也走过很多地方：上海、香港、台湾、美国……但事实上，无根的离散感并不来自地理的迁徙。
在《三生三世聂华苓》之前，陈安琪拍过另外两部纪录片，1978年的《探访》和2008年的《爱与狗同行》。我是在回到上海以后，看完两部整整相隔三十年的影片才明白，陈安琪何以对“外外外”的感触那么深。
1978年，陈安琪在爱荷华接到继母的电话，父亲肝癌晚期，快不行了，她终于鼓起勇气，带着一部小小的摄像机独自飞去汉堡，见到了分别17年的父亲。父亲虚弱、沉默，衰竭得很快。那两个星期里，两人话很少，说的都说一些皮毛，彼此就象蜗牛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壳里。直到回到美国，对着拍摄下来的父亲的影像，陈安琪才用自己的心声和他讲话，静静地倾诉了内心的愤怒、怨恨、失落和目睹他走向死亡的痛苦。
2008年，陈安琪再度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这次是陪伴她15年的爱犬baby。她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关于人狗、爱与孤独。
陈安琪寻访了一些狗在其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香港人，包括明星黄贯中，但串起这部影片的主线却是她自己——她和弟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摊开着家庭相簿，敞开心扉，从对狗的感情谈到了背后人的关系，谈到了父母的爱和伤害。“我和baby在一起已经15年了。这么漫长的一段关系我以前从未有过。和爸妈，和你也不曾有过。我害怕，看着他慢慢死去，让我想起母亲的死。慢慢地痛，慢慢地死。
她的一生很苦。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我母亲是一个孤儿，这让她遭遇人生中的第二次抛弃，第一次被父母，第二次被丈夫。
她曾经把她和父亲的婚姻归咎于我，她说是因为有了我，才嫁给父亲的。我10岁，或许更小一点的时候，每当她难过的时候，或是和父亲吵架之后，她就会说，因为你，如果不是你，我就不会嫁给你爸，我的命也不会这么苦。她还会在夜晚踢我，把我弄醒说：都是因为你。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应该对她的痛苦负责。
我觉得父亲抛弃了我们。我有这种感觉，不满。为什么你不回来？甚至是妈妈死的时候他也没回来。他一点也不关心。我觉得他根本不爱我们，我记得我小时他很爱我的。他会抱我，亲我。但为什么突然间就走了，不要我了？因为父亲，我就决定，我永远不会抛弃我的狗，我永远不会抛弃和我有亲密关系的人。”
《爱与狗同行》有一行片头：献给mimi。一开始，我以为是某条小狗的名字，后来在整理采访录音听到一句话时才恍然大悟：“我爸爸以前叫我mimi的。”
陈安琪在电邮里告诉我：“那年，我离开波恩三天以后，父亲就去世了，他是等着我去的。他没有看到《探访》，但我不觉得遗憾，因为那是我处理自己生命的部分。我拍父亲，处理了对他的怨，接受他，也接受自己。而拍《爱与狗同行》我学到的是，当你爱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恐惧，恐惧失去你所爱的，唯一可以做的，就要去爱得更多。有个好朋友和我说，每个人拍一部片子，就是处理（他）她当时的问题。现在经过聂华苓，我也学着去接受，‘外外外’是不是一定不好？”
她忽然哭了出来
聂华苓常常给人热情、爽朗、好强的印象，参加过“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们，总是记得她的哈哈大笑，记得她不时在满屋子的人群中高声叫“保罗！保罗！”而陈安琪因为对聂华苓内心深处的”“外外外”有着深刻的共鸣，得以纪录下她的另一面。
“2008年，聂华苓去台湾出席活动，我们跟过去拍。她讲起了一段她母亲和殷海光的往事：‘1960年刊物被封后，殷海光两年没上街，1962年，母亲患肺癌住院，一天下午，母亲在病房里，突然门口站了一个人，他总是这样，人个子不大可是总是很有精神的，那么一站，望我母亲笑眯眯的。他就进来了，后来，坐了一下。好了，聂伯母你好好休养，我再来看你，他就走了，一句话都没讲，就走了。这就是殷海光。他感情很深很深的，他也没办法表达。我说，你来这一趟对我母亲很重要。他说，来看聂伯母，对我也很重要。’说到这里，聂华苓突然之间就哭出来了……”
“你觉得，她的眼泪里是什么？”
“……聂华苓对这两人的感情非常深沉，我相信是触及到她内心最深的痛。”
1962年初冬，聂母不治，1969年，殷海光撒手长逝，年仅50岁。
（下转B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