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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
兼中文系主任]
网络民意的游戏规则
网民意见看上去是五花八门，大家都用化名，网上意见的身份无法捉摸。但还是有办法琢磨。网上的意识形态有什么规律呢？
我们的社会，至少有这么几类主要矛盾。第一，“穷人”跟“富人”；第二，“老百姓”跟“当官的”；第三，“多数人”跟“少数人”……
当我们看待一个网络上的事件，如果发生冲突的双方一方是穷人，一方是富人，我们通常帮穷人。如果是当官的和老百姓冲突，我们通常帮老百姓。如果是多数人跟少数人，我们通常帮多数人———穷人、老百姓总是多数人。于是，网络民意的简单公式便是：穷人、老百姓、多数，一般总比有钱的、当官的、少数的，会得到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可是实际上每个人又都有双重身份。作为一个真实的肉身，我们要吃要穿要住；在网络上，我们是匿名的旁观者。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就有点像在街上看到人打架，我们都会在后面做匿名的评审，一个业余、义务的法官。赞成的总是穷人比富人好，老百姓比做官的好，是多数人比少数人好。但是在现实里，有多少人愿意做穷人不愿意做富人的？多少人希望自己钱少一点，不希望有自已房子？有多少人不希望有机会被提拔？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真实的每个人，在追求财富，追求社会地位，想做一个特别的人；而我们在网上做一个匿名评审时，却总是仇富恨官追随多数，这是一个怎样拧巴的矛盾呢？
刘荒田
[华裔美籍作家]
从不生病怎么办
一位朋友忧心忡忡地说，他刚刚去看了家庭医生，提出一个绝非玩笑的问题：“我从小到如今59岁，从来没生过病，别说大的，连感冒也没害过一次。怎么办？”这一烦恼，一定教三天两头跑门诊的，被化疗整得掉光头发的，每星期上三次洗肾机的，坐轮椅的，呻吟床榻的，这些“疾病王国”的子民们骂为“吃饱了撑着”，甚而声明随时“转让贵恙”。不过，他的忧虑并非没有理由。比如说，病人从病中获得抗体，增加了免疫力。此外，生小病有如小地震，释放了体内的毒素以及累积的精神压力，从而有效地消解身体的“高强度地震”。何况，按照鞭打快牛的常例，健康者要多干活，快干活。白乐天诗云：“家无忧虑身无事，正是安闲好病時。”这样的机遇他没有，除非伪造医生证明。
不过，没病而想病它一病，颇费周章。不是绝对不可能，吃腐败食物，和流感病人接吻，不采取预防措施而闯进疫区，将带艾滋病毒的血液注入体内，都可能中招。只是，自我设计的病，很难拿捏分寸。只怕要小伤风，来了肺水肿；要血压偏高，却来了中风。
往下想，不得不苦笑。昔年科学家发明种牛痘，救活了数以亿万计的天花患者，这一以引发小病取得免疫力的举措，并不普遍适用。“恰到好处”的病，鲁迅曾作过失诸幼稚的设计：患肺病的才子，吐半口血，由侍儿搀着，恹恹地到阶前看海棠花，可是，彼时痨病是会死人的，且带传染性，只怕连端药汤的也跑掉。
我这位抱怨“从来不生病”的朋友，卖了个关子，没说医生如何回答他。我猜，和病无休无止地纠缠的专家，一定哈哈大笑，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吧？
闾丘露薇
[香港媒体人]
规矩
这两天因为工作的关系，几乎天天要坐火车从香港到深圳，甚至一天来回两三次。每次在落马洲终点站上车，就可以看到港铁公司的员工，拿着验票机在头等车厢里面站着，准备一开车，就验票。
觉得奇怪，是因为之前坐火车，遇到验票的机会并不多，假设大家都是非常自觉，那么自然可以减少这样的工作程序，只是，发现每次只要一查，总是会查到没有买头等车票的。
不买票的人里面，绝大部分是说普通话的游客，我不愿意恶意地揣测别人，相信大部分是因为不知道，毕竟如果第一次乘坐，匆忙上车，未必能够分清楚头等车厢和普通车厢的分别。通常被查到了，他们都会被请到普通车厢，工作人员也很人性化，不会真的执行罚款措施。
因为不太知道规定的乘客越来越多，如果港铁公司还是用原来的工作方法，对于遵守规则的乘客其实就很不公平，而增加检查次数，至少可以让大家看到，规则是必须遵守的，同时也一次次让越来越多人知道要遵守规则的必要性。所以，遇到查票，我不单单不觉得烦，反而觉得港铁这样是对所有乘客的负责。
香港的火车和地铁上是不可以饮食的，但是这样的规定，也只有经常坐火车，或者听到过工作人员提醒，才会知道，就算写在车厢内，也未必有人留意。这个时候，要让这样的规定被大家遵守，关键还是要有人来监督和提醒。因为当大家发现，不守规矩原来没有后果，那么这样的规矩也就是一纸空文而已。
陈歆耕
[上海《文学报》总编辑]
对“盘点”的“盘点”
到了年终岁末，各类媒体大多要对一年的某些热点事件、现象或图书进行回顾式“盘点”，这类“盘点”如果“盘”得好，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让人对某个领域发生的事件、现象有个总体印象，也便于后来的史家进行研究。
但我在看了一些评论家对文学状况的“盘点”后，深感这种“盘点”已陷入一种无聊或“无厘头”之中。诸如一说文学，就把目光聚焦于小说，一说小说便又谈的全都是长篇小说。给人的感觉就是文学即长篇小说，这实在荒唐而可笑。好，就“盘”长篇小说吧，现在一年出版数千部长篇小说，一位评论家要从数千部长篇中“盘”出若干部最好的作品来是多么的不易。且不论还有难以计数的网络小说，如何对其艺术品质进行梳理，作出相对准确的评判？
既然对所要“盘”的对象，几乎无法把握，何必还要去硬“盘”，对读者产生一种误导？如果把类似的“盘点”，索性称为一种个人的年度阅读印象记，则就无可厚非了。他爱怎么“盘”就怎么“盘”，说好说差都纯属个人判断，“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有的人见名家必“盘”，有的人见“哥儿们”必“盘”，那都是他个人的感觉。但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对这类带有个人强烈印记的“盘点”要保持一种警醒，否则就会误将“鱼目”当“珍珠”。
我对这类盘点文章大多扫上一眼，实在没有多少细读的兴趣。说到2011年在大陆出版的文学图书，大概齐邦媛的《巨流河》、资中筠的《资中筠自选集》起码是不该被忽略的。如果“盘点”把一些不值一提的平庸之作，捧成年度最大的“硕果”，偏偏把一些真正的好作品遮蔽掉，这类“盘点”的公信度如何就更令人生疑了。如果后来的文学史家以此为据来编著文学史，岂不是要贻笑大方？
当然，我的这个对“盘点”的“盘点”，也是个人的一孔之见，当不得真的。那么多“盘点”文章，我哪“盘”得过来？
杨早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话题2011
《话题2011》出版了，一、二、三……这是第七本《话题》。
2005年的年末，准确地说是12月17日。我们一票人去通州给同事萨支山温锅。晚上在一个叫“外滩风尚”的装13咖啡馆聊天。那时我正在拼命鼓吹萨支山和施爱东加入我的一个写作计划：20世纪的重大年份，每人写一年，主要用报章材料与日记、书信等私人记录，以平民视角来写，关注物价、街头、琐事，更重要的是媒体与民众的感受，让读的人一伸手就能触到生活的温热皮肤。这可是以前没人做的事情，我激动地鼓吹着。
施爱东，这个学大气压出身的民俗学研究者，惯于逆向思维。他问：为什么我们要那么辛苦地去研究历史？你说以前的知识分子都不够关注社会，造成精神生活的资料缺失，为什么我们不从现在开始，自己来记录这些资料，免得后人也发出跟你一样的喟叹？
他又说：出上十年，就没有哪家图书馆会不收这套书了。
施爱东的雄辩似乎说服了我们。正好又碰上了对这个选题感兴趣的相熟编辑。结果就是你看到的这样：我计划中的“年度丛书”迄今没有下文，《话题》倒已经出了七本，还连带诞生了一个以成立日命名的“1217”俱乐部。
在名为“我们向历史要什么”的《话题2011》座谈会上，有位电视媒体的编辑问：我看了今年十三个话题，发现只有三个可以在电视上谈……你们是怎么做到规避风险的？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们只要请作者写，怎么写都可以，如果觉得成稿有问题，再商量删改，如果出版社觉得有问题，再想办法调整词句，或请人写证明……我觉得小草总能从石缝中长出来，虽然永远可能会有莫名的困厄：比如我写辛亥的那篇文章就被某核心期刊枪毙掉了，即使“主持人语”都已写好；而那位电视媒体朋友说可以谈的三个话题，事实证明也没能在该电视媒体谈成。
但不管怎样，《话题》能坚持写下去，出下去，就有它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