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重启前夜
已拿到国家发改委“路条”的全国10个核电站厂址共30台机组挡在红线外，由于投资体量巨大，这些项目都是各地方政府重中之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 | 北京、深圳报道
因福岛核事故而暂停一年之际，产业界重启中国核电项目审批的呼声，越发急切。
日本福岛事故发生后，国务院于2011年3月16日出台核电“国四条”，在“核安全规划”批准之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这把已拿到了国家发改委“路条”的全国10个核电站厂址共30台机组挡在红线外。由于投资体量巨大，这些项目都是各地方政府重中之重。
进入2012年，随着政策上的走强，核电新建项目审批的重启事也日渐高亢。而“硬缺电”态势，也助推了这一呼声。中电联统计部主任薛静认为，火电新增规模大幅减小，投资下降过快，因发电能力不足造成的“硬缺电”现象在所难免。业内估计，今夏中国电力缺口可能达到4000万~5000万千瓦。
2012年3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韩国首尔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时表示：中国已对全国核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检查，对在运行核电站安全系统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并提出升级建议。
此前的2012年全国“两会”上，业界人士已陆续放出关于核电项目审批的积极信号。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在3月10日公开表示，“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中央政府会在今年或在今年更早些时候恢复核电站项目的审批”。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能源局副局长钱智民表示，中央会重启核电的审批，而且装机容量超过2007年发布的规划目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也在3月17日出席一个活动时明确表示，“各国核电发展依然热度未减，预计年内新的核电站又将恢复建设”。
最权威的信号当属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及“安全高效发展核电”。
由国家核安全局编制的“核安全规划”(《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送审稿)》)曾于一个月之前提交至国务院，而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补充的意见。
“关于核安全规划，目前核安全局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只等国务院的审批了。”国家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二司副司长汤搏对《望东方周刊》表示。
据有关人士透露，“核电中长期规划”也已上报国家发改委。这样，两大支撑核电项目重启的基础性文件，目前均已明朗起来。
“核安全规划是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批哪种技术路线，批哪里，批多少，这些可能才是核电重启的关键问题。”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常委张禄庆对《望东方周刊》说。
在核电重启前夜，还有一些不确定性。
内陆之争
2012年2月7日，互联网上公开了一份《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厂项目建设的报告》，报告是安徽省望江县提出的，目标指向一江之隔的江西彭泽。
报告对彭泽核电站的选址评估、环境影响等方面提出了“人口数据失真”、“地震标准不符”等质疑，并对项目建成后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隐患表达了担忧。
这又一次掀起了对于“内陆是否该建核电站”的讨论。
如果不是日本福岛核事故，或许江西彭泽、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这三个内陆核电站已经正式开建。这一叫停，使得当地人对于核电安全性的关注陡然提升。最早站出来“反核”的安徽望江县退休干部汪进舟，甚至打算借核电站叫停之际“把它抗争掉”。
望江县的行动得到了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的力挺，他曾撰文反对在内陆兴建核电站。除了对于安全系数的考虑，何祚庥还提出了核电站所需的冷却水源是否能得到保证的问题。他认为，在人口稠密的内陆地区兴建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将不可控。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在“关于终止中部地区核电站规划与建设的提案”中提出：“希望国家考虑中部地区，尤其是河南、山西、河北、安徽、山东、陕西等省的实际情况，全面终止该地区核电站的规划与建设”。而河南南阳也是内陆核电候选厂址之一。
日本福岛事故发生后，根据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重新修订的国标GB6249-201，我国滨河、滨湖核电厂的放射性流出物的排放标准要比滨海核电厂严格许多。
作为彭泽核电站所采用的AP1000机组的技术引进方，国家核电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说，“内陆核电站的设计标准和沿海核电站的设计标准完全一致，对其排放会有更加严格的约束。”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于2008年编制完成了《江西彭泽核电厂厂址安全分析报告》和《江西彭泽核电厂环境影响报告书(申请审批厂址阶段)》。针对望江的质疑，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发表声明一一解释，并强调，“在经过环保部核安全审评中心的严格评审后，2009年获得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核安全局的批文，同意江西彭泽核电厂一期工程一、二号机组的建设”。
目前世界上正在运营的核电机组有438台，其中内陆核电机组占50.1%，沿海核电机组占49.9%。在美国的104台核电机组中，内陆核电机组占74%；法国，总计有58台核电机组，其中内陆核电机组占69.5%；加拿大的内陆核电机组占85.7%；德国占82.3%；俄罗斯的内陆核电机组占58%；印度的内陆核电机组占42%，是沿海和内陆核电兼而有之。
国务院审慎非常
“来自美国内陆核电站的运营数据表明，正常运行时，核电厂的废物排放受到严密控制与监督，可以实现近零排放，给周围居民与环境造成的额外辐射负担甚小，一般不到天然本底辐射的1%。当然，任何一种核电技术也不能确保百分百安全，但只要管理完善，发生事故的概率极小，远远小于交通事故等非正常死亡。另外，安全性是不是应该把整条产业链都算进来呢，煤电看上去安全，那么煤矿每年发生事故造成的伤亡呢？”国家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二司副司长汤搏并不认同内陆禁建核电站的呼吁。
国务院对内陆核电站一直非常审慎。中国最早开始选址工作的核电站之一---湖南桃花江核电站准备了将近40年，一直没能拿到建造许可证。
在福岛核事故之后，桃花江核电站也陷入停工状态。据本刊记者了解，上千名工人已撤离，厂址内一些大型设备被转移走，此前订购的一些生产周期长的设备也将转到辽宁葫芦岛的徐大堡核电站。桃花江核电项目已累计投入近30亿元，停摆一年间，银行贷款利息即为2亿元。
位于湖北咸宁的大畈核电站没有完全停工，但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这么大的工程停下来，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损失，久而久之造成了资金链的紧张，那段时间银行一听是核电项目都不给贷款。”参与大畈项目的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郁祖盛对《望东方周刊》说。
2010年，全国有43个审查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核电项目，其中内陆占31个。
大反思
中国核电已经过一年时间的反思。日本福岛发生核事故后不久，我国就组织了核电安全大检查并于2010年8月结束，最终调查报告得出“国内已运行和在建核电项目安全有保障”。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透露说：“在大检查过程中，共计发现了14个需要整改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完全解决掉了，有的正在解决当中，有的已经列入三年改造计划当中。”
中国最主要的核电公司为三家：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日本事故发生后，各核电单位相继进入自查、改进阶段。
在配合国家核安全局完成浙江三门、山东海阳AP1000核电项目的安全检查之外，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和美国西屋公司分别针对AP1000设计应对福岛核事故条件开展了独立的“压力测试”，并相互校核。AP1000是来自西屋公司的技术，由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负责引进、吸收。
中核集团总经理孙勤则公开表示，该集团针对最新的核安全要求做了25大项的改进，特别在新一代核岛的设计上，采取新的堆芯设计、按照能动加非能动的设计，过去的单安全壳都改为双安全壳。
最明显的改变是，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国明确规定核电厂设计必须严格按照HAF102(《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2004版)》)的要求执行。这个版本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大大提高了安全要求，充分吸取国际上已发生的两次重大核事故的经验教训，明确要求核电厂“必须考虑”对假想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不是“尽可能地考虑”。这使得包括新建核电站及2004年之前就已完成设计的核电站都不得不比对HAF102作出改进。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据《望东方周刊》了解，福岛事故后，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的“福岛核事故技术改进方案制定工作组”开展了CPR1000设计与HAF102及其导则的符合性的分析评估，对新项目的厂址要求和在建项目在严重事故、事故后核动力厂状态检测、抗震设计、辐射防护等方面进行了复核性检查，对甄别出的CPR1000薄弱环节提出了11项“实体改进建议”。
此外，广东台山项目也将结合法国电力公司的研究反馈进行持续改进。
针对福岛核事故暴露出的人为因素，对核电运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中国最大的核电基地运营方，大亚湾核电运营公司为了更好地应对超设计基准事故和严重事故，还申报了“核电站非能动应急电源(高容量蓄电池蓄能系统)与高位冷却水源系统研发”项目，作为“国家能源应用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项目”，已通过国家评审并正式开展。
技术升级竞赛
“AP1000具备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的能力，可以抵御类似福岛的超设计基准事件，在事故后72小时内通过非能动系统将核电站逐步带入稳定状态，减少操纵员干预和对外部动力源的依赖，因此不会发生堆芯或乏燃料池的燃料破损状况，安全壳可维持其完整性，无不可接受的放射性泄漏，72小时内无需场外支援。”在谈及福岛事故后对AP1000的评估结果时，王炳华对《望东方周刊》说。
“AP1000的安全设计级别比常规设备高出250倍。”西屋电气亚洲区总裁Jack Allen对《望东方周刊》说。
AP1000的成熟性在美国国内及中国一直不乏质疑之声。2005年，美国核管会(NRC)正式批准了AP1000的DCD15版并颁发了设计许可证。中国引进的正是这一版本。此后，由于美国联邦法律加入了关于“防大飞机撞击的法规要求”，AP1000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设计优化，版本一直升级到DCD19版。美国当地时间2011年12月22日，美国核管会批准了DCD19版设计证书。
Jack Allen透露说，计划采用AP1000机组的美国Vogtle和V.C.Summer两个核电项目进展顺利。美国核管会已完成对Vogtle的3、4号机组以及V.C.Summe2、3号机组联合建造运行许可证的环境评审、安全评审和强制公众听证等相关工作，有可能在2012年早些时候就获得批准。
“在美国宣布新建的22台机组中，有14台为AP1000，其中6个已经签订了合同。” Jack Allen说。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一直力推AP1000成为未来中国核电的主力堆型，尤其是在福岛核事故后，AP1000的高安全系数成为其最大的卖点。
不过，在国内已建成运营了近30年的“二代加”技术及其主导方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并不认同“二代加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说法，认为自己在成熟性及经济性等各方面均优于AP1000。尤其是在福岛核事故后，“二代加”机型会否被AP1000取而代之更成为争论的焦点。
“三代更安全，不代表二代加就不安全。”张国宝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曾明确表示。
国家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二司副司长汤搏也对《望东方周刊》表示：“核安全规划的制定，一切皆以安全为主题，并不涉及到技术路线的选择，也没有任何倾向性。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许多二代加核电站都在要求延寿，而美国甚至在考虑将核电站寿期提高至80年甚至更长。”
2月21日，国家能源局宣布，全面启动在运在建核电站应对超设计基准事故安全技术研发计划。据接近国家能源局的专家介绍，此计划首批设立项目共计13项，预计将在2013年前后完成，且研发成果将向我国在运在建机组推广。届时，二代加核电站将会在总体上满足国际公认的三代核电安全标准要求。
为了不在新的安全标准下落后，中核集团及中广核集团仍然加紧了技术的升级改造，提出了基于现有“二代加”技术的改进型的“三代加”技术，希望在新一轮的技术竞赛中抢占制高点。
多年来，经过对大亚湾时期引进的法国M310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改造，中广核集团形成了自主品牌CPR1000+并应用于大亚湾、岭澳、岭东3个核电站6台机组的建设及运行。福岛事件后，中广核集团又对CPR1000+提出了“11+24”项改进计划，进一步形成了ACPR1000－P及ACPR1000的新三代技术路线，提高了安全停堆地震等级，增加了超设计基准事故的应急供电、供水系统等。
中核集团的研发突击也是紧锣密鼓。经历了CNP1000的功败垂成及CP1000的进化，中核集团对于自主品牌二代加技术的改造最终也走到了“三代”---ACP1000。本刊记者获悉，中核集团已拨款超亿元来支持ACP1000的研发。
张禄庆说，ACP1000完全能满足美国电力公司要求文件(URD)的要求。从技术成熟性来看，ACP1000已具备相当好的基础。堆芯从157盒燃料组件扩大至177盒后的物理设计，包括18个月换料的堆芯燃料管理设计工作已相当深入。另外，ACP1000的反应堆堆芯设计、国产化燃料组件设计与制造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申请获准了数十项专利。
“ACP1000最闪光的亮点是，许多二代改进型机组上采用的系统、设备可以沿用，国产化程度将会迅速提高，有助于降低建造成本。”张禄庆说。
产业链波动
相对于地方政府和核电运营商，核电设备制造企业遭遇核电放缓的困扰更大一些，对重启核电项目审批的呼声也最高。
20多年前，中国第一家商业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核心部件整体国产化率只有1%，就连厂区里铺路的水泥都是进口的，经岭澳一期、岭澳二期，这个数字已逐渐提升至85%，大部分的设备都可由国内的设备制造厂商如中国一重、东方电气、沈鼓集团等提供。
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因为核电装备通常要求高、难度大，给厂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福岛事故后设备厂商对核电未来发展信心也产生了动摇，这使得原本就异常严峻的产业形势更加恶化，设备制造进度与质量风险迅速加大。
“设备厂商制造能力一直在提升，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前两年核电发展较快，对它们的生产、研发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位核电工程公司人士对《望东方周刊》说：“有些厂商做核电设备其实是亏本的，因为合格率低，经常要报废重做，一台设备可能几百万元就没了，成本高企，越做越亏，利润反而不如做常规装备。”
随着福岛事故后中国核电政策的变化，核电厂商又出现了另一个不适应。“为了适应核电高速发展，制造厂这几年投入很大的力量提升质量和搞研发，不断地招兵买马培养人才和生产能力，却突然遇到了核电刹车，许多订单由于项目的不确定性而撤了回去。原来是做不及，现在是没得做。谁来养他们？”上述人士表示。
“如果2012年再没新项目开工，最先断粮的可能就是制造厂，再接下来就是核电工程公司。”
与此同时，受福岛核事故影响，各施工承包商对核电发展的预期也发生了变化，加之近几年物价快速上涨、人工成本大幅增加，承包商商务问题集中爆发，制约了各项目建设的推进。
多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分析说，即使2012年核电建设重启，速度也不会像前两年那么快，尽管长期来看市场的需求量巨大，但短期之内这种急刹后遗症可能依然存在。
本专题直接访问对象包括但不限于：
张国宝：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能源局局长
王炳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
汤 搏：国家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二司副司长
张禄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常委
郁祖盛：国家环保部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又红：湖南省核工地质局核电办主任
胡国清：湖南省桃江县委常委、桃江县核电项目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符建新：桃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茂武：湖南省桃江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核电办”主任
刘明章：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Jack Allen ：西屋电气亚洲区总裁
桃花江核电站的等待
“核电站和原子弹的关系，就像啤酒和白酒的关系。”李茂武等人向村民打比喻说，白酒可以点燃，啤酒就不行
《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 | 湖南益阳报道
农历正月初十，村里的年味尚浓，鞭炮声还不时在各家各户响起。
50岁的沾溪村村民殷益中站在自家楼房的堂屋当中，慷慨地描述着他新年的愿景。“打算把楼上重新装修下，改成宾馆。”楼房建于3年前，坐落在一条围着护栏、有着两车道的标准公路边上。从他家沿路往山里走不到2里地，就是湖南桃花江核电站。
至少在去年3月份以前的四五年间，这里曾一度聚集了近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村里人世代居住的一座名为“荷叶山”的山峰被推平了，如今早已平整出一块3000亩的空地，静静地躺在资江河边上。
这不过是一个仅有着千余人的山村，“宾馆”一词于很少出门的村民而言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词汇。但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村里竟然冒出了多家宾馆。“我们村就有4家，七八十块钱一晚。”沾溪村党支部书记贺孟华说，核电站前期工作的展开给村民带来了诸多实惠。这也正是殷益中的谋划：“正式开工了建好了，来这里的人应该会更多。”
殷益中的老房子原本就在厂区大门口，那是一个80多平米的平房，祖孙数代居住了多年。几年前，在获得国家发改委的准许开展前期工作后，殷益中和其他村民移民到了周边各处。
要不是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一度被外界猜测为“内陆第一座核电站”的湖南桃花江核电站可能已经开工建设。过去的一年，这里一直沉寂。
像打了一场淮海战役
作为桃江县核电项目指挥部的常务副总指挥，胡国清的龙年春节过得并不省心。
除夕晚上，几个核电项目拆迁户给他打来电话。由于返乡过年的村民增加，安置区的自来水供应不足，多户人家停水了。这位去年刚由桃江县副县长任上出任桃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官员，一边耐心解释，一边紧急安排工作人员前往解决。
桃花江核电站最终选址所在的沾溪镇荷叶山，极为闭塞。以前，因为山峦阻隔，从沾溪镇到桃江县城需多绕道二三十里路，去一趟县城需要颠簸近两个小时。核电站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一条投入近2亿元的高标准“桃荷公路”建成，直接从山峰中挖出一条隧道，使得进城缩短到了十余分钟。
闭塞了几百年的荷叶山开始联通起外面的世界，建设大军穿越隧道涌入到了这里，甚至连世居于此的70岁老妪也讲起了普通话。山峰被推平了，有时候灯光彻夜不熄，三四百台挖掘机同时开动。
“就像打了一场淮海战役。”时任沾溪乡党委书记的李茂武向《望东方周刊》介绍，项目启动之初，仅仅用了不到5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数百户村民的拆迁工作。
很快，村民开始感受到项目带来的实惠。沿着进厂公路，当地人在家门口开办了上百家小卖部；外出打工多年的青壮年村民也纷纷返回家中，应招前往核电站打工。“零工一天一百，泥水匠、水电工一天两三百。”殷益中说，那段时间他把自家拆迁后建起来的楼房二三楼出租给外地包工头，一个月租金达两三千。
改变不止于此，沾溪乡很快晋格为沾溪镇，李茂武也调任桃江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任新设立的“核电办”主任。
县委书记跑核电
湖南与核电站的结缘可以回溯到至少二十年前。
据湖南省核工地质局核电办主任刘又红向《望东方周刊》介绍，早在1989年，湖南省就沿着境内的长江、湘江、资水、沅水流域进行过核电站厂址勘察，曾提出过十余个备选厂址。其中的7个选址，还于1992年至1996年间被编进了《湖南核电普选厂址调研报告》。
这其中就包括桃江。但据胡国清向《望东方周刊》介绍，在本世纪初，国家发改委着手新一轮内陆省份核电厂址调查时，桃江最初未进入候选视线。
桃江再次与核电结缘已是2006年。这年初，时任桃江县委书记杨跃涛看到新闻媒体播出有关国家将积极发展核电的消息，知悉桃江核电前情的杨跃涛决定争取这一项目。据时任桃江县发改局局长的符建新向《望东方周刊》介绍，杨跃涛“交代我要搞清楚两件事，第一桃江为何未能进入备选厂址；第二桃江还有没有机会。”
这年正月，杨跃涛带着时任桃江县委副书记夏善全以及符建新等人前往北京参加桃江籍“乡友会”。当天晚上，杨跃涛一行就找到早就与湖南有过合作的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简称“核二院”)，见到了“核二院”的多位领导、专家，陈述桃江渴望核电的热忱。
“一个县委书记来跑核电，简直闻所未闻。”现任桃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符建新回忆，“核二院”的一副院长对杨跃涛的拜访显得非常诧异，这显然不是一个县的热忱就能促成的，但依然当场表态同意委派专家前往考察。随后，在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电力设计院的支持下，先后有10余批次中央和省市专家前往桃江踏勘厂址。
整个2006年成了符建新最忙碌的年份。为了争取到在北京的相关部委、专家的支持，他先后20多次进京。“至少有四趟是当天来回。”符建新记得，那段时间他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有时为找到一个准确的地址就要花掉两个多小时。
当时的湖南境内已经有岳阳小墨山作为备选厂址开展相应前期工作，投入了上千万，桃江再去争取核电站就显得有些“天方夜谭”。符建新记得，他在拜访湖南省发改委一副主任时，对方就觉得桃江的想法“不太现实”。
桃花江速度
桃花江后来居上，成功争取到了项目。
在李茂武看来，这得益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好的“婆家”。就在桃江向中核集团伸出橄榄枝时，后者也正着眼于内陆寻找优质的核电项目。据刘又红介绍，荷叶山是少见的优质内陆核电站厂址，并得到了中核集团的高度认可。
双方一拍即合。2006年5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益阳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同意合作建设核电项目。桃花江核电项目由此步入快车道。
这年6月，湖南桃花江核电站筹建处正式成立。中核集团委派石述澧率领地质、气象等20多个项目团队同时展开工作。9个月后，桃花江核电站《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评审，经由湖南省发改委正式向国家发改委提出项目申报。
2008年2月1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同意湖南桃花江、江西彭泽、湖北大畈三个内陆核电项目“开展前期工作”。“湖南排在第一。”符建新言及此，充满了自豪。
益阳市、桃江县地县两级政府迅速投入到核电站的前期工作之中。据胡国清介绍，益阳市政府在此前后专门成立了“核电办”，由桃江县委书记任上调任益阳市副市长的杨跃涛兼任“核电办”主任。
2008年5月，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内陆核电公司。十多年前就开始积极奔走的湖北咸宁市大畈核电项目是在这年6月才成立核电公司。“桃花江速度”一夜之间开始见诸报端。
工程进展同样迅速。据刘又红介绍，最初桃花江核电站按照源自法国的二代改进型技术M310规划设计，在2009年底时就已基本具备了正式开工建设的条件。其时，益阳市提出的目标就是力争在2010年获得国家核准，“成为内陆第一座核电站。”
在此期间，源自美国西屋公司的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引入中国，桃花江核电站按照新的技术要求进行了新的规划设计，并于2010年底完成了“四通一平”(水通、路通、电通、电讯通，场地平整)全部前期工作。
年间，桃江乃至仅有40万人的益阳小城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个例子是，桃江县城房价以前600元每平米左右，现在中心地段已经涨到了近3000元。
福岛阴影
2011年3月，日本东北地区发生里氏9.0级地震。
在地震引发的强烈海啸面前，作为世界上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日本福岛核电站未能幸免，酿成了自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全球最大的一次核安全事件。5天后，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应对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情况汇报。
这次会议作出四项决定：立即组织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这就是俗称的核电“国四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其时，正满怀希望等待国家发改委、国家核安全局核准开工的桃花江核电站首当其冲。“国四条”出台后，桃花江核电站平整一新的3000亩工地，在最近的一年中乏人问津。
“要不是福岛事故，这里将是一片轰轰烈烈的景象。”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明章站在厂区数十米高的观光台上，指着眼前寂寥的工地向本刊记者说，他们过去一年间等的就是尽早颁布新的核安全规划，继而拿到发改委、核安全局的一纸核准开工文件。
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1日，目前注册资本为3.94亿元，股东由中核核电有限公司、华润电力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4家构成。其中，中核核电有限公司占50%股份。
据了解，自公司成立至今的近4年间，桃花江核电项目已累计投入近30亿元。停摆一年的损失不容忽视。“光银行贷款利息一年就是2个亿，”刘明章说。
在益阳市政府近旁，一个名为“中核缇香名苑”的高档住宅小区2009年就已交房，却同样显得安静。据了解，该项目由中核集团旗下中核置业开发，部分房屋被湖南桃花江核电公司买去，用作员工宿舍。
在业内专家眼里，当前全球核电发展陷入停滞当属正常。“每次事故后，核电都会进入几年的低潮期。”刘又红说，1979年美国三里岛事故、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莫不如此。
湖南别无选择
对核电站翘首企盼的湖南地方政府来说，这一年却并没有闲着。如何迅速消解当地百姓对核电安全的疑虑，成为过去这一年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重心。
在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由刘又红等专家牵头，在福岛事故发生仅仅一周后就制定出一份“核安全手册”，并亮相湖南当地各家媒体解疑释惑。桃江“核电办”主任李茂武等地方官员，也重新走到厂区周边村落详解村民“恐核”的情绪。
殷益中等当地村民终于明白了，“核电站不是搞原子弹”，“我们这没有海啸，不会出日本那样的事故”。
相反，对还想着在家里开宾馆的殷益中而言，他对核电站早日开工建设同样表现迫切。“总得建几年吧，来的人还会更多。”
对桃江县而言，桃花江核电站如能按计划建成投产，将是桃江建县60年迎来的最大一笔投资项目。据估计，桃花江核电站建成将能给桃江带来近3亿元的直接财政收入。这对去年仅仅5亿元财政收入的桃江而言，无疑是大诱惑。
与此同时，桃花江核电站的建成对改善湖南能源结构也将产生深远意义。
相关资料显示，桃花江核电项目拟投资670亿元，规划4台AP1000压水堆核电机组分期建设。据了解，在4台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最高可达35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当前湖南全省年总发电量的两成左右。
作为中部内陆省份，湖南近年发展迅速，经济总量连续多年挺进前十，但仍不免受到省内能源紧缺的严重制约。作为常年生活在长沙的本地人，刘又红对过去数年湖南的拉闸限电印象深刻。据其介绍，每当用电高峰期过来，经常是省领导亲自往北方跑去要煤。
“不发展核电，就只有继续上火电、水电。水电受到季节性制约，湖南又基本不产煤。”刘又红说，“除了核电，湖南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