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边缘化：鲁南突围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杨 敏 王运宝 徐浩程 付倩倩
做一期关于鲁南经济带的区域策划，是本刊编辑部早已有之的想法。2010年《苏北，苏北》、《突破皖北》先后刊出，就曾筹划过启动关于鲁南的选题。但苦于当时没有恰当的新闻由头，所以鲁南选题一直储备至今。
2012年新年伊始，山东省把首个重点区域战略放在菏泽，目标是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这一重大决策，再次搅动鲁苏豫皖4省的边界经济。
鲁南、苏北、皖北、豫东四大经济板块，具有地缘上的相邻性和经济资源禀赋上的相似性。近10年来，4省相继出台了一整套政策体系，助推边缘经济提速，努力寻求一条新路来破解“行政区边缘经济”困境。
放在这样的视角下观察，“菏泽高地”战略就不仅仅是山东一省、菏泽一市的发展探索，更是在为鲁苏豫皖交界地区如何实现边缘突围进行探路。
那么，鲁南的实践，是否蕴涵着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赶超的新动向？又能否为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某种借鉴或启示？
循着这样的思路，本刊记者走进鲁南。
突破菏泽，向高地进发
■本刊记者 王运宝 付倩倩
对菏泽而言，今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就在本刊记者走进菏泽一个月前的2012年1月8日，山东省支持菏泽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座谈会在此召开。
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往回看，改变菏泽的政策因素，最早可追溯到1998年12月。5年后的2004年2月，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八年抗战”在菏泽打响，这项区域发展战略被冠以“突破菏泽”的名称。
眼下，最新版的“菏泽高地”战略刚刚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放在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的视角下观察，山东为什么要在鲁西南重点布局一个“科学发展高地”？与鲁南经济板块具有地缘相邻性和资源禀赋相似性的苏北、皖北、豫东3大经济板块，将会感受到什么样的冲击与搅动？“菏泽高地”发展战略的缘起又是什么？
第一张骨牌
“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微缩版的中国’，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三个经济色块，发展水平自东向西逐次递减。因此，山东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解决东西部发展失衡。”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分析说，“山东的综合竞争力，不能仅仅由山东半岛都市群来体现。”
因此，观察“菏泽高地”的第一个视角，就是放在山东省域内来看。
早在酝酿“突破菏泽”战略的2003年，菏泽市当年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4；人均财政收入仅有180多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00多元。到2011年，菏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75亿元，也仅占全省的3.2%，而菏泽的总人口，却占到全省的10%。同年，荷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仍然是排名山东省倒数第一。
从菏泽所在的鲁南经济带来看，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5市43县，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3210万，分别占全省的32.1%和34.5%，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一。但鲁南5市201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839.5亿元，占山东全省的21.7%；实现地方财政收入628.3亿元，仅占山东全省的18%。
同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065.6亿元，占山东全省的46.37%，是鲁南5市经济总量的2.14倍。半岛城市群核心城市青岛、烟台、威海3市201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633.38亿元，超过鲁南5市的总和；青烟威3市经济总量占山东省的30%，比鲁南5市高出近10个百分点。
菏泽不仅总量相对靠后，人均收入也是明显落后。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蓝色经济区的青岛、烟台、威海、潍坊、东营5市都突破20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均突破10000元；而同期菏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65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179元。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菏泽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了6000多元和1300元。
如果说鲁南是山东区域经济的短板，菏泽就是最短的那一块。因此，菏泽人曾这样自嘲：“之所以选择菏泽，因为菏泽是鲁西南欠发达里的欠发达。”
那么，这顶“欠发达”的帽子到底有多重？从山东全省的比较上看，或许会更清楚。
数据统计发现，包括京津沪直辖市在内的东部沿海11个省份中，2011年山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000亿元，位居第三位。但在人均GDP排序上，山东却以7273美元排名倒数第三，仅高于河北、海南。原因之一就是鲁西南地区多个地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拉低了整体的人均指标，其中菏泽最低，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1/3；菏泽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核心城市东营市相比，仅有东营的1/8。
再从与菏泽处于同一梯队的聊城、德州、滨州来看。2011年，聊城、德州两市的经济总量均超过菏泽500亿元，滨州超过300亿元。而且，在发展的战略平台上，菏泽也被拉开了距离。2007年12月，《济南都市圈规划》公布，以济南为中心的“1+6”都市圈包括德州、聊城在内，借助济南都市圈，聊城、德州获得新的发展支点；滨州则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地区。
这样一来，曾经的“西部兄弟”都有自己的战略平台了，菏泽怎么办？
“从本质上说，从‘突破菏泽’到‘菏泽高地’战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无疑是核心因素。”山东省发改委地区处的马文杰分析说，菏泽能否隆起，关系到更深层次的全省发展大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菏泽是山东西南部“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骨牌，打造菏泽科学发展高地，影响的远不止菏泽一市，深意在整个山东西南部。
边界经济的压力与冲击
山东经济整体实力的提升越快，越发反衬出菏泽发展的焦灼。但菏泽所要面对的格局，不只是鲁南经济带，更有鲁苏豫皖4省交界地区争夺区域竞争主动权的压力，以及周边城市提速发展的冲击。
以鲁南苏北对标发展中的宿迁来说，2001年，江苏省明确提出允许宿迁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发展新路子，10年后的2011年，宿迁虽然经济总量还相差菏泽170亿元，但财政收入已反超菏泽。
本刊记者在两市实地采访后发现，宿迁的改变更加有目共睹，不管是中心城区规划还是组团发展的建设理念，以及湖滨新城的打造、软件产业集群，都令人眼前一亮。尤其是以沭阳为典范的县域经济，更是胜出菏泽所辖8县。在重点区域带动效应方面，江苏“突破宿迁”的搅动力，对整个苏北区域发挥出的乘数效应，也高于菏泽对鲁西南的搅动。
放在苏北经济板块来看，不管是中心城市还是县域经济，苏北全面领先鲁南、皖北、豫东三大板块。徐州作为苏北经济总量最大的市，高出菏泽2076.6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高出菏泽206.9亿元。2011年，苏北5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728.3亿元，高于鲁南5市的9839.5亿元。
实际上，不仅是苏北，以菏泽为圆心，在周边4省交界区域，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早已经是风云际会。
从菏泽向西看，河南省的开封、新乡、濮阳等市，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迎来发展的天时地利。在经济总量上，2011年新乡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01亿元，总量超过菏泽，而且，以14.9%的增速超过菏泽的14%。新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29.52亿元，同期菏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52.3亿元，新乡正好是菏泽的2倍。
商丘与菏泽同在“大京九经济带”上，2011年商丘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450亿元，菏泽仅仅高出商丘25亿元，不占绝对优势。同期，商丘、开封的固定资产投资均高于菏泽。在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现阶段，这一经济指标尤为关键。
在城市化方面，2011年菏泽市城镇化率为37.5%，而山东省已经超过了50%。与菏泽同处鲁南经济带的临沂，城镇化率略低于山东省平均水平，已达49.6%。以菏泽为原点，南北相望的商丘和德州两地，分别是40.2%和47%，城市化率也都高于菏泽。
区域竞争，不进则退，在行政边界地区，尤其如此。在这种压力传导效应下，菏泽如果不能拓展经济增长点，就可能被吸聚，被挤压，甚至陷入萎缩。
因此，支持菏泽打造4省交界地区发展高地，是山东顺势而为的一种战略举措。
实际上，这一概念的最先提出，正是着眼于4省交界地区。时间是在200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视察菏泽。当时，山东省已提出“率先发展”，但菏泽尚不具备率先发展的条件。然而，条件不能困住意识。姜异康提出，菏泽处于鲁苏豫皖4省交界地区的基础上，在这个区域发挥龙头作用，打造一个局部高地，菏泽的优势就有了周边支撑。
循着这条思路，菏泽开始积极筹划。
2008-2009年，菏泽市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调研，菏泽高地的战略构想初具雏形。2009年11月，在以“突破菏泽、打造高地”为主旨的加快菏泽发展论坛上，《将菏泽市建设成为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的战略研究》新鲜出炉，获得广泛共识，并为战略实施做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随后，在山东省人大、省政协的共同努力下，菏泽的努力终于获得认可。山东省委书记和省长作出相关批示后，打造菏泽高地出现在山东省“十二五规划”中。
“产业链之争”
“目前，菏泽已进入由对口帮扶促进发展转向政策支持自主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在科学发展高地座谈会上，对菏泽总体特征做出的概括。其中，“自主发展”4个字引起各界强烈关注。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董彦岭告诉《决策》：“这次提出菏泽打造科学发展高地，实际上是在政策上寻求一种新的突破，任何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自主发展。在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上，要跳出资源定战略，立足资源创产业。”
“地上有粮，地下有煤”的资源优势，是对4省交界地区的最好形容。以菏泽为例，2011年粮食总产达到117亿斤，森林覆盖率为33.6%。菏泽市加快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周广东介绍说，有一首当地的顺口溜这样形容菏泽“平原森林”的景象：“白天不见村庄，晚上不见灯光，小雨不湿衣裳，森林里有粮仓”。正是基于这样的林木资源，菏泽市形成了一条集木材生产、加工、贸易、物流为一体的林木产业链。每年的9月19日，中国林木交易会都会在菏泽召开。
这条产业链也给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留下深刻印象，“要从大农业体系中产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欠发达地区要想重新塑造一个产业难度很大，可以立足于当地资源基础，在产业链延伸的过程中，生出新的经济链条。”黄少安对《决策》分析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烟台鲁花集团落户菏泽定陶县，就是一个典型。
在东西对接中烟台市对口定陶县，恰在此时，鲁花集团做出开拓中原市场的战略决策，至于是落户河南还是安徽，或是菏泽，还未最终确定。于是，定陶县主动上门对接服务，最终花开定陶。
定陶支持了鲁花，鲁花带活了定陶，定陶县的花生种植由此走上了规模化、高效化、品牌化的道路。到2011年，菏泽花生种植面积达到200万亩，各类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700万亩，产业聚合效应正在形成。
鲁花的实践，对菏泽来说，也许是一条可复制的路径。
从菏泽向西298公里，可以到达三元、思念食品总部所在地郑州；再向南140公里，是双汇肉类加工基地漯河，三地同属中原经济区。董彦岭告诉《决策》：“现在有一个趋势，许多著名企业都在建设自己的生产基地，菏泽具有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这是新的发展契机，将菏泽的资源转化到工业体系中，有利于提升农产品的价值。”
由此，菏泽能否多造几个“鲁花”？
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就是产业链，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经济竞争已经进入到“产业链战争”的观点，引起巨大反响。在以菏泽为代表的鲁苏豫皖4省交界欠发达地区，产业链能否在当地扎根壮大至关重要。否则的话，这些地区永远都是先发地区的资源供应地、人力输出地，被锁定在价值曲线的最底端，突围变得遥遥无期。对此，董彦岭告诉《决策》：“任何一个地方，必须在产业链的分工体系中找到自身的比较优势，只有积极加入到分工体系中，从移民就业转变到移企就业，才能实现经济隆起。”
不仅仅是菏泽，放大到鲁苏豫皖4省交界地区，“与菏泽具有相同资源禀赋的鲁南、豫东、皖北等经济板块内的市县，发挥自身最大优势，在现代高效农业上，能不能走出一条新路？”相关区域经济专家分析说。
教训比经验更有价值
2月20日，来自郓城当地的近百位工人，在一家名为东升钢球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忙碌着。在菏泽郓城县，目前已聚集钢球生产企业415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部分出口韩国、乌拉圭等国家和地区，郓城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钢球生产基地。这些普通工人大概不会想到，从他们手中生产出来的钢球，会安装在最新生产的波音飞机上；或许，某一天他们乘坐的汽车上，也有自己亲手打磨过的钢球。通过一个小小的钢球，郓城县把自身经济发展嵌入一条全球产业链条中。而在整个菏泽市，类似郓城钢球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越来越多。
对菏泽来说，这些细微改变，不仅仅是工业项目和工业园区。“这些好比是为菏泽发展揉入了一团‘酵母’。”周广东告诉《决策》，一方面改变了当地干部的观念思维，也教会了他们如何找项目办工业。
农历正月十三的成武县四大班子扩大会议上，多名领导干部请假缺席。他们正奋战在招商引资的战场上。整个春节期间，成武县共有200多名党员干部奔赴广东、厦门等地，拜会客商、洽谈项目。“干部观念已经发生深刻改变，菏泽发展的氛围形成，更有干劲，也更有底气。”菏泽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吴光炜分析说，“后发地区的发展，人是关键要素。”
如果站在2012年“菏泽高地”启动的时间节点上看突破菏泽“八年抗战”的具体实践，一个更重要的内容尤为值得关注，即“市场与市长”的关系如何处理。在中国目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政策支持往往都会变成简单的“市长的手”，而忽视了“市场的手”的配置作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个工业园，就很典型地反映出这种状况。在东西对接中，一共引进了22个项目落户，其中有10个项目是通过市场手段招商引资落户的，无论是生产效益还是企业发展前景都很好。同时有12个政府对接的项目，政府提供很多优惠政策，还修建了高标准的厂房，但只有4个正常生产，其余8个都变成半拉子工程。实践证明，行政拉郎配式的企业对接，一般都不会成功。
此外，在帮扶资金管理上，济南市对口成武县，建立起一整套项目化管理体制，被认为是一个成功典型。“回顾来看，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时候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周广东告诉《决策》。
由此可见，菏泽打造科学发展高地的路径探索，一方面将为“同病相怜”的兄弟城市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范本，另一方面也能够发挥“鲶鱼效应”，触动周边城市的敏感神经，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塌陷区的上升发展。
临沂方略
■本刊记者 徐浩程
2月，当记者走进临沂时，这座北方城市正在“提纯”自己的梦想。在临沂市2012年“两会”上，临沂将其“十二五”发展目标从“鲁南苏北区域性特大中心城市”修正为“鲁南苏北特大中心城市”。
没有“区域性”三字的束缚，这座城市的欲望与魄力显露无疑——寻求在淮海地区更多的话语权、更大的影响力。而1995年之前，这里还只是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低起点、快速度，强烈的反差让临沂成为样本，各种调研、各式考察、各样研究与总结纷至沓来。而几乎所有调研、考察、研究都将临沂“经济洼地”崛起的原点指向2003年。
临沂的2003，有怎样的故事？
最简单的奥秘
2003年2月8日，临沂市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农历羊年春节后第一天，以此开年被看作是新人新气象。
此前一年年底，李群从临沂市长升任临沂市委书记，连承敏从威海市委副书记任上调任临沂市长；还要等10个月，张少军才会从山东省委组织部来到临沂，任临沂市委副书记。被山东省领导赞誉“不是兄弟，胜似亲兄弟”的这届三人班子，将依次出任临沂市委书记。
三人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临沂？
2002年，临沂GDP突破700亿元。这主要得益于商贸业的发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浙商进入开始，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临沂商贸市场在周边地区已小有名气。浙商的进入，不仅带动了临沂商贸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浙江人强烈的闯市场精神和驾驭市场的能力。这也带动培养了临沂人强烈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观念。民智已开。
官智呢？
2002年底，连承敏离开威海时，威海已经享有第一个被联合国授予最适宜居住城市的美名。但此时的临沂，由几条粗线条勾勒的城市，远未成型。威海的同事对他说：“那是老区，和威海比还不太像城市，不要上火，要慢慢来”。这是外界对临沂的认识。
这不久就得到印证。在一次会议上，连承敏提出，要用六七年的时间，把临沂城市环境打造成胶东模样。当时众多临沂官员都说做不到。有位去威海开会的干部一回来就找到连承敏说，“市长，咱差太远，20年也不行。”
李群的感受更深切。2001年，他到临沂后要求，沂河两岸2000米内预留为规划严格空地。但结果许多市政建筑，由部门领导拍拍脑袋就开干，规划就成了一纸空文。李群苦口婆心地说：“大伙儿把土地留下来就是贡献，这是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的千秋大业之事。”有些人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无所作为的论点。
官智必须开启。这年4月的南方之行，让李群对这点感受更为深切。
“现在看来，我们与南方的差距，在结果上表现为经济发展指标和发展水平上，在原因上表现在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和工作思路上，后者比前者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李群称。
改变的方式很简单，甚至有点司空见惯，就是思想解放大讨论。在南方之行中，李群所到城市，几乎每年都开展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点显然触动了他。“特别是南京市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值得我们借鉴。”
于是，在2003年5月，一场为期3个月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在临沂召开。临沂上次召开此类活动还是在1993年。
在5月召开的“解放思想谋发展、与时俱进建小康”大讨论动员会上，李群的讲话掷地有声：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在南方能做，而在我们这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为什么先进地区实践证明完全行之有效的东西，到我们这里就难以推行？”
“为什么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做到的事情，有的单位和个人充耳不闻、我行我素？”
“有些问题会议部署、领导批示，为什么难以落实，甚至毫无音讯？”
四个“为什么”让会场的官员如坐针毡，李群还毫不留情地说“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李群要强力“撞击”临沂官场，振聋发聩，要改变仕风，提升官智，在他看来，作为主政者，这也是政绩。
此后，这样的“撞击”风格和思想解放方式，成了临沂的一个传统。2004年，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临沂召开了“抢抓机遇、奋力赶超”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2005年，是“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临沂”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2006年，是“站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为主题的大讨论活动；2007年，是“又好又快发展”为主题的大讨论活动；2008年，是“抢抓机遇，科学发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可以说，解放思想已经作为推动临沂经济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贯穿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在谋划中捕捉主题、在创新中解决难题，已经成为临沂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不竭之源。”山东一位观察家告诉《决策》。
“物流之都”的逻辑
到临沂后的连承敏，没有感到“慢慢来”，反倒觉得临沂市长是“一个没有时间睡觉的角色”。
在动员会后，临沂即组织50多名官员，抢在全国暂停审批开发区之前，拿到批复，拉开了临沂市经济开发区的框架。这为此后临沂在国家宏观调控期间持续发展，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留下了伏笔。
这样的局面，显然让李群感到满意。等到6月临沂召开第二次解放思想会议时，李群决定调高年初制定的目标。因为此时临沂已经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到2005年GDP达到千亿，建设大临沂、新临沂。
如何打造“千亿临沂”呢？要4年后，连承敏才能体会到李群的状态，“有时间也睡不着觉”。
当时，临沂九个农业县经济基础都显得薄弱，把重点放在县域经济或县城建设上，势必是一个漫长过程。“先极化、后均衡”，是临沂理性的选择。而临沂市区“拿得出手”的也就是商贸业。
2003年6月，徐州组团专程赴临沂考察调研商贸业发展。但这并不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徐州调研背后是江苏在全省布局了三大物流区域中心，其中之一就是徐州。淮海经济区老牌城市，徐州已经“盯上了”临沂的商贸业。
边界竞争倒逼临沂，传统优势需要提升，转型路径需要突破口。
临沂给出的第一个思路是，改造提升传统商贸业与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并举，再造物流新优势。“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将对现有市场进行改造和提升。培育和发展第三方物流，加快推进临沂市由传统物流业向现代物流业的转型。”李群在谈到临沂商贸优势时如是说。
于是，“物流之都”成为临沂打造的一张名片。
是年7月，“中国临沂华药(香港)中药材高科技物流园区”签约。此后，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投资数十亿的商贸物流项目签约或奠基。其中，澳龙国际物流城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与物流中心；临沂香江商贸城则是临沂建市以来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
众多商贸物流城的建设，是“物流之都”的落地之举，但却不止于此。
这些项目全都选址于临沂城西，一大片未开发地区。这是临沂转型路径的另一大伏笔——通过物流城的建设，将临沂市区的批发市场外迁，拉开城市框架，实施大城市带动战略。
大市场与大城市开始联系在一起。以集兴市，以市兴城，成了临沂城市发展与转型路径的重要特点。通过物流城等大市场的建设，民智得以引导，民间活力得到维护，并向更高层次进发。这是临沂与其老师——义乌最大的不同。从这一意义上讲，市场化是因，城市化是果。从长远来看，两者之间又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
8月，临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讨会召开，由两院院士吴良镛为临沂量身编制的“大水城”规划——《临沂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出台。在由众多商贸物流城支撑起来的城西之外，临沂确定了“一河五片，北上东进，组团发展”的城市空间布局。
通过复制、提升青岛“经营城市”模式，9月，临沂滨河大道开工。“一条大河闹革命”成为当时临沂最响亮的发展号角。
等到2005年，临沂跳出老城的束缚，北进建设52平方公里的北城新区。当地媒体如此评价北城新区的意义——“这项前无古人的壮举，成为我市城市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页，开启了新一轮城市扩张的进程。”
新临沂、大临沂
将视线转回2003年9月20日。
这一天，整个临沂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滨河大道开工上——这条路开启了这座城市的新生——而忽略了几公里外的另一个项目，天力集团(临沂)高科技园。这个占地5000余亩，总投资5亿美元，是当时临沂最大的高科技项目。
在临沂商贸和城市建设的光环下，工业总被外界忽视。提起沃尔沃集团核心企业之一山东临工，少有人会将这个销售收入过百亿的制造业大企业，与临沂“超级批发市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但实际上，从农业大市向工业强市转变提升，一直是临沂转型提升的重点之一，这关乎临沂最终目标——“新临沂、大临沂”的实现。
这个2003年提出的目标，迄今为止，仍然是临沂的发展指向。李群曾就此阐释说，“新”，则是从质的角度，憧憬全市人民的新观念、新思路、新生活、新面貌，努力把临沂建设成为更加开放、更加文明、更加富裕、更富活力的新型城市；“大”，主要是从量的角度，把临沂建设成经济大市、经济强市。
在李群看来，临沂是一个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就是欠发展，就必须加快发展步伐，促动经济全面提速，尽快做“大”。“我们比了一下，1000多万人口，相当于捷克；1.7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科威特。这么大的块头，它的经济总量必须大、经济实力必须强。”
“大临沂”显然离不开大工业。而要实现“大工业”目标，必须走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跨越是一种发展，但绝不是一般性的发展，绝不是闲庭信步地走着发展，必须是跑步，必须是加速度发展。”
“我们将把建设工业强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按照发展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围绕建设鲁南制造业中心，坚持壮大规模与提升产业层次并重，着力调优调强工业经济。”李群称。
不久，一份打造鲁南制造业基地的构想——《关于打造鲁南制造业基地的意见》，正式摆到了临沂市有关领导的案头。在这份借鉴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意见中，临沂计划投资近1000亿元，打造食品加工、工程机械等七大产业。
等到2007年，临沂还进一步出台了《关于推进大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发展的意见》，计划利用五年左右时间培植一个产值达百亿元左右的支柱企业、两个销售收入达百亿元左右的产业集群、三个税收达3000万元左右的骨干项目，以通过培植发展大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加快建设鲁南先进制造业强市。
当时间推进到“十二五”开局之年，临沂以“县域经济倍增”为目标打出一套“组合拳”，誓言打赢一场“新孟良崮战役”。
临沂，其势已成，其时将至。
梁山造车
■本刊记者 徐浩程
因《水浒传》而闻名的济宁梁山县，在108个好汉的故事渐行渐远时，幸好有专用车产业适时“站”了出来。
全国首块“中国挂车(专用车)生产基地”牌子落户梁山；
全国公路上跑的每三辆挂车中，就有一辆是“梁山造”；
20余家专用车生产企业进入了国家发改委生产目录公告；
全县专用车产业相关企业160余家……
关于专业车产业，梁山还可以枚举一大串的“头衔”、成绩。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县，不靠大城市，县内没有大的物流中心，周边又无大的汽车生产企业，又没有钢铁资源，梁山，何以崛起专用车产业？
治乱之变
梁山专用车产业在外界的第一次“亮相”是2002年。这次“亮相”并不光彩。
2002年，据相关部门统计，在山东境内超载车辆多来自梁山。中央媒体随之曝光了梁山混乱的专用车产业，全国多家媒体跟进指责梁山非法改装。一时间提起梁山，外界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非法改装。
这是当初积极支持专业车企业发展的梁山县政府所没有想到的。
梁山专用车产业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梁山周边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用拖拉机搞运输。随着汽车运输工具的普及，上世纪90年代末，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农民转而为汽车生产全挂车、半挂车等专用车。
当时梁山县政府敏锐地觉察到了专用车产业这块“市场蛋糕”蕴藏的巨大潜力，及其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
2000年，梁山县先后召开了多次发展民营经济万人动员大会，一连出台了十几个文件，把挂车专用车生产作为立县产业，对上争取支持，请主管部门、行业领导来视察指导；对下放宽门槛，搭建平台，积极服务，协调贷款。
在许多场合，梁山县领导都这样动员专用车企业老板们：“你们就放开胆子干！”
“按照当时的国家产业政策，专用车改装将是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但我们并没有国家经贸委的产品目录，在资本积累的早期，就只能借用别人的‘准生证’生产挂车、半挂车。”1988年以500元起家的岳增才经过10年积累，成立东岳挂车制造厂，投产当年，便实现销售收入360多万元。
巨额的利润刺激了梁山人，一个个家庭作坊式的改装车企业开始出现。这些企业纷纷采用贴牌或购买合格证的方法进行生产。一时，在梁山买卖合格证，就像买卖萝卜白菜一样常见。
十余年“草莽生长”，专用车产业从无到有，确实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梁山专用车企业最集中的拳铺镇，镇财政收入从1999年的286万元上升到2002年的2500万元，三年增长了近十倍。
但长期堆积的大量问题也逐步暴露，并最终导致2002年梁山专用车产业不光彩的“亮相”。
在2002年的“舆论风暴”后，这个没有任何汽车基础的小县城突然引起了管理部门的重视。国家交通部、发改委等多个部委曾组织专人到梁山调查，对有关违规企业进行了取缔和重罚。
梁山的挂车专用车制造业陷入了重围，面临着生死抉择。如何突围的难题，摆在了梁山县政府面前。
“对于治理整顿，我们没有如临大敌，而是主动请他们来检查，每检查一次，我们就进一大步，也就更增加了他们对梁山挂车生产的认识。”时任梁山县委书记的商建设如是说。但同时，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梁山县政府也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专用车产业的发展。
梁山县政府发现，当时梁山的改装车行业散、乱、差，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低。一些优质的产品得不到推广，不被认知，缺乏对外界的交流。这个产业需要引导、需要学习。
政府开始派人上门为企业出谋划策，帮助专业车公司通过兼并国有企业，以进入“全国汽车民用改装车生产及产品目录”，走出了一条民营企业通过兼并国有企业进入汽车行业的路子。2002年，东岳公司成功重组湖南长沙汽车改装厂，华宇公司兼并了湖北大沙机械厂，都进入了国家经贸委汽车产业目录公告。
此外，他们还积极通过组建行业协会的方式，整顿整个产业。
2004年，济宁市专用汽车制造行业协会成立，岳增才当选为协会会长。协会的成立，有效地实现了挂车专用车行业的自我管理、自我完善、自我提高，避免了恶性竞争。“通过协会参与调控，让大家分头发展，选择适合自己的细分产品，有利于梁山专用车企业发展壮大，形成自己的品牌。”岳增才说。
大浪淘沙
在度过生存危机后，梁山开始谋划做大整个产业。这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
为给梁山正名，摘掉假冒伪劣挂车集散地的帽子，同时把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挂车产业扶植成当地的支柱产业，甩掉贫困县的帽子，梁山县政府开始积极申请“中国挂车(专用车)产业基地”。
为此，梁山县政府不惜血本，自己掏钱搭建平台举办展览会，宣传梁山的专用车，吸引投资。
2005年9月，首届中国(梁山)专用汽车展销会在梁山县工业园区拉开帷幕。中国一汽、重汽、东风(二汽)等国内知名汽车生产企业参加了本次展销会。梁山县经信局负责人回忆说：“当时来了两三百个专用车企业。通过车博会让别人认识了梁山的产品。”
历年参加车博会的武汉专用汽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左伏桃称，“展销会不但让别人认识了梁山的产品，也给梁山带来了好的声誉，这一前瞻性的举措给梁山专用车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正名之外，梁山县政府还通过多重措施引导专用车产业做大。
2004年，梁山县政府开始与有关院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准确把握国家对专用汽车产业的发展政策和导向，科学编制《梁山县专用汽车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把专用汽车产业列入全县重点培植工程首位，为专用汽车产业发展提供发展依据，拓宽发展空间。
在此前后，梁山县还先后投资了数千万元，建设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的专用车产业园。科学划分功能分区，合理调整产业结构，配套建设“四通一平”基础设施。同时，制定入园经营优惠政策，吸引企业进驻园区聚集发展，为招商引资、大项目入驻和产业集群壮大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等到2005年，梁山专用车产业的产值和利税，在整个梁山县工业总产值和利税中的份额，已经超过49%，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同年7月份，梁山县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命名为“中国挂车(专用车)生产基地”。梁山专用车产业走进了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随后几年，梁山专用车企业激增。到2007年，梁山专用车年产量已达4万多辆，生产挂车专用车的企业有50多家，其中3家最大的企业集团就有下属企业近40家，绝大多数企业都有产品公告。当年内，梁山县还要增加十几家专用车企业。
针对这种现象，梁山县政府不是盲目乐观，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始做“减法”：对新上项目不再新批土地，对不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企业限期关门。2007年就有近10家专用车企业转产或出局。
之所以做减法，是因为，在梁山挂车产业“十一五”规划中，2010年产量将达到10万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20%。时任梁山县常务副县长贾存琰称：“我们不会靠挂车企业数量的增长来实现这个目标。”
梁山的思路是：对于实力雄厚、发展势头良好的大企业，扶持其继续做大做强；对生产能力较差的企业，引导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对于少数不具备生产资质的小型企业，引导其转产零部件。
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东岳、通亚、华宇等专用车企业大浪淘沙脱颖而出，成为梁山专业车产业名副其实的龙头。
百亿“再起跑”
2010年，梁山县专用车产量突破10万辆，销售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利税11.5亿元，同比增长39.1%、36.6%、35.3%。梁山专用车产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但另一方面，因为专用车企业大多数以生产普通半挂车为主，产品技术差异不大，进入门槛较低，聊城、临沂、连云港、郓城、驻马店等梁山周边专用车生产企业蜂拥而上，专用汽车市场正被一点点瓜分。据业内人士介绍，现在专用车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特别是挂车，每辆挂车的利润已降至1000元。
“在‘十二五’期间，汽车行业的目标就是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是企业的升级。行业面临着洗牌，谁会被洗出去，我想这是梁山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左伏桃称。
在做大之后，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做强，成了摆在梁山县政府与其专用车企业面前的难题。
2010年5月，梁山专用车产业标准联盟成立，会议审议并通过《梁山专用车产业标准联盟章程》。
联盟的建立，被看作是解决专用车产业的无标准生产及无序竞争问题，提高专用车质量水平，维护梁山专用车区域形象的有效手段。同时，联盟标准也被寄望于提高梁山专用车的市场知名度和产品市场竞争力，通过实现质量联保，共建诚信体系，提高产业集中度，真正扩大并打响专用车行业中“梁山制造”品牌。
这只是梁山在百亿新平台上“再起跑”谋划的措施之一。
为促进专用车产业升级发展，梁山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年产专用汽车20万辆、销售收入300亿元，零部件企业达120家以上，县内生产的零部件与整车的配套率达50%以上。这将进一步壮大梁山专用车产业集群，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成本，增强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此外，梁山县还高度重视专用车企业科技创新与产品档次提升，先后组织科技招商、技术交易会等科技交流活动达30余次，并多次组织企业到高校、科研院所寻求技术合作。目前，梁山全县已有100余家专用车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大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面对行业的结构调整，谁都不想被市场淘汰。“我们要练好内功，最大限度地提高研发水平，促进产品的提档升级、转型，诚信服务。全国6000多个专用车品种，提升空间很大。”梁山县经信局负责人称，“下一步我们要逐步向国外进军。除了生产半挂，还想引进主车企业，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实现。”
齐人治鲁
■本刊记者 杨敏
2月23日上午，55岁的陈光在山东省政协闭幕会上，被补选为省政协副主席。这位与吕日周、仇和齐名的铁腕改革者，在这一天踏上仕途的最后一站。
就像当初吕日周退居“二线”时一样，很多人对此安排唏嘘不已。山东一位观察家认为，陈光在菏泽任职十年，之所以“困”得太久，因其对诸城经验的复制并不成功。
“泰山之阴”与“泰山之阳”，人们一直借此区分齐地和鲁地。那么，陈光在菏泽的十年，就可以视为一个齐人治鲁的十年。
邹鲁之地，在自然地理上，指今山东南部偏西地区，有着深厚而绵长的区域文化，对于鲁南五市的主政者来说，能否驾驭这种区域特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任期内的治理绩效。
鲁地多齐人
“鲁地多齐人”，这是《决策》记者搜集整理完菏泽、济宁、临沂、枣庄、日照五市书记、市长简历后的第一感觉。
2000年以来，济宁四任市委书记，除了贾万志，都属“齐人”。孙守刚是利津人，张振川是烟台栖霞人，马平昌是淄博人。
而临沂三任市委书记，李群、连承敏、张少军，分别是文登、临朐和荣成人，这三地都在胶东半岛，也是典型的“齐人”。
现任五市书记、市长，除了菏泽市委书记赵润田、枣庄市委书记陈伟、日照市委书记杨军、济宁市市长梅永红为外省人，其它6位也都来自“齐地”。
齐鲁文化中，邹鲁文化与齐文化是异同互见的两大文化系统。
学者王钧林认为，从历史来看，齐文化和鲁文化在治国理政上的差异性表现在以下五点：齐注重“尊贤而尚功”，鲁注重“尊尊而亲亲”；齐人临海而居，多进取而少保守，鲁人据守内陆，多保守而少进取；齐国重视法治精神，鲁国重视德治精神；齐人以“富”讲道德，鲁人以“劳”讲道德；齐重武，鲁崇文。
齐鲁之异，不仅在治国理念，还体现在行为特质上。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了以下描绘：齐人“宽缓阔达”、“足智，好议论”；而邹鲁人“好儒”、“俭啬”、“备于礼”。
司马迁对齐人宽缓、阔达、足智的评价，放在陈光身上，样样吻合。2006年《决策》记者赴菏泽采访陈光时，他给记者留下的印象就是，言行沉稳、从容不迫；胸有成竹、不被他人左右；足智多谋，故而睥睨一切。
1997年6月，陈光顶着“陈卖光”的光环，来到山东经济排名倒数第一的菏泽。然而，足智的陈光，却怎么也没想到，同样是国企改革，在诸城可以赢在“卖光”，在菏泽却输在“送光”。对此，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董彦岭，在接受《决策》采访时一针见血，“陈光很想把诸城模式往菏泽移植，实际上不太成功”。
在董彦岭看来，历史上属于齐地的诸城，是山东省商品经济相对活跃的地区，“历史上就有从商的传统，经济比较发达，有企业家方面的储备，一旦把当地的一些国有企业私营化，就会极大地促进它的活力”。
但是，菏泽历史上重农轻商，相对比较保守，缺乏商品经济的土壤。“这种背景下，即便是把企业送出去，在缺乏企业家资源和商品经济背景的情况下，很难达到搞活企业的目的”。董彦岭分析说。
主政菏泽十年，陈光也有其得意之笔，那就是用人上以齐文化的“尊贤尚功”，颠覆鲁文化的“尊尊亲亲”。两者区别在于，前者重事功，后者重关系。
陈光在菏泽全市强力推行经济工作实绩考核，考核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发展的各项主要指标，并且将考核的结果直接与奖惩和升迁挂钩。
“连续3年排在前3名的县委书记和前30名的乡镇党委书记都得到提拔了，这下大家看明白了，经济上不去，实绩干不好，想提拔，没门。”陈光说。
十年时间，从“东西对接”到“突破菏泽”，陈光扮演了一个“搅动者”的角色，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因为对他来说，改变菏泽之路犹如“推石上山”，目标坚定而过程艰辛。
接力棒文化
齐人治鲁，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官员是原临沂市委书记、现任青岛市委书记李群。
2月17日，《决策》记者在临沂采访，站在沂河边看着汤汤流水时突然意识到，李群离开临沂已经整整5年时间。但是，当地人一旦谈到临沂的变化，总不忘提及李群。
2001年1月，在陈光担任菏泽市长的同时，李群走马上任临沂市市长，时年42岁。在美国担任过康州纽海文市市长助理的这段经历，曾让人们担心喝过“洋墨水”的他，主政邹鲁之地的沂蒙老区会不会水土不服。
其他城市市长到任，一般首先走访的会是财政局、发改委等实权部门，他去的则是环保局、气象局和地震局；当党政领导干部将“包企业”当作“经验”介绍时，他叫停这项做法；当各个城市都在经营土地的时候，他捂着沂水两岸寸土寸金的土地，规定河岸1000米之内禁止建设。
当时，很多临沂老干部觉得，这个年轻市长不想做事，不懂经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李群却用美国取回来的“经”，把事情办到了沂蒙人的心坎里。
但李群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不是因为他主政临沂，而是因为一本书——《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出版于2004年5月。一时间，媒体记者纷纷奔赴临沂，冠以“临沂改革”标题的文章，出现在各大媒体上。
在李群看来，主政者的使命是通过优化发展环境间接促进经济繁荣，而不是直接插手经济活动。所以他做了很多减法，撤并机构、减少审批、合并乡镇。
李群的治理理念是典型的逆向选择和反向操作，这在恪守常规、遵循传统的鲁地来说，“反弹琵琶”需要更大的气魄。
“如果做一件事情，没有任何阻力，没有任何困难，可能说明这件事情是没有必要做的，或者这件事情即使做了也是落后的”。李群说，“从临沂这几年的实践来看，也往往是这样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有骂娘的，随着事情的推进，有帮忙的了，到接近尾声或者完成的时候，大家又赞扬了。在干中凝聚人心，在干中解放思想”。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是一句被人们普遍认同的说法，但是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则认为，这句话是错的。
“领导干部作为管理者，关键是要创造一个环境，大家共同努力完成同一件事。”在刘峰看来，“领导干部不应是创造财富的人，而是创造条件的人”。
从本质上说，这就是齐人李群的治鲁经验之精髓所在。
鲁南五城，临沂的发展活力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决策》记者发现，临沂政坛的“接力棒效应”，正是其发展保持动力不竭的核心要素之一。
2002年12月到2007年3月，李群在临沂市委书记任上不足五年时间。但是，此后的历任书记，都是由市长升任的。前任书记连承敏、现任书记张少军都如此。
“接力棒”效应，使得前后任之间，在发展理念上容易取得一种认同，避免人走政息。临沂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稳定性和延续性。相较于周边邻省城市，鲁南经济带的多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具备这种“接力棒效应”。
2010年9月，安徽省皖北办赴鲁南五市考察，考察报告中的一句话给《决策》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发展战略布局一旦确定，就不断凝聚共识，坚定推进实施，决不搞根本转向、重新再来。这对一个地方的发展非常关键，需要高度重视领导班子的稳定和衔接，大力弘扬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接力棒文化”。
“接力棒效应”的背后是一种“不折腾”的理念，这既是鲁文化稳健内敛的传统积淀，也是鲁南城市发展的现实选择。
智商、情商与胆商
地域文化长期积累，对领导干部的成长一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刘峰在接受《决策》记者采访时指出，湘文化，胆商比较高；吴越文化，情商比较高；齐鲁文化，智商比较高。
那么，何谓“胆商”？胆商就是一个人胆量、胆识、胆略的度量，体现了一种冒险精神，所谓“湘官生猛”，便在情理之中。
刘峰指出，越是基层领导越要提升“智商”；中层要提升“情商”；而高层应重在提升“胆商”。
领导者要提高胆商，就是要锐意改革创新，敢于承担风险，勇于承担责任。这对“多保守而少进取”的鲁文化来说，区域文化的粘着性，会不会成为一种发展阻碍？
《决策》记者为此对2005年以来历届“十大新锐人物”和“地方公共决策试验”评选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四川、浙江、湖南、广东、江苏，是近7年来政府创新最为活跃的区域版块，而入选“十大新锐人物”的官员，上述五省也较多。反观山东不多的入选案例中，鲜见鲁南五市的创新样本。
尽管如此，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一些细微的变化，仍然值得关注。
济宁，作为淮海经济区的经济翘楚，近年来连续被徐州赶超，被临沂逼近。在鲁南经济带各个城市中，济宁振衰起敝的决心和动力最大。市委书记张振川，也是齐人治鲁的代表人物，对外学苏北促跨越，对内整顿干部作风，可谓搅动一池春水。
但是，有两件事一度让济宁走向风口浪尖。一是2008年以来推行的“十佳、十差干部”评选，二是作为效能济宁内容之一的“马上就办办公室”。
媒体质疑，济宁这两项创新举措均有作秀之嫌。在2011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媒体追访张振川，张振川态度明确地回应说，“马上就办办公室”不是作秀，敢喊出这句话就是要兑现的。
市长梅永红，作为由中组部集中选派到地方交流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去年1月履新之际，也力挺济宁“十佳、十差干部评选”。
他说，“开展这项活动不是为了获得新闻噱头，制造轰动效应，而是为了不断改进机关作风，注意倾听百姓的呼声和感受。同时，也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的政府部门不是衙门，他们有监督的权力”。
事实证明，所有突破常规的改革举措，都会面临舆论压力和政治风险，在坚守与放弃这两端，没有第三种选择。济宁决策层选择了坚守，这无疑也是一种高胆商的表现。
与济宁同属邹鲁文化圈的枣庄，近年也因“市长+市场”模式强推枣庄“二日游”而备受关注。
作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跳出资源陷阱实现城市转型，是枣庄决策层牵肠挂肚的大事。2006年9月，陈伟从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岗位调任枣庄市长，瞄准了煤化工、文化旅游和城市建设，下决心打好“三大战役”。
“我们有7300年的始祖文化，4300年的城邦文化，2700年的运河文化，130年的工业文化”，在陈伟看来，枣庄不缺旅游资源，“缺的是挖掘的视角、创意的水平和开发的能力”。
于是，由市长任组长的“枣庄二日游活动领导小组”应运而生。市长亲自上阵抓“二日游”——决策层发出的这一明确而强烈的信号，给各责任单位带去了巨大紧迫感。
让枣庄人诧异的是，无论是住建局、财政局，还是物价局、卫生局，这些平日与旅游并不沾边的部门，争先恐后当起了枣庄旅游的宣传员，南下北上、东进西出，搞推介、打广告，忙得不亦乐乎。
2011年4月，《决策》记者赴皖北宿州采访，就曾偶遇前来推销“枣庄二日游”的地税局工作人员。
“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收手时就收手”，陈伟说，“枣庄二日游”营销模式是旅游业初级阶段采取的一种超常规方式，等渠道稳定了，就回归市场本位。”
诚然，对于后发地区来说，“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作用同样重要。深谙此中要诀的陈伟，于2011年12月走上枣庄市委书记岗位。
在枣庄，很多人对于5年前陈伟任职演说时借青檀抒怀，记忆深刻，他说，在枣庄的青檀寺，生长着一株株千年古檀，生性倔强，扎根石缝，攀岩而生。作为枣庄市的市长，就要像青檀树那样，经得起风霜的考验，岁月的洗礼……
突围“边缘经济”
■本刊记者 王运宝
“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鲁南苏北区域性特大型中心城市”。
2012年春节前后，鲁南经济带上一西一东的菏泽、临沂两市，在相隔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高调推出面向未来的战略航标。虽然都是短短的14个字，却在鲁苏豫皖4省激起一串涟漪。
在这个4省行政交界地区，鲁南、苏北、皖北、豫东4大板块的经济角力，就恰似一部“连续剧”。2012年新年伊始，山东再次重点布局鲁南，这枚战略“棋子”背后蕴含深意。以打造“菏泽高地”为新起点，山东支持鲁南城市发展进入“一市一策”的新阶段。同时也意味着，苏鲁豫皖4省在实现后发地区经济隆起的进程上，又展开了一场新试验。
而其背后要破解的核心概念是——“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
经济低谷
“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在深入分析鲁苏豫皖4省交界地区的经济状况后，提出的一个概念。那么，4省交界区的经济洼地是什么状况呢？
按照单个城市的经济指标，分别与4省的省会城市和经济大市进行一番比较分析，边界经济的凹陷状态，或许会更清楚。
在鲁南城市中，济宁经济总量282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07亿元位居第一，临沂以2770亿元、财政收入141亿元位居第二。济宁、临沂在4省交界地区排名前3强之列。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龙头城市青岛相比，济宁、临沂的经济总量只有青岛6615亿元的40%，烟台的50%多。济宁、临沂的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只占青岛的36.6%、24.9%。
2011年，菏泽地方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超过同为山东西部的聊城、德州。但放在省域内，这一数字就不再那么显眼，与蓝色经济区核心城市青岛相比，菏泽财政收入只有青岛的19.6%，烟台的36.8%，潍坊的43.9%，威海的80%。与山东省会济南相比，鲁南经济带上的济宁经济总量占济南的64%，临沂占63%，枣庄占35%，菏泽最低，只有济南的1/3。再与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核心城市东营相比，菏泽的经济总量只占到东营的55%。
从苏北来看，苏北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是徐州，2011年占省会南京6140亿元的57.8%；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上，徐州只有南京的一半。同期，江苏省经济总量最大的苏州市突破一万亿元，徐州只有苏州的1/3。与徐州同在东陇海经济带上的连云港，201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10亿元，相当于省会南京的22.96%、仅占苏州的14%，地方财政收入只占南京的28%。整个苏北5市201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728.3亿元，同期苏南5市实现29633.48亿元，苏南是苏北的2.76倍。苏北5市实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93亿元，只占江苏全省的1/5。
在安徽皖北地区，作为重点扶持的阜阳、宿州、亳州3市，201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45亿元。与省会合肥相比，占合肥经济总量的60%，仅占安徽全省的15%。3市地方财政收入总和为128.7亿元，相比芜湖市少了11.3亿元，占合肥的38%，仅占安徽全省的9%。
从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这两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上看，行政交界地区明显处于洼地。如果再深入分析会发现，不仅经济总量小，在经济发展的载体平台上，苏北、鲁南、皖北、豫东更少。
开发区作为经济主战场和招商主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截至2011年10月，鲁南有日照经开区、临沂经开区、济宁高新区和临沂高新区4个国家级开发区。苏北同样是4个，分别是连云港经开区、徐州经开区、淮安经开区和盐城经开区。相对来说，皖北、豫东的国家级开发区分别只有1家，是蚌埠高新区、开封经开区。
梳理这10个国家级开发区会发现，连云港作为国家首批14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早在1984年就设立了国家级开发区。连云港经开区作为区域内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区，一直保持了26年之久。2010年3月，徐州经开区上升为国家级开发区，才改变了这种格局。而且，10个国家级开发区中，有7家是与徐州经开区在同一年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的。这也反映出4省交界区域的对外开放度一直不高。虽然有连云港、日照港两个亿吨大港，但面向海洋的开放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从而也造成这一区域长期没有沐浴到海洋带来的经济利好。
2011年10月，随着临沂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山东省第8家国家级高新区产生，也标志着山东省国家级开发区上升至17家，其中经济开发区9家。在这9家中，有8家分布在“蓝黄”两区。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数量仅占山东省经济开发区总数的5.8%，但工业总产值却占全省经济开发区的20.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19.8%，实际利用外资占41%，进出口总额占42.9%。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为所在城市经济最主要的增长点。
相对来说，山东省西部的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以及南部的枣庄、济宁等地，仍然没有打破国家级经开区的“空白”状态。有与无造成的巨大差距，一目了然。
做中心的边缘，
还是边缘的中心
2月23日，山东省、临沂市当地的各大媒体，同时出现了一个大字标题——“临沂打造鲁南苏北特大中心城市”，这短短的14个字甫一提出，就成为鲁苏两省各大网络论坛的“引爆点”。
从最近10年的演变来看，最先提出建设大都市概念的是徐州，江苏省把徐州都市圈作为三大城市群之一，与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并列。在2003年后，济宁都市圈概念提出，在当时山东，济宁是仅次于青岛、济南出现的。2005年以后，随着区域格局的改变，济宁都市圈让位于鲁南经济带。到2012年2月，最新提出特大城市战略目标的却是临沂。
在鲁南苏北地区，徐州、济宁、临沂3市恰好组成一个等边三角，三座城市相继提出建设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表面上似乎是在相互角力，其背后的实质是4省交界地区没有一个能够领袖群伦的中心城市，更深刻反映出边界经济的“大城市缺失之痛”。
“缺少核心增长极，所有城市都在纷纷向外靠，所以一提起这一区域大家想到的就是边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分析说，“树心、强心才是关键，只有‘心脏’强大了，才能有吸纳力和辐射带动力。”
实际上，现实中的4省边界城市格局，早已呈现出“被撕扯”的状态。
以4省交界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徐州为坐标系，先向东南看，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大的城市群，尤其对苏北、皖北2大经济板块产生强大吸引力，这两个板块内的所有城市，都提出承接长三角辐射，积极南融长三角。
从徐州向东看，山东半岛城市群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徐州向北看，同在京沪经济带上的是济南都市圈；向西看，同在陇海经济带上的是中原城市群。这两个经济圈的中心城市济南、郑州的经济实力，都在徐州之上。虽然目前徐州都市圈是4省边界地区唯一发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圈，但经济总量、吸纳能力、辐射能力都小于济南都市圈、中原城市群和南边的南京都市圈。
而且，周边4省都有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山东是蓝色经济区，江苏是沿海开发开放和长三角发展规划，安徽是皖江示范区，河南是中原经济区。由此，寻找各自的发展取向，就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鲁南苏北边界城市之一临沂，于是提出“东接南融”，向东对接蓝色经济区，向南融入长三角城市群，两边都用力。
在这种状况下，“边缘经济”地区的大城市，就不得不面对一道选择题：是做中心的边缘，还是做边缘的中心？是集体突围还是分兵突进？
答案显而易见，“做中心的边缘”就是资源被吸纳，发展空间受挤压。因此，唯一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做边缘的中心”。因为在以徐州为几何中心的200公里范围内，南京、合肥、郑州、济南和青岛5座中心城市的中间地带，还是一个空白区，需要一个特大型城市承担区域发动机的责任和使命。至于是经济总量最大的徐州，还是一直都在争夺淮海经济区中心的济宁，抑或是发展势头强劲的临沂，还是其他城市最终脱颖而出，都在变化之中。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这个区域发动机真正转动起来之时，就是“边缘经济”吹响突围冲锋号之刻。
集体探路
“把菏泽的区位、资源和后发优势转化成科学发展优势，探索一条欠发达地区实践科学发展的新路子。”这是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在支持菏泽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座谈会上的一句概括。
循着这个思路看，“菏泽高地”更深层次的启示，就是在探索行政边缘经济区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放大到苏鲁豫皖4省，围绕边界经济出台的政策支持体系，都是在进行一场后发地区如何实现提速发展的新模式试验。
以山东鲁南经济带为例，近3年来，山东在重点突破菏泽的同时，其他城市也相应得到了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支持。
2009年12月，山东省出台专门政策意见，支持枣庄资源枯竭城市转型。枣庄打响“三大战役”，以其独特的转型实践，像一匹“黑马”在竞争激烈的区域格局中异军突起，造就了全国瞩目的“枣庄神话”、“枣庄奇迹”。
从枣庄向东是临沂，2011年10月，国务院批准沂蒙革命老区参照执行中部地区有关政策，用临沂市领导的话说，这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眼下，临沂正在力争成为“全国革命老区科学发展示范区、试验区”。
到了2011年12月，山东省出台新的20条政策，支持菏泽打造科学发展高地，标志着鲁南经济带政策体系进入到“一市一策”的新阶段。“相对于以前笼统出台的鲁南经济带支持政策来说，现在对欠发达地区的认识更深化，帮扶的目的性、针对性更强，也更有利于政策的操作。”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县域经济考核办公室主任陈有良告诉《决策》。
如果我们从山东省域跳出来看，东部沿海经济大省的区域协调发展探索，已经成为一种集体行为。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4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分别提出了针对本省内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而巧合的是，这些区域都是行政交界的“边缘经济”。
在沿海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围绕如何破解“穷广东”，珠三角9市的市县镇村出钱出人出项目，在“双转移”中实现共同发展。江苏的苏北振兴战略，已经进行到第12年；山东则以“菏泽高地”布局重点区域带动战略；浙江的“山海战略”，带动浙西山区市县融入海洋经济。对此，黄少安对《决策》分析说：“这些沿海经济大省的内陆欠发达地区，可以探索不再重复走原先工业化、城市化的老路，可以转换思维，思路打开之后可以探索走出一条新路。”
在中部地区，这种探索也在努力进行。与菏泽共饮黄河水，隔河相望的河南濮阳市、范县、台前地区与中石化公司合作，坚持创新扶贫发展模式，而且借力中原经济区成为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河这边的“菏泽高地”与河那边的“濮阳模式”，“都是一种欠发达地区寻找突破路径的创新。”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董彦岭告诉《决策》，“这些区域创新在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同时，也需要相互借鉴、相互合作，形成合力就能事半功倍。”
放在这种观察视角下来看，山东决策实施“菏泽高地”战略，更具有符号性意义。菏泽闯出一条突围“边缘经济”的新路，其影响力决不仅仅是在鲁西南，而是周边4省，甚至是更大范围的经济欠发达地区都会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