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贡院——千年科举之最后站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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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姚伟 实习生 鲁冬冬 文图
科举制已经废除了107年，但存废利弊之争至今未息。科举为什么会废止？几位著名学者回望百年前的大变故，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
当强势的西方文明借助军事力量东渐之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显得文弱无助。当科举制承载并以之为动力的儒家文明遭遇西方列强的冲击之后，科举制也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而在科举制废除的过程中，包括传教士和八国联军在内的西方外来势力，起了加速其沉没的作用。——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科举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由它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义。在科举制下，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广大士人终生按照“苦读——应考——入仕”的模式奋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日夜为进入“官”的行列而苦心钻营。其结果，必然导致官本位的恶性膨胀：社会上一切皆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丢官便失去一切。——黄留珠（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盖国家面临万世未有之变局，对于做官的人的要求，首先是能干而不再是驯服；而现代化对人才的需求，更是多方面的。不废除科举，则举天下学子不能不热衷于仕途，求得的是做官权利的所谓公平；至于废科举而兴学校，人才的发展从此不拘一格，于是转而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发展。——程念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正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巨变，以及现代化对人才多方面的需求，促使科举走向末路。科举废而学校兴，据清政府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各级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万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为5.2万所，学生达156万人。但学堂大量出现，绝不意味着现代教育体系一蹴而就。实际上，中国现代教育内涵建设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科举蹒跚离去7年后，河南学校教育进步迟缓，与东南沿海各省相比，人才培养严重落伍。一些有识之士深以为忧，身处大转型时代，他们深恐教育的落后，将使河南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落后。他们认为救治的根本之法，“非多遣留学欧美，以造就真才不可。”他们奔走呼吁，筹备建立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希望以此为支点，撬动河南教育乃至河南各个方面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这是河南的“百年之计”。
旧贡院建起新学校
100年前的4月29日，河南《大中民报》头版刊登《筹备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启》。
“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署名为林维镐、林伯襄等人的《公启》立意鲜明，认为一省如教育落伍、人才匮乏，则必然处处低人一头，“既不能与各国相角逐，复不能与各省相角逐。则在各界中往往蜷伏人下，莫敢仰首一嚎鸣。而一切人民权利，亦往往不能与他人平等。”
半文半白的文字，如今读来有点别扭，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是历久弥新。
林维镐、林伯襄等人认为，要改变河南低人一头的局面，“根本救治之法”，“非多遣留学欧美，以造就真才不可。”当时情形，东南各省已先着手，成效颇著，河南落于人后，须急起直追，否则“政治竞争、文化竞争、经济竞争、生存竞争之场，必永无河南人之立足地”。
《公启》说，留学之事，十分迫切，如果学生没有外国语和普通科学根底，送出去也是白搭。当时河南各中学及高等学校“迟钝腐靡”，难以培养优秀留学人才。因此，“预备学校所以不能不专设也”。《公启》最后以痛切的语气发出呼吁：“百年之计端在树人，亡羊补牢，晚而未晚。特是事体重大，经费维艰，仁人君子，有以救不光荣、不名誉之河南为念，而热心赞助解囊相予者乎？”
从这个《公启》及其他史料看，废除科举后所兴办的学堂，仍存在诸多问题。
据河南现代教育家王拱璧先生回忆，他在河南高等学堂上学时，监督（校长）是位老翰林，除了外语，其他各科教师多是候补官员，这样的师资队伍既没有现代科学素养，又官气十足、盛气凌人，办学效果可想而知。河南最高学府如此，各地中小学堂情形也大致仿佛，难以承担现代教育使命。
河南各级学堂面临的问题，应是全国性的。“癸卯学制”要求把经学、文学、史学作为重点课程，固然显得保守，但大约也是一种现实的考量：全开新学课程，哪儿来那么多师资？所以最初的学堂需要不断加以改造，才能承担现代教育重任。在东南沿海，由于留学归国人员较多，学堂面貌很快得以改观；而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各级学堂师资和办学观念进步迟缓，显得“迟钝腐靡”。
要想全面提升河南教育，必须找一个突破口。在林维镐、林伯襄等人看来，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就是这样的突破口，培养优秀人才送往欧美，让他们本、硕、博连读，系统接受西方教育，待学成归来，这个群体将带动河南教育完成现代化改造。
经过数月奔走努力，这一构想得到了官方支持。经河南总督张镇芳提议，河南临时议会形成决议：立即筹办一所主学外语，以培养赴欧美留学生为主的预备学校。委派林伯襄为校长，择定原河南贡院为校址。
1912年8月31日，开封《自由报》一则《河南提学司招考留学欧美预科学生广告》，宣告一所全新的学校在河南大地诞生。当时全国留学预备学校并不多见，连同河南新创立的，共计三所，另外两所分别是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现清华大学）、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
一位1912级学生的母校记忆
王陵南是西华县孝武营村（今漯河市召陵区青年村）人，1912年他14岁，正上高等小学。他大哥王拱璧在开封教书，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招生广告刊登前，已得知消息，在他的鼓励下，王陵南决定前往开封应考。
70年后，85岁的王陵南撰文回忆这段经历，在河大校友窦克武编著的《王氏兄弟传》中，记者看到这篇珍贵的文字。
那年7月，王陵南坐着太平车从家出发，整整走了一个上午，赶到40里外的漯河，然后坐上风驰电掣般的火车，两个多小时就赶到郑州，转车后一个小时即到达开封，第一次坐火车的王陵南喜悦而兴奋，大呼人生快事，尽于此矣！
留美预校兴办的消息迅速传播，众多和王陵南年纪相仿的少年，从四面八方赶往开封，报名投考的有1000多人，而录取名额仅120人，是当时报考人数最多、录取率最低的学校。
在7年前考举人、进士的地方，来自全省的少年，为留学欧美走进考场。王陵南最终幸运入选，1912年9月25日，他与100多名同学一起入学上课，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河南大学校庆纪念日。
在学生紧张应考的时候，林伯襄精心选聘的教师已经到岗。英文老师叫哈亨利，耶鲁大学的文学博士，他不懂一点中国话，学生们也不懂一点英语，所以上课就像教幼儿学说话，哈亨利拍拍门说：“door”，拍拍头：“head”，走过去关窗户：“close the window”。这办法很灵，学生兴趣极高，十分用功，加上两位中国英语教师教授语法，学生的英语水平进展神速，到第四个学期，大多数同学已能用英语写作，王陵南等人的英语作文还发表在英语学习杂志上。从第四个学期开始，除国文外，数学、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等都用外文原版教材，全英文授课。这样的英语水平，在国内堪称一流，为中美教育界高度肯定，后来美国康奈尔、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纽约等美国名校，对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学生基本都免试接收。
林伯襄选聘教师极严，多是外籍教员或留学归国的博士、硕士，如郑琴堂、唐怡精等，也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林伯襄全身心投入办学，励精图治，对学生“既仁爱又严格”，每个学生都“尊敬佩服他”。由于校风好，功课齐备，学生大都很用功，留美预校深得开封各界好评，开封女子师范学生曾有句戏言：“选女婿，在留美学堂摸一个，胜过在省立一中挑一个。”
留美预校学制四年，后改为五年，加上因军阀混战停课一年，王陵南这届学生实际上了六年。入学时学校即已宣布，前20名可以公费留学，但毕业时部分学生有意见，学校又组织了一次留学考试。考试很认真，专门请几个老外出题、监考。王陵南六年成绩排名12，留学考试更考了第四名，顺利获得公费留学资格。对于留学生的专业选择，学校有明确规定，只能学理、工、农、医等所谓“实科”，不许学文学、史地、经济、美术、哲学等科，受父兄影响，王陵南选择了农学。
因连年军阀混战，河南财政一贫如洗，拿不出几十名留学生的费用，他们各自回家等了半年多，才最终成行。
王陵南先入加利福尼亚大学读本科，以几乎全优的成绩获农学学士资格，随后进入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他本来要攻读博士，但因省里不能按时汇来学费，学习难以为继，拿到硕士后决定回国催学费。但回国后，他就被急需师资的河南农业专门学校聘任，没能再回美国继续学业，当时他的月薪180元，而该校校长才150元。随后，王陵南又到北京农业大学、河南大学、东北大学任教，其中在河南大学时间最长，他任河大农科主任时，负责筹划农科升格为农学院，从省外聘来知名教授十余人，为河大农学院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王陵南效力的河南大学，其实就是他的母校。1923年，留美预校改建为中州大学，随后又更名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河南大学。
留美预校仅办了十年，却培养出高济宇、杨廷宝、张伯声、赵九章等众多国内一流人才，他们中大多数人曾回归母校，成为早期河南大学最可依赖的力量。可以说，是十年的“预备”，成就了河南大学，而通过河南大学，林伯襄等人为河南筹划的百年策，次第得以实现。（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