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谢岚
四十多年来，台湾人黄永松和《汉声》杂志只做了一件事：
原汁原味记录民间传统文化，为中华文明建一个基因库。
上期，我们刊登了黄永松的“口述实录”，回顾了1970年代《汉声》出版的前前后后，呈现了一个青年和他所处的时代的风貌与追求。
这一期，我们继续邀请他，来谈谈一些难忘的经历和感受。
这些记忆之所以值得记录和分享，不是因为它们真实、精彩。
而是能够令现代人，多多少少得以亲近一个久违的世界——
手工艺这个质朴、博大、温暖和深沉的世界。
黄永松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今天你去认识你自己过的日子，这就是长进。 ”
四十年的生涯，要泡壶好茶，闲闲聊来才好。
现在，我只能讲三两个故事给你听。
记录民间传统文化，黄永松和《汉声》已经做了四十一年。
常常有人问他，是什么让你做那么久？
这时候，黄永松会想起和一位大娘在土炕上的对答。
那一年，《汉声》去陕西记录剪纸工艺。
大娘，你为什么要剪纸？黄永松问。
大娘吸了口旱烟，徐徐吐出个烟圈，答道：
长精神。
对自己的地方有认识，才会爱惜
3月初，黄永松来到上海，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个讲座，谈论在数码时代，他对“纸”的理解。讲演厅不大，但一百多个位子座无虚席，来了不少衣着入时，又喜欢传统文化的年轻人。
来了这么一位民间传统文化的“老法师”，观众自然踊跃提问。不约而同，好几位都问黄永松：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胡同、××故居被拆，请问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黄永松对这个问题，是有发言权的。
《汉声》体例清晰，只做传统民间手工艺的忠实记录，比如蜡染、剪纸、风筝、惠山泥人、青花瓷……等等，但四十多年来，却有两次破例。
一次是1993年，《汉声》打破只做“中国的”原则，远赴意大利波隆尼亚，探访这个古城保护和发展的独到经验。1995年出版了《反发展的先驱、历史保存的典范——波隆尼亚》，成为台湾建筑规划、聚落保存、社区营造、业界与学生人手一册的教材。
另一次，却是回到黄永松的老家，为一座小小的、毫不出名的古迹“摇旗呐喊”，以最快速度出版了一册《过化存神——抢救龙潭圣迹亭》。
“台湾经济腾飞后，我们发现富裕的生活使人们浅薄的历史文化根底暴露无遗，利益当道，拆得拆，毁得毁，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
“我的老家是桃园县，在台湾北部。老家有个小小的、蛮有气质的文化园区，叫圣迹亭。以前的老百姓有种朴素的惜字崇文的观念，写着字的纸是不能随便乱丢，不能乱擦东西，更不能垫在屁股底下。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父母都会说，要是有字的纸垫屁股，要长疮的喔。那时候，家家户户会把有字的纸收集起来，等着老师傅来收。老师傅背着一个很大的箩筐，因为纸很轻嘛，然后就拿到圣迹亭的炉子里去烧掉。我记得，我家里人还常常自己去烧呢。
圣迹亭是我小时候的天堂，从小我就在那里玩，在那里长大。后来去外面做事，但回家过年，一定会骑上脚踏车，到那里走一走，回味一下。有一年春游，我还带着蒋勋、奚淞去看圣迹亭。那时候，我们二十多岁，三个人晃荡晃荡，那天下着雨，雨后的圣迹亭水汽蒙蒙，周围老树掩映，很有味道。
可是，1995年回去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园区左边的肩膀被切掉了！原来是当地道路拓宽，而且过年以后，挖掘机还要继续推进，要把大半个园区都挖掉，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亭子。我去问乡公所，乡公所的人说，反正亭子又没切到有什么关系？唉，真气人！
圣迹亭本来是一个好好的整体，小小的炉塔，自有它完整的园区与庄严的格局。中心线很清晰，一进一进走过去，庄严之心就起来了，进与进之间，是以七里香低矮的绿色灌木丛分界，产生了‘遮而不掩’、‘隔而不挡’的美感，如此空间多好呀。在中轴线上种着一颗小桂花树，提神一点。再往前走，中门就象一双张开的手臂在欢迎你，非常诚意、柔和。即便是石栏，都很有看头，灰色的石头，中间搭配几块红砖，像不像剪纸的镂空？多美。今天有很多大建筑，其实空间感是没有的。圣迹亭只是一个小古迹，但小而丰富，空间和布局十分完美。所以，我常去那走走，就觉得精神很好，神完气足。
现在，它被切掉了一大块，而马路对面还有块牌子：古迹。岂不是很讽刺吗？ ”
《汉声》从创办初期开始，三次介绍过龙潭圣迹亭，希望向现代人传递“惜字”、“敬纸”、“崇文”、“尊天”、“爱物”这些朴素美好的习俗，圣迹亭面临“残废”的危险，《汉声》决定专门刊行一册，抢救圣迹亭。编辑部区区数人，开动了所有的才智和人脉：变成“考古人”，细致地了解古迹的文化历史；变成“导游”，邀请当地乡民游览亭园，亲身体验它的美和价值；邀请记者采访当地人，记录他们对它的了解；动用传媒、文化、法律、政治界的朋友，为完整保留亭区呼吁。
“在抢救的过程中，我们对圣迹亭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我爸爸打电话给我——我拜托他尽可能多找些圣迹亭的资料，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在一位乡间的耆老那里找到了清朝年间修建亭子的捐款簿。我拿来一看，真感动，纸都发黄了，小小的毛笔字一排排，清清楚楚写着‘某某人，一元。某某人，五角’，一个名字一排，竖着写，有几个下面还补写着‘未交’……因为是一元、五角这么起来的，所以这本捐款簿就很厚。
建亭子要用地，后来，我们还发现了买地的地契。特别感动的就在这里。地契上写着，当时那块地的价格是24银元，地主收银后，又慷慨地捐出12元，作为建亭基金。
相隔两百年，从这份资料就能看到当年居民出钱出力，合力造亭的细节。这是早期社区文化自由生发的珍贵史料。
在抢救圣迹亭的时候，我们发现，推土机切掉园区的时候，很多乡民根本不在乎，拆就拆，有什么了不起？民间文化的失传，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素养不够。我就在书里写了‘给龙潭乡亲的紧急呼吁’，还印了很多大海报，详细介绍圣迹亭的格局、历史和价值，送给每个乡亲，告诉大家，这个是有价值，这个‘家常便饭’不简单，不容易。
社区民众很多，有些是熟悉的，有些是不认识的。有些是会照顾你的，有些是会整你的。有的是站在开放商那边，会来恐吓你，我不住在家乡，父母亲就会有些压力。但《汉声》杂志有基础文化力量，这是我的方便，也是我应该做的，于是就举办了几次‘公听会’（就某个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专门召开的会议，邀请学者、行政官员，业界人士来参加讨论，同时向公众开放）。第一次在当地做，我找了上级政府、文建会的官员、学者、当地乡公所的官员，当地议员……反对方也找来企业家、乡民代表，表面上尊重我们，其实壁垒分明。
这场公听会后，开放商不敢继续破坏，但下一步怎么办？在台湾，圣亭是三级古迹，破坏古迹，这是违法；在地方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去拆，这是违规。我又推进到台北的立法院，召开了一场更大、更高层级的公听会，这次有全台湾的媒体、学者、议员等人出来说话，影响力就大了。
我们的这些努力，打动了当地的老师、乡绅和年轻学生，圣迹亭总算保护下来，恢复了原貌。后来，我又联系了一家大公司，出了点钱来‘认养’，终于有了解说的老师，清洁的朋友，小小的古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只要把文化的底蕴讲清楚，民众是会分享，会出力的。这是我在抢救圣迹亭中一再认为，是最重要的。
亭区保护下来了，很多朋友会来，春游的季节，有很多学童。有一年，一个韩国文化团队来《汉声》登门造访，我就带他们去看台北故宫去看甲骨文，看书法，之后呢，就带他们来圣迹亭，民间保护文字的地方。那天傍晚看完，天黑下来了，大家就坐下来，不讲话，享受那一份安宁和肃穆，很舒服。突然间，韩国大设计师安尚秀站起来，向每个人要一张名片。我们想，刚才不是都给过了嘛。安尚秀拿着大家的名片，走到炉口，点燃打火机，慢慢烧掉，把我们的名字‘过化存神’——这样的文化活动，多有情趣。 ”
在上博的讲座上，面对“您对××胡同、××故居被拆，有什么看法和建议？”这类的问题，黄永松并没有侃侃而谈。
我想，那是因为，他的回答已经在这则“故事”中了。
学做油纸伞的IBM精英
离开上海，黄永松带着他的年轻同事赶赴宁波慈城古镇。
这座距离宁波半小时车程的古镇，让人惊喜。眼下它不求名声，古建筑的保护做得相当细致和耐心。老屋的修葺不但整旧如旧，更难得的是，它还执行了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如果是在原有文化遗产上的新建，不能“整旧如旧”，而是要“新旧区分”。因此，你会在一面苍灰色斑驳的墙上看到一块新抹的青白色水泥，一块新的砖雕老老实实接续在旧砖雕后。这种“不协调”想要传递的是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不能够欺骗自己和后代。
慈城老建筑的石板天井里，大多放着一只圆胖的黄泥色大陶缸，接蓄屋檐滴落的雨水。连日的雨在缸里蓄成了满满一缸水，大清早的雨滴滴在水面上，幽静动听。
黄永松忽然在一口大缸边站住，指着缸中飘浮的三根竹竿条问道：“你们知道，这竹条是做什么用的吗？”
一会儿，他闲闲地讲给我们听：“从前冬天冷，满缸的水一结冰，产生膨胀力，缸就会开裂。这几条竹竿条有弹性，能化掉膨胀的张力。”
说完，他又微欠身，指着缸肚子里一排黑色的圆点说：“那是缸钉，以前的人就算是缸裂开了，也不会随便扔掉，而是请个补缸师傅来打上钉，再用泥灰把缝隙填上，这门手艺很不简单呐。”
在民间传统文化里浸淫四十年，看待世界的视角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黄永松总是不自觉地会留意到一些民间“小物件”，头头是道。《汉声》曾经做过一期《慈城·宁波年糕》，他因此知道，宁波年糕是用晚粳米做的，而九月收割的大米精气特别好，就像要酿出好的葡萄酒，葡萄的时节很重要。
不过，黄永松对慈城的期待，不仅仅是是记录年糕。“我这个工作四十年的人，工作越久，接触的知识面越广阔。《汉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研究所，我在里面修了无数学分。我知道，上层的和乡野的，雅和俗，传统和现代，手工和产业，可以找到整合点。雅俗共赏，古为今用，这是我们要做的重要工作。”
慈城，就是他的一块试验田。
“经常有文化人来拜访《汉声》，有一年，却来了一个宁波做布艺产品的企业家，因为《汉声》给她很多启发，希望我到宁波去走走，一起做些事情。我觉得她很有诚意，可当时我连宁波在哪里都不知道。她说，你从香港飞，香港有直飞的航班。后来我一查，发现从香港到宁波，每天有好几个航班，这个我不知道的地方，不简单。
2007年，我第一次到宁波慈城。我了解到，宁波是一个制造业重镇，目前它面临着产业升级的挑战，如何从代工提振到创意设计。我建议，一定要把手工做好，不要跟着外面走。把传统的工艺技术整理出来，让老师傅教学，文化和元素要放到手工艺里面。民族手工艺是基础，把基础做好了，往上走，才能够从中做创造——那就是设计的事情。然后再交给制造业去生产。这需要很长时间，要整合各个行科，但必须做，不做，所有的投资都是假的，都是浪费，必须从基础做起。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我可以和你说说《汉声》的一个故事。
1977年，《汉声》做了一期‘油纸伞’的专题，封面是一个做伞的老师傅。这本书出来一个月后，来了个年轻的老外，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介绍那位做伞师傅，还希望我帮他打个电话。我就问他，你要找他做什么？他很郑重地说，要拜他为师，他是IBM派来的职员。这是35年前的事情，当时IBM正当道。我吓一跳，你是做电脑的，怎么来学做伞了呢？他告诉我，IBM最精密的部件都是手工制造的。公司已经把美国本土各项手艺研究透了，就要员工走出国门，去国外‘学艺’，他就是其中之一。我又问，你要怎么学？这个年轻人说，公司规定，必须到当地呆两年，把手艺学精，还要写论文。
这桩三十多年前的事情，给我印象很深。我在慈城同样感觉到，民间文化、传统手工艺的没落、失传，和我们文化素养的提升不够很有关。比如谈手工艺的价值，不少人觉得那有什么好看的嘛。从前对老房子也不懂得欣赏，现在对保护老房子，对‘硬体’比较明白一点，但对‘软体’，对人的活动就比较不懂。
慈城就是一张纸，这张纸承载的内容是什么？我想，它上面‘书写’着：手工是什么？手工艺做什么？为什么是手工艺？如何手工艺？
我们在慈城做的事情，是一颗种子，我就当那个园丁，把种子种下去，慢慢地照顾，让它成长。 ”
《汉声》在慈城陆续设置长期展馆，到目前已经有十五个手工艺展馆了。
最精彩的是他邀请两位台湾女士做的‘个展’：陈曹倩的中国女红（有刺绣、布艺等）和陈夏生的中国结艺。有意思的是，陈曹倩出生在香港，美国长大，本是生物学博士，陈夏生毕业于大学农化系，两人均是受家人影响，放弃原来的专业，将讲心力投入手工艺。
两个展览的展品之美，文字实难形容。黄永松播下这两粒“种子”，或许就是想无声地改变人们的陌生和偏见，让人见识到了传统手工艺的迷人和可能性。
我把身体给你，灵魂留下来
古镇的年糕馆里，有个“体验区”，游客可以试做了当地小食“印糕”。
摊开四方牛皮纸，倒上黄褐色的米粉，徐徐加红糖水搅拌，然后将米粉用力揿入雕花模板，擀面杖一滚，压实，再“笃笃”敲几下，小小的印糕就从模子里弹跳出来。
我试做了一回，并不难，但要做好，做得漂亮，也不容易。松花粉多了，印糕黄黄的，不好看，少了，则会粘在模板上倒不出来。
我和很多城市人一样，生活里头是没有手工的，而这次体验也让我认识到，认真对待手工艺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认真、把事情做好的人。
这是我在个把小时手工劳作中的体验，而黄永松已在其中浸淫了几十年，他和他的人生得到了什么呢？
黄永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每个汉声人都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汉声》有个题材是贵州的蜡染工艺。贵州蜡染布的蜡花都是蜡画出来的。我们在贵州各地方调查工艺技法，同时也要搜集各种蜡染布，想办一个大展览给城市的居民看看。我们得知有一个古法的技艺叫做 ‘竹刀木蜡’，非常希望找到它。皇天不负苦心人，在采访过程中，得知瑶族的地区还有这个工艺，赶过去，果然真的找到了。
那个工艺是使用竹刀，由于没有保温，蜡凝固的时间很短，所以画蜡的时间很短，而且也不能把蜡线拉长，所以它就短而拙了一点。今天的眼光来看，笨拙也有笨拙的美，挺好的。
我们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采访结束了要离开的时候，我和地陪说，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买一小块，因为我们要在城市里办展览，希望丰富这个展览的展品。他说没问题，这种技法他们现在都还在做。我们不是去淘古董，我就放心了。
那位地陪弄了一块围裙给我，算好钱要走的时候，突然一个老太太拄着癠杖冲过来。那个老太太满脸皱纹，但是行动很灵活，一手把围裙给抢过去了。地陪说，这是他的曾祖母，一百多岁了，围裙是她做的。
地陪很热心，跟着后面追着老太太，想把围裙抢回来。我就说我们不买了，因为老太太不卖，我不能夺人所爱，然后我们就上车，在车上等他。
等了一阵子，地陪过来了，老太太跟在他后面。地陪把那块围裙给我了，说老太太答应卖给我们。围裙左边下面的边角剪了一小块，但没有剪到花纹，无伤大雅。
我开心地接过来就问地陪，老太太为什么现在肯卖。老太太跟她的曾孙讲了，这位曾孙地陪翻译给我听，说这一块可以给你了。我问为什么剪了呢？他告诉我曾祖母说：‘我把身体给你，灵魂留下来’。
我当场就愣在那里了，不只是感动，而且被打了一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