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济南段岸边的村居和市场。（王锋 摄）
□采写：本报记者 刘有杰 汤启卫 统筹：孙华
随着济南“东拓”战略的推进，东部实现“华美转身”，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初现；“西进”建设正如火如荼，区域面貌沧桑巨变；“南控”、“中优”等战略也有大规模、实质性的进展。
天桥区的“北跨”，就是济南的“北跨”。然而，黄河两岸的济南景象却反差巨大。来到黄河北岸，广袤的庄稼地有种“一下子把人拉回到农耕时代”的感觉。“北跨”步伐，何以缓慢？
天桥发展五大瓶颈须破题
一个区域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需要有产业的支撑、基础设施配套、发展环境的优化等。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天桥区未来的发展，肯定会在这些方面加大力度，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有一些瓶颈亟须破题。
须切实规划
将黄河变成济南“城中河”
“我们都知道黄河北岸即将迎来快速发展，但因缺乏统一规划，工作有时缩手缩脚，生怕刚刚搞起来的项目，规划出来之后就要拆掉。”采访中，大桥镇一基层干部说。
对此，天桥很多基层干部均认为目前的“北跨”急需一个统一规划，这样地方上才会有目的地进行发展，避免重复建设。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委政策研究室一项名为“构建高端高质高效现代产业体系”的课题研究中提到，济南应在黄河北打造化工和传统产业聚集区，依托济南化工产业园和济北开发区，推动中心城区传统产业转移，发展精细化工、纺织服装、食品、农副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形成新的工业区。
而在《济南市总体规划（2006-2020）》中，提出“围绕‘东拓、西进、南控、北跨、中优’的发展战略，市域产业实施两翼展开、跨河发展的总体战略。”粗略提出“市域内自中心城跨黄河向北，沿国道220线、济盐公路（省道248线）形成贯穿市域北部、连接中心城和济阳、商河、辐射带动北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走廊……”但这些总体上的规划，对于“北跨”来说还远远不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山东大学区域经济专家孙曰瑶教授说，“北跨”首先要从基础设施和产业上寻求突破，而“粮草”就是整个济南“北跨”的大规划。“‘北跨’是一个系统工程，基础设施方面要解决水、电、暖、气、污水、垃圾处理、交通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相当繁琐的工作，需市里从大局层面入手，统一规划。”
一位研究济南城市规划多年的专家表示，与“东拓”、“西进”相比，济南“北跨”的速度慢不少。与兰州等城市沿黄河两岸发展不同，济南市一直在黄河南岸发展，想跨过黄河，将其变为“城中河”，无论从产业转移还是改变市民观念等方面看，都非一日之功。
须政策支撑
勿让“北跨”成镜中花
4条国道外加1条高速公路横穿大桥镇，造就了其极为有利的交通条件。但相比于一河之隔高楼林立的市区，依然停留在农耕阶段的大桥镇显得有些突兀。“大桥镇面积虽有110多平方公里，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属于基本农田，建筑用地基本没有，限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大桥镇党委书记王法清说，隔壁的桑梓店镇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对于桑梓店镇来说，由于已有济南化工产业园区和鹊山龙湖地产这两个项目，建设用地价格远远高于临近的齐河县，这让很多投资商望而却步。“每亩地的费用约需30万元，而一步之隔的齐河境内只需五六万元。”桑梓店镇党委书记吕东说。
基本农田是国家从战略高度出发，为了满足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的需求而必须确保的耕地的最低需求量，老百姓称之为“吃饭田”、“保命田”。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家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严禁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如果土地这一制约因素不能解决，‘北跨’只能是纸上谈兵，难道让别人跨过来种地吗？”大桥镇一基层干部深有感触地说，解决的办法只能从上层统筹解决，天桥区很难自身解决。
须理顺“压矿”
勿让地下矿藏留隐患
在济阳县崔寨镇前街村，号称“济南第一煤矿”的新阳煤矿正在日夜不停地挖掘，该煤矿设计年生产量可达100万吨，可持续开采100年，属于新汶矿业集团靳家矿区。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藏应该是个好事，但是在济南化工产业园管委会主任赵新生眼里，黄河以北的“压矿”问题却为“北跨”留下了隐患。目前，我省有两家单位，探明了西至德州市齐河县、东至济阳县的地下储备煤炭，分别命名为高王矿区、靳家矿区，占天桥区大桥镇、桑梓店镇110平方公里的面积，约占天桥区黄河以北面积的百分之六十。
早在2010年，济南市人大代表李育正就曾提交关于济南市天桥区“高王矿区”不应开采的建议，“如只图眼前利益，技术水平不高盲目开采，造成地表塌陷、环境大气污染、甚至危及黄河安全，不仅严重影响当前发展，而且吃掉子孙饭，遗患无穷。”
据了解，高王矿区的勘探权属于山东黄岗集团，目前探明煤炭储量为12亿吨，是靳家矿区的4倍多。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在2003年将该勘探区划为禁采区。“由于勘探单位前期投入了大量资金，急需开采回笼资金，所以一直在积极运作开采权，前不久我听说他们在和德州方面沟通，希望从德州那里开始挖掘。”济南市国土资源局一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按照规定，由于探矿权在先，黄河以北的土地开发要与探矿权人达成协议，并由建设单位向所在地区的矿产资源管理机关申报被压覆矿产资源储量的登记，这必定会成为“北跨”发展的又一障碍。
须调整结构
努力打造现代产业
根据天桥区2011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分析，三大产业比重为1.03：26.98：71.99，第二产业衰退，第三产业占重要地位。但由于第三产业结构单一，传统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其服务行业落后于市内其他三区。根据天桥区2011年前三季度服务业经济数据分析，该区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41.45亿元，不到全市服务业增加值的十分之一，位列市内四区末尾。对于以服务业为发展龙头的天桥区来说，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工业衰退之后，天桥服务业有什么？泺口服装市场、北园家具商场以及装饰卖场，这些服务业占地大，实现增加值少，较难管理，要想经济突破这些必须改变。”山东大学区域经济专家孙曰瑶教授说，相比于历下区的科技市场，天桥的服务业还是相对传统落后。而天桥区工业主打的药山科技园占地16平方公里，涉及企业上千家，但大多数是小工厂小公司，工业附加值低。
须提升环境
铸造区域发展软实力
绵延的铁路线衍生了天桥十里棚户区。这些棚户区大多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的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房屋经过四五十年的风吹雨淋，早已是“千疮百孔”。
而随着城区的快速发展，天桥的城中村夹杂在高楼之间，数量相当庞大。黄河以南的天桥区有122个居委会，相当一部分是由之前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委会演变而来。2007年，作为济南市委、市政府当年的中心工作之一，省城棚户区改造全面启动。而属于天桥区的棚户区改造区域竟占到一半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天桥的城市面貌。
火车站、汽车站的客流，外加大量城中村，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让众多外来人口对于天桥区有一种选择上的倾向性。记者曾在新黄路旁的一城中村看到，租住者的生活节奏就是城中村生活的主旋律，这里的菜市场、路边店，还有幼儿园，更多的是为这些外来人口服务，与一墙之隔的高档楼盘相比，显得相当不协调。
“黄河过桥费”成发展“拦路虎”
阻碍“北跨”发展
影响居民归属感
最近，济南化工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赵新生正在研究一项方案，凡是到化工产业园投资落户的企业，化工产业园都为他们补贴一半的“黄河过桥费”。
为此头痛的还有桑梓店镇党委书记吕东、大桥镇党委书记王法清，作为济南黄河北地区的主政者，每次招商引资跟企业洽谈时，“黄河过桥费”都是他们不愿提、又不得不提的敏感话题。“人家一算成本，就改到别的地方投资了，我们只能坐失机遇。”王法清对记者说。
不只是这些决策者，对黄河北地区的普通居民而言，黄河大桥上的过桥费也是他们回避不了的烙印。“每次交这过桥费，我都一种乡下人进城的感觉，在心理上立马就矮了半截，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济南人。”大桥镇一位在市区做蔬菜批发生意的农民对记者说。
“不解决‘黄河过桥费’的问题，城乡一体化就无从谈起，就会影响黄河北地区居民的城市归属感。”济南市人大代表、市委党校教授冯雷对记者说。冯雷认为，“黄河过桥费”对“北跨”的影响有两个层面。“它既阻碍‘小北跨’，影响大桥镇、桑梓店镇这片黄河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它也阻碍了‘大北跨’，不利于济阳、商河与市区的融合，影响当地的发展。”
阻碍济南都市圈融合
削弱济南龙头地位
作为济南市情研究所副所长，冯雷更加忧虑的是“黄河过桥费”对济南都市圈的影响。在济南都市圈7座城市中，德州位于黄河之北，其所辖齐河更是与济南隔河相望。但是，由于“黄河过桥费”的存在，这种区位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两地在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天桥区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有一次，他随济南代表团到德州考察，德州相关负责同志曾经建议，由济南与德州合力解决“黄河过桥费”问题，并认为这对两地的发展都有益。
冯雷说，作为济南都市圈的核心城市，济南处于龙头地位，但“黄河过桥费”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种地位的巩固。“这就像一条巨龙，筋络出现梗阻，肯定会影响身体的协调性。”
阻碍生态农业发展
不利于改善民生
冯雷在基层长期调研发现，不只是在宏观政治经济层面，在事关百姓疾苦的民生领域，“黄河过桥费”的负面影响也已经显现。“通俗地讲，过桥费的存在，使市民不能享受更多的物美价廉的产品，特别是黄河北地区的农产品。”冯雷举例说，济阳仁风西瓜、太平宝西瓜都属于知名农产品，但它们在济南市场很少见，却被大量销往北京、天津地区。“这些农产品如果想销往济南市场，光过桥费这块就是不小的成本；而北京、天津的商贩却上门收购，直接把货车开到了黄河北。相比之下，菜农更愿意把蔬菜瓜果卖到京津地区。”
而记者在济南几家规模较大的蔬菜批发市场采访时发现，目前济南市区的蔬菜主要批发自南部山区一带。“如果黄河北地区的蔬菜也能大量进入市区，势必会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物价就有可能降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降低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改善民生。”
对此，大桥镇党委书记王法清也深有感触。“我们也想发展都市农业，吸引市民来采摘。但是，有过桥费存在，我们就竞争不过南部山区。”王法清说，当地的工业尚未发展起来，发展生态农业又面临“黄河过桥费”这一大瓶颈，改善民生确实举步艰难。
阻碍法规贯彻执行
挑战法律公信力
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新亮则认为，“黄河过桥费”不只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也阻碍了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
王新亮告诉记者，早在2008年10月1日，由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就已颁布施行。该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转让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权，可以向省级人民政府申请延长收费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5年，且累计收费期限的总和不得超过 20年”。“转让经营性公路收费权，不得延长收费期限，且累计收费期限的总和不得超过25年。”“而济南黄河大桥从1984年开始收费，现在早就超过了25个年头。相关单位却以‘政府授权’和‘法不溯及既往’为由拒绝贯彻执行《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这是在挑战法律的公信力。”王新亮说，在国家法规和“政府授权”之间，明显应该服从前者；“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针对的是以前已发生的问题，多年以后再处理时不能以新法为准，而应按以前的法律执行。但黄河大桥收费问题一直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不适用这个原则。
阻碍公众知情权
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记者发现，2011年8月，曾有媒体报道，济南黄河大桥的通行量约为每日2.4万多辆，每年给山东高速股份公司带来约4500万元的通行收入。
公众也多次要求大桥管理处公布收费账目和资金使用情况。对此，山东高速股份董事会相关人员曾回应，公司作为上市企业，未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监会等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不便透露具体账目。
律师王新亮认为，山东高速股份拒绝公布收费账目的做法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公众花钱过桥，就属于消费者，消费者依法享有知情权，山东高速股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信息沟通不畅，“黄河过桥费”曾经引发过一些矛盾冲突。大桥镇镇长赵新龙告诉记者，当地一些在修建大桥时被征地的村民，因不满济南黄河大桥向他们收取过桥费，曾经自发聚集在大桥上，堵住了来往通道。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赵新龙还有些后怕，“连济阳、商河的村民都参与进来了，他们的情绪都很激动。幸亏我们及时劝解、疏散，否则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黄河北地区多名基层干部坦言，“黄河过桥费”的存在，对当地社会和谐构成了很大压力。
他山之石——
上海黄浦江大桥取消收费已多年
自上世纪 年代以来，上海市政府通过贷款和利用外资，筹集了大量建设资金，先后兴建了南浦、杨浦、奉浦和徐浦大桥以及延安东路 条隧道。这些越江工程的建设，解决了过江难问题，将浦东浦西连成一体，为浦东开放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南浦和杨浦大桥等在交付使用后不久，车流量就超过了设计标准。目前，这些大桥和隧道日车流量共达近 万辆，在高峰时因设卡收费而造成车辆拥堵现象。
为进一步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推进浦东新一轮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发挥，从年月日起，上海市政府取消黄浦江上的大桥、隧道设卡收费。从上世纪90
年代桑梓店镇和大桥镇划归济南起，黄河就成为拦在南北两岸居民之间的一道天堑。如今虽然黄河北地区划归济南已经20多年，但这种隔阂仍未彻底消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黄河大桥的收费问题。在黄河北地区居民看来，“黄河过桥费”就如一个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们与济南这座城市的距离。
近日，记者采访多位市民、官员、学者、人大代表，发现“黄河过桥费”已凸显多重弊害。目前，作为济南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加快济南都市圈融合的重大战略，“北跨”已箭在弦上，因此妥善解决“黄河过桥费”的问题就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