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在菜园坝快餐店丢失的电脑包终于被还回来了本报记者 莫凡摄
22号，我们报道：16号下午，李先生在菜园坝一家快餐店就餐时丢了一个电脑包。
24号，这个电脑包又被还回来了。
摄像头拍下了整个拎包的过程
李先生是一个从业十多年的心理咨询师。
16号那天，他在菜园坝一家快餐店把电脑包弄丢了，包里有他从业10多年的资料。（李先生想特别交代：这些资料包括讲义视频、讲义录音、书稿、学术研究材料等，绝不包含客户资料，客户资料是不允许带出办公室的。）从监控录像上来看，丢包的过程是这样的：
6点20分，李先生离开餐桌去洗手间，他的双肩背包依然放在椅子上，餐桌上放着他还没有吃完的食物。
6点23分，“眼镜男”走进快餐店，在李先生坐过的位置坐下。
6点28分32秒，服务员将李先生的餐盘收拾走。
接下来，“眼镜男”开始了4次挣扎：
6点28分56秒，“眼镜男”将李先生的双肩包从椅子上拎起来，又放回去。
6点29分，“眼镜男”二次拎起李先生的双肩包，从椅子上拎到桌子上。
6点30分，“眼镜男”三次拎起李先生的双肩包。
6点31分，“眼镜男”四次拎起李先生的双肩包，把拉链拉开一半，随即拉回去。
第5次，他行动了：
6点32分，“眼镜男”拎起李先生的双肩包，快步离开快餐店。
“我捡到了你的包 放在交巡警平台”
22号，时报报道了这件事，并告诉读者，电脑包里，有李先生的名片。
24号上午八九点钟，李先生接到了一个电话，李先生给我们转述，电话那头是这样说的：
我上个星期在菜园坝捡到了你的包，后来我就出差了，昨天才回来，我一看，包里有一张名片，就打给你了，我在沙坪坝三峡广场，你过来拿一下。
几分钟之后，
李先生再次接到了那个电话：
我还有事，我把包给你放到三峡广场的那个交巡警平台，你各人去取吧。
根据当时的交巡警回忆，“一个男的把包拿到交巡警平台，说是捡到的，包里头有名片，他已经联系过失主了，失主一会儿就来取。我还跟他说，你等会儿，等失主来了当面感谢你，他说，有事要忙，就走了。”
“我分析他的内心经历了纠结、内疚、压力……各种斗争”
现在，李先生已经从交巡警平台取回了电脑包，里头的所有东西都在，一个不少。
但是，李先生没有见到还包的人，他把随身携带的监控拷贝给交巡警看，交巡警从多个角度看过之后，判断还包的人跟拎走包的人，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李先生根据自己的心理分析经验，拎走电脑包的“眼镜男”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个拎包的人，他在我坐过的餐桌上就餐的时候，并没有动手，直到服务员收走了我的餐盘，服务员的这个动作让他确定：我不会来了。
接下来，他4次拎起我的包，又放下，特别是第四次，把包拎起来，把拉链拉开一半，想看里面是啥东西，随即又拉回去，因为不是自己的，生怕被发现，这个过程，是很纠结，很挣扎的，可见，他应该是临时见财起意。
一分钟之后，他拎起我的包，离开。这一分钟，在心理学上，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这个一分钟里，他的内心在做一个价值判断，最终，他判断包里的东西可能有他需要的。
因为并不是有预谋的盗窃，他把包拎回去之后，内心也很挣扎，甚至会有内疚的情绪。
特别是22号，你们报道了这件事，他应该是看了报纸，知道包里有我从业十多年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我很重要，这样，他的内疚情绪就会更严重。
加上报纸上告诉他，监控录像已经把他拍下来了，并且很清晰。其实，监控探头就安装在他的头部上方，他当时是不知道的，一旦知道之后，他精神上会很有压力，出现害怕情绪，这时，他内心再次做了一个价值判断，他承受的压力，与他得到的，不成正比，包里的东西，对他几乎没有用，除了那部笔记本电脑。
最后，报纸给他指出了一条路，告诉他包里有我的名片，可以联系我。
有可能，他是想把包还给我，又想保全自己，就另外找了一个人，说那包是他捡的，并且，他选择不跟我正面接触，而是让另外的人交给交巡警平台，交巡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为他是拾金不昧。这样，他既把包还给了我，也保全了自己。
以上仅是丢包的心理分析师的个人判断，不论怎么样，心理分析师这个“很重要”的电脑完整归还了。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个把包交到交巡警平台的人，并不是拎包人指派的，而是的确捡到这个包，然后做好事还给失主，如果是这样的话，真要谢谢人家了。本报记者 聂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