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下乡
银监会曾计划在2009年至2011年间建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的目标为1027家。但银监会统计发现，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786家，其中村镇银行726家，目标未实现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特约撰稿郭玉姣 | 北京、上海报道
如果问孙光伟，银行是什么，这位北京市怀柔区宰相庄的农民会说：“不就是存钱的地方吗！”
其实，孙光伟一直想跟银行产生些其他交集，比如贷款。孙光伟牵头组织了一个叫做“万众兴利”的奶牛养殖合作社，由于资金和场地限制，养殖规模一直难以突破500头，这让合作社投资的自动挤奶平台一直都“吃不饱”。
为借钱买牛，孙光伟常常在银行碰一鼻子灰回家。“那些大银行我都去过，不过人家要我拿抵押物，没有啊。”
孙光伟只能在亲戚朋友间筹措，着急时也借过“高利贷”，但都不是长久之计。直到2010年他发现“融兴村镇银行”。“我路过几次，都没进去，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后来看它在怀柔电视台打广告了，我才去试试看。”
一试还真成了。“挺方便，40万元几天就下来了。”没多久，全合作社的农民都在融兴村镇银行贷款，两年来合作社一共贷款120万元，奶牛数量也突破了1000头。
村镇银行是中国银监会2009年起开始力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一种。多年来，一些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基层分支机构的战略，使农民感到与银行越来越远，而“下乡”的村镇银行，正让农民重建对银行和金融服务的新印象。
陌生来客
2009年，张士益从哈尔滨南下来到北京郊区怀柔，奉命在当地拓展事业。寻觅良久，资金有限的张士益在街边找了个私人盖的两层小楼，把一楼门面租了下来。
2010年1月，这个门面挂上了“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招牌正式开业了，张士益任董事长兼行长。村民们议论纷纷，“他们说这是谁家开的私人银行啊，都不敢进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张士益不禁苦笑。
原来，农民们不知道国家是不允许私人开银行的，这给了他很大的触动。“银行离农民太远了，我们一定得让他们体会到村镇银行就是来给农民服务的。”张士益对《望东方周刊》说。
对这一点，李惠乾感触更深。作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中国”)村镇银行业务常务总监，从2007年起，李惠乾完整经历了这个业务的开拓。
“大多数农民只认农信社，所以汇丰这家百年老店到了中国农村地区要从零开始。每到一个地方，让老百姓了解汇丰、对我们建立信任都要花费很长时间。”他告诉本刊记者。
汇丰是首家进入中国农村市场的外资银行，其第一家村镇银行于2007年12月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开设。
村镇银行是持有牌照的正规金融机构，这张“身份证”令它可以享受许多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但和大银行的分支机构不同的是，村镇银行是个独立法人，经营管理完全独立。
更重要的是，村镇银行对外资、境内企业及自然人等社会资本有了相当程度的开放。
根据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管理规定，汇丰银行目前不能对中国居民个人开展人民币业务，因此较难扩张分支机构，但它在中国发起开设的村镇银行已经有12家，再加上6家下属支行，共18个网点。
在李惠乾看来，农村市场的未来潜力很大，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今天的村镇就是未来的城市，所以汇丰是着眼于长期战略提前布局。这些村镇银行将来很可能变成一个个分行。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表示，农村一直是国家政策倾斜所在，对于外资银行来说，“下乡”比“进城”更容易。一些舆论认为，村镇银行于外资银行更有低成本抢占牌照、提前布局意义。目前，渣打银行、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东亚银行、澳洲联邦银行、韩国友利银行等外资机构，均在中国村镇银行领域布下棋子。
融兴村镇银行由哈尔滨银行出资9000万元、北京运通博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合资成立，后者是一家民营企业。
“尽管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最大股东必须是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但村镇银行还是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而对外资银行则基本没有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对《望东方周刊》说。
小银行的大生意
和大银行不同的是，村镇银行服务小微经济体，因此其自身规模也较小。李惠乾介绍说，汇丰的村镇银行中，规模最小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最大的也不过1亿元，平均在5000万元左右。
据央行统计，201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实收资本合计370亿元，平均每家资本额6857万元，而同期小额贷款公司平均每家实收资本为7750万元。
这样的小银行相应地也只能做小额贷款。“比如1000万元规模的银行，单笔贷款最大只能到100万元，通常也就是几十万。个人无抵押贷款额度更小，几万元的非常多。”李惠乾说。
成立至今，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共发放贷款308笔，贷款余额3亿多元。“两年3亿多，大银行根本看不上，人家有时一个月也不止这个数。但对我们来说，这3亿多来之不易，每一笔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信贷员天天都在外边跑着，要走访、调查、跟踪。”张士益对这个成绩非常珍视。
高成本、高风险是小额贷款的两大特性，商业银行不愿意做这种小买卖。对村镇银行来说，这两种压力同样存在。“在县域圈子里除了房租可能便宜一些，其他的设施、设备、劳动力成本与城市里差别不大，尤其是成立初期的经营压力非常大。这也会影响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张士益说。
湖南平江汇丰村镇银行行长詹关楠曾对媒体诉苦：现金押运费用疯涨，平江汇丰村镇银行一个网点一年的现金押运费用几十万元，在湖北随州一个村镇银行一年的现金押运费用是5万元，第二年上涨到7万元。即使在北京，一个银行网点的现金押运费用也才15万元。“这一项支出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但现金押运仅此一家，他们别无选择。
“汇丰所有的村镇银行第二年全年都可以达到收支平衡，并稍有微利。”李惠乾表示。
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在2010年成立当年盈利18万元。“已经不错了，没有亏损。”度过最初的拓荒期后，盈利数字呈几何级数增长。张士益透露，2011年融兴村镇银行盈利440万元，2012年预计超过1000万元。
哈尔滨银行在甘肃会宁设立的村镇银行，2011年的盈利已达1200万元。
央行数据显示，201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平均资本利润率为4.49%，低于同期小额贷款公司8.99%和农信社16.82%的水平，与商业银行22%的资本利润率差距更大。
“一些国有商业银行从股改开始，它们就陆续把县域和农村的网点撤销了，所以现在中国县域尤其是农村金融服务非常薄弱，各类大银行及其分支也大多充当着‘抽水机’的角色，只吸收存款而基本不放贷。”焦瑾璞说。
因此，村镇银行肩负的使命是“注水”。
这也让一些村镇银行投资者找到一种道德上的担当感。比如，汇丰银行(中国)董事长郑海泉就曾对新华社记者说，他真心想为中国的农民做些实事，“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是最辛苦的人群，我们这代人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不为他们做些事，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历史。”
不良贷款率意想不到的低
小额贷款的钱不好赚。
“汇丰中国和汇丰村镇银行业务的运营和管理是完全分开的，所以每个村镇银行会根据当地情况独立地设置自己的经营策略和方式，但须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看客户真正的贷款需求有多大，二是评估他的经营状况或者现金流。这些都需要客户经理到下面去调研和评估。”李惠乾说。
目前，汇丰村镇银行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贷款模式，比如“公司+农户”、“农业合作社社员联保贷款”、“贷得乐”等各类无抵押贷款。
“公司+农户”模式下，汇丰村镇银行与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给农户及农产品经销商提供贷款，由于三者之间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企业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对农户及经销商进行筛选和推荐，并提供担保，这样可以解决他们缺少抵押品的问题，银行也能有效控制风险。
“农业合作社社员联保”模式则针对农业合作社成员，借款的农业合作社社员组成联保小组，由农业合作社作为担保，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目前，这种“农户联保”的模式已经被村镇银行广泛使用。
尽管规模小，村镇银行的不良率整体很低。记者采访的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及北京密云汇丰村镇银行的不良率都为0，这是商业银行尚未做到的。
“都说农民没有信用意识，但在许多贫困地区比如甘肃会宁，有些家庭年收入还不到两千块钱，但人家借了两万块钱，只要手里有钱马上就跑过来还掉，不管到没到期。”张士益说。
“千家村镇银行”任务未竟
对于村镇银行，银监会曾有个“三年计划”，即在2009年至2011年间在全国建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其中村镇银行的目标为1027家。
而据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786家，其中村镇银行726家。目标未实现。
2011年7月，银监会又将组建村镇银行的核准方式由现行“由银监会负责指标管理、银监局确定主发起行和地点并具体实施准入”的方式，调整为“由银监会确定主发起行及设立数量和地点，由银监局具体实施准入的方式”。
监管层之所以将审批权上收，是因为村镇银行扩张过快，有些把规模做得很大，甚至不输城商行，有些则并非主做三农领域，而是拿出来做了其他业务。
“在适当的时候放慢速度调整方向是对的，比如说，监管层认为发起村镇银行的银行机构不适当地借机盲目跨区域扩张，尤其是本身实力能力不强的银行，因为盘子太大管理容易出问题。目前银监会对发起行的资格要求必须在监管评级二级以上。”一位村镇银行负责人透露。
银监会的这一举措，使城商行在村镇银行的布局上不得不放慢。央行数据显示，从主发起人机构类型来看，截至2011年末，村镇银行主要发起人为城商行和农商行，分别占全国村镇银行总数的49.2%和19.7%。城商行在村镇银行业务上起步不算早，为数不少都是在“三年计划”中大举扩张，每年建立10家以上的也不在少数。相比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占7.2%，国有银行仅占6.5%，热情显得不高。而对于占比3.2%的外资银行来说，政策的转变对其影响不大，因其扩张速度本来就不快。
作为新兴的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的吸储能力还不强。央行数据显示，201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1696亿元，全年增加944亿元，全年存款增量占农村类金融机构存款增加额的比重为5.7%。
“村镇银行规模有限，网点少，吸收存款是个很大的挑战。市场的贷款需求又很大。这使很多村镇银行的存贷比一直处于高位运行，增加了经营风险。我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将更多的存款比如支农资金放在村镇银行，再通过放贷真正回到农村，支持三农发展。”上述村镇银行负责人表示。
“此外，作为一个独立法人，每一家村镇银行的基础建设例如与央行征信系统、支付结算系统对接等都需要自己重新去做，不像大银行的分支机构直接在大树下面乘凉，这样既会对村镇银行的成本形成一定的压力，也会影响其扩张。”
“村镇银行有其优势，但与小额贷款公司相比，由于受到大银行的控制和管理，机制上难免还不够灵活，这会阻碍其盈利能力的提高。村镇银行需要在很多方面松绑，除了政策之外，还有自身的机制。”焦瑾璞说。
银行业改革三大方向：利率市场化、走下去、走出去
---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
“一些银行在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要求：银行业要坚决走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资本消耗型粗放发展模式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 | 北京报道
中国的银行集体陷入了舆论的“暴利风暴”。
2012年2月，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113.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商业银行净利润超万亿大关，达到10412亿元，创历史新高。
这两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外部出口需求减少，内部又存在通胀压力，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倒闭潮”。与此同时，2011年银行业仍保持着36%的净利润增长率。相比之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这一指标为25.4%。
“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公开场合讲的这席话一度成为舆论热点。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期表示，“一些银行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要求银行业坚决走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资本消耗型粗放发展模式。
困扰中国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症结是什么？改革最迫切的方向在哪里？
在接受《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畅谈了对银行业改革的见解。
政策性高利差的历史条件不存在了
《望东方周刊》：怎么看待当前银行业的高利润问题？
刘克崮：高利润的原因之一在于政策性的高利差持续时间过长。
高利差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银行经营状况不好，因为当时项目失误较多，又承担了许多政策性任务和社会责任，例如给当时普遍经营困难的国企提供救济性贷款，支持它们改革脱困，维持企业和社会稳定。这造成了不小的不良贷款，当时大银行的不良率在40%左右，某些省份的银行实际不良率达70%，一些贷款打了水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推进银行业改革，剥离不良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造并给予其利差保护，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并发展壮大，近几年还实现了股改上市。
对于利差保护政策，应客观看待。当时它帮助银行度过了困难时期，银行日后才得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并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维持这种政策性高利差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存在了。现实情况是，老百姓存款负利率并且承受较高物价，实体经济又受到冲击，这时银行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利差不太合适。现在银行应该做的是让利于老百姓和小微经济体。
《望东方周刊》：这种非市场化的高利差是不是会催生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
刘克崮：市场需求造成一个价格，人为管制又造成一个价格，走双轨制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
钢材市场的老板们为什么扎堆放高利贷？因为市场对资金有多种需求，而在利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银行会青睐于大中企业，因为给小微企业贷款的成本和风险要大得多。所以可能会出现银行以不到10%的利率贷给钢材商人，后者再以20%~30%的价格放给小企业，这中间就可能产生出巨大的灰色利益。
但是，我们对那些常规的民间金融和高利贷应有客观认识。它们的高利息其实是市场化的产物。我们的银行存贷利率没有市场化，大银行的风险偏好趋同，而金融体系也还不够健全，缺少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面临“融资难”困境。
利率市场化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了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就不能再过于依靠政府去调节，政府要做的是整体的调控，比如货币供应总量、准备金率、市场准入等等，其他事情还是应该交给市场来发挥主要作用。
当前最重要的是放开金融机构准入的限制
《望东方周刊》：利率市场化应如何推进？
刘克崮：利率市场化已经推进了一个时期，而且取得了长足发展。例如近年来企业发债融资的比例加大，托管量已近6万亿元，其利率的定价已实现投资者自主定价，并逐渐对贷款带来一定替代效应，间接影响到贷款定价。另外，尽管目前存款利率偏低，但作为存款的替代产品，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的收益率在2011年以来一度超过6%，接近甚至超过贷款利率。
下一步如何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我个人认为需要分步推进几项工作：
首先，近期可以考虑加大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放开信用社贷款利率的上限，逐步完善后开始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限制；
其次，通过替代性金融产品提高居民金融资产收益，同时提高银行对存款利率上升的接受能力，可在一定时期内实施存款利息有限上浮，最后再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
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金融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与开放，建立起与不同规模的经济体相适应的多层次金融机构，引入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例如小型金融机构、民间金融、PE等，从而把过剩的资金疏导到真正有需要的领域，比如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
总的来说，利率市场化必须坚持渐进、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当前最重要的不是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而是放开金融机构准入的限制，允许民间金融和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合理定价。
银行业应该“走下去”
《望东方周刊》：2008年以来中小企业危机不断，对资金非常渴求而在银行又贷不到款，往往求助于高利贷这样的民间金融，对金融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一定风险。这种金融服务中的空缺或者说矛盾应如何解决？
刘克崮：我认为，银行业应该“走下去”，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发展基层法人投资的基层金融机构。例如美国有近8000家社区银行，而中国分布在城市的区、街包括农村县级银行，都是大银行的分支机构，主要充当“抽水机”的角色，以吸储为主。农村金融与现实需求比更为滞后。
多年前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草根金融”，它是为草根经济服务的。“草根”指的是遍布中国城乡基层的各种小微经济体，包括小微企业、个体经济商户、生产性农户等，中国需要建立为他们提供小微信贷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信社、邮储银行等都应属于这样的草根金融机构。
《望东方周刊》：这两年来几家大型商业银行公布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都很高，有的都超过了50%。此外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这两年发展比较快，央行和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村镇银行627家。这些对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有多大作用？
刘克崮：近年来，在中央的政策支持下，各类草根金融机构以及大银行的中小客户信贷服务部门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数量还是贷款余额都有了较大突破。
关于大型商业银行公布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的数据，应该是真实的，但从企业规模划分的标准来看，中型企业规模并不小。在中小企业贷款规模中，绝大多数给了中型企业，这就掩盖了小企业的融资难困境。过去我们对小企业也缺乏细分，这掩盖了微型企业的融资更难的问题。
2011年7月工信部等四部委发布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在历史上首次独立出“微型企业”的范畴和标准，将企业规模分为大、中、小、微四个层次。这是中国实体经济统计史上的重大进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简化分析时，应按照“大中”和“小微”来分析。如果把银行给大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这三类贷款数据公布，恐怕小微企业的那一块会比较难看。
目前，小微经济体融资难的痼疾还是没有消除。一方面，2010年以来欧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频发，造成外向型小微企业出口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当事各国或地区用于“反危机”的较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逼迫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小微经济体处于少见的融资困境。
《望东方周刊》：应如何建立“草根”金融体系，使民间资金能为小微企业和农户服务？
刘克崮：首先是根据经济体的规模分级将金融机构也分为相对应的层次。应逐步建立四层次金融机构体系，即国家和省级有数十家大型金融机构，地市级有数百家中型金融机构，区县级有数千家小型金融机构，街道、社区、乡镇有上万家“只贷不存”为主的微型金融机构。要大力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城乡准金融机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政策要给予草根金融机构优惠和扶持。
一是财税优惠政策。现在对农信社和村镇银行等基层金融机构有一些优惠政策，但覆盖面还不够。现在的“三农”及小企业信贷政策优惠是按“机构属性”而非“业务类型”制定的，所以没有金融牌照的小额贷款公司享受不到，这点应该改变。政府对农信社、村镇银行的3%营业税政策以及对农户放贷5万元以下减征所得税的政策，都应扩大到小额贷款公司。对各类金融机构开展的小微型金融业务应单独核算，相应实施税收减免。
二是机构和信贷政策。首先适度放宽草根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引导民间资本进来，并且在资本补充、不良贷款容忍率等方面也给予宽松的制度设定。此外，利率政策也应区别对待，应适当压缩大银行从事大额金融业务的利差，允许小微型金融机构维持较高利差。小额贷款公司资本金与外部融资1：0.5的限制也应调整，视其经营状况逐步扩大到1：1至1：3。最后，还应启动对小微型金融机构批发性提供资金的专业机构的建设。
在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同时，也应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两个市场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亲兄弟”，搭配得好可提高企业融资的效率和效益，更好地防范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草根金融发展很快，需要加强监管。面对未来成千上万的小微金融机构，银监会可能会管不过来，这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起对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并由中央监管机构监督地方监管机构。
大银行应“走出去”
《望东方周刊》：中国经济现在同时面临着通胀和紧缩压力，在这个矛盾下，中国货币政策将会是什么样的走向？
刘克崮：货币政策现在遇到了一个坎儿。按常规的信息数据和未来长期形势的判断来说，应该开始放松了，实际上央行已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我认为与此同时还要警惕通胀压力。
我个人认为，当前内外部经济发展较为复杂，应该同时从表层和本质入手。表层应缓解当前的资金紧张，逐渐放松信贷，并严格控制，引导其流向实体经济。而在根上，则必须要防止资金继续过剩，要加大力度逐渐降低国际收支顺差，保持适量而不能过度。
中国通胀的主要根源就在于长期的国际收支顺差。中国目前是全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有3万多亿美元。尽管有抵御风险的作用，但过剩的外汇也会给经济带来负担。中国曾长期实行强制结汇制，现在则实行有汇必结的政策。外汇占款已成为中国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形成和加剧了流动性过剩，成为国内通胀压力的主要诱因之一。
中国应确定逐步并尽快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其一是减少顺差之外，还应增加资本输出，形成阶段性资本项下逆差；其二是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某种程度上，中国也需要摆脱“斯蒂格利茨怪圈”，即新兴国家将贸易盈余转化为外汇储备，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再将资金投在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的循环。
《望东方周刊》：这样的经济形势下，银行业应该怎么做？
刘克崮：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应该联手“走出去”，增加资本输出的关键是提高中国金融和实体经济“走出去”的能力。在银行业的改革中，“走出去”是一个非常重要方向。
国开行的“走出去”做得就不错。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国开行在委内瑞拉的贷款总额从零做到接近300亿美元，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对中国的石油输出也从零到目前每年稳定在2300万吨。目前委内瑞拉利用中国贷款建设了100多个项目，覆盖全国各行业和地区，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带动了一批中资企业“走出去”。像这样资本的输出换来资源的输入并实现两国互利共赢，就是“走出去”的典范。
国开行在委内瑞拉至今还没能设立一个正式机构，因为有关部门还未通过审批。中国的有关部门可能出于对控制防范银行“走出去”的风险的考虑，对于银行在国外设立机构的审批极为谨慎严格。
国家政策应鼓励支持有能力的大银行走出去。作为一个经营体，银行和其他行业的企业一样有赚有亏，它需要维持的是整体的盈利水平，应该将其放开到市场中去。银行和大企业“走出去”，对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收支平衡、抑制通胀、保障外汇和金融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当然，防范风险是必须要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