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过年了，当其他人围在火锅旁感受融融亲情时，总有一些人愁容满面。为讨回欠薪，为索要休息权，为治疗工伤、职业病，这些来自他乡的人，有的选择暴力维权，有的走上大楼、大桥，拿生命做赌注。
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护，是一个人活得有尊严的关键，对别亲离乡的外来工更是如此。原本，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有种种合法途径来维护，但太多人觉得，时间耗不起，金钱耗不起。
一份《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讨1000元薪水成本高达920元，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没有证据，程序繁琐，举报无人管，交不起钱，钱少不值得，种种原因交织，许多外来工不得不在合法纠纷解决机制之外，“自创”方式赢得社会的关注与同情。
于是，跳楼、跳桥、堵路、罢工，一幕幕黑色幽默在城市轮番上演。这不是因为他们厌世，恰恰因为他们热爱生命。我们自然有理由批判“黑心老板”道德良心的泯灭，自然有理由埋怨弱势外来工法律意识的淡薄，但我们能做的可以不仅仅是谴责。
任何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法治的约束，然而在劳资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劳动者的失语凸显了双方力量的失衡。当弱势的外来工权益被侵害，他们的维权路如何才能越走越宽？
“等矛盾发生再去处理已经晚了”
——“工地法庭”自揽“麻烦”化解矛盾于无形
几张桌子，摆上“主持人”、“记录人”、“当事人”的牌子，旁听席上坐着十几个工人，一个简易的“工地法庭”搭建成型。当事人要么是外来工代表，要么是工地老板，他们在庭审现场激烈地辩论。
自今年8月以来，此类场景时常会在工地上上演。不过，主持调解纠纷的不是法官，而是中山边防支队沙头涌边防派出所的民警。据媒体报道，这是广东省首个“工地法庭”。
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海湾城工地上的警务室，每天一大早，26岁的边防民警孙国库和几个战友都会出现这间板房搭成的屋内。早上是房间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不过，这样的安静维持不了多久。
自今年8月25日“工地法庭”运营以来，因欠薪、工伤及各类纠纷的来访者几乎踏破门槛。“当然，这个‘法庭’是加引号的。”李国库强调。李国库每天做的事就是马不停蹄地为外来工调解纠纷，电话响三声之内他必然会接听——8月以来，附近的外来工都收到过民警派发过来的名片，上面印着报警电话和民警手机号。
仅华山路片区和海湾城片区，最多时外来工数量高达2万人，占人口总数70%以上。一旦碰到相邻纠纷、劳务纠纷、损害赔偿纠纷、经济合同纠纷等，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的他们往往联合老乡拿拳头说事。
若双方产生肢体冲突，他们便会被“请”到派出所做询问，他们要么和解、要么被拘留，这种方式常常被民警调侃为“杀一儆百”。但很快，民警发现，对于流动性较大的外来工群体来说，这种教育方式显然并不适用。
临近中秋、过年等外来工返乡热潮时，因欠薪、要工程款产生的纠纷不断。在正常渠道讨薪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很多外来工只能选择极端方式，哭闹、跳桥、拦高速公路车辆等一幕幕黑色幽默便轮番上演。
“光在办公室等是不行的，矛盾发生时再去处理已经晚了。这需要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李国库说。今年8月25日，广东省首个建在工地上的“法庭”应运而生。
“法庭”场景大为减少
“庭审”现场，一方是工地老板，一方是外来工代表，旁听席上坐着几十名工人。外来工代表在帮40余名来自广西的建筑工人向老板讨30万工钱。民警安静地听完原委，又反过来做工地老板的工作。经调解，最终老板支付了28万。
“这种方式一举两得。既能现场解决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又能对现场旁听的工人进行法律知识普及。”李国库说。据了解，“工地法庭”由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和法律意识较强的外来工组成，平时负责调解驻地工地、厂区外来工的各种矛盾纠纷。
除此之外，民警还会走进工人居住地，进行座谈家访。“跟他们讲碰到老板欠薪、打架斗殴时怎么办。懂了之后他们再碰到就知道怎么处理了。”李国库说。
同时，他们还会免费为外来工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李国库注意到，这些以建筑工人为主的外来工，大部分没签劳动合同。于是，在提供法律咨询的现场，民警把只差一个签名的劳动合同摆在桌面，提醒工人一定要找老板签。后来，有工地老板打电话给李国库：“怎么现在这些工人都跑过来找我补签合同。”
民警也常找工地老板开会聊天，嘱咐他们按时发工资。如今，每到发工资时，老板都会叫民警到现场，并拍照。“这既保证发现金时的安全，而让我们当见证人又表现了老板自身的诚信。”李国库说。
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外来工开始慢慢了解遇到欠薪等问题时该如何维权，“法庭”上见的场景较之以往也大为减少。
等不到的薪水
剖析一家倒闭工厂的欠薪实例
等了一个月后，8月7日，陈元盛终于在工厂门口“堵”到了老板。然而，他得到的回复仍是“一周后再给”。
尽管他和工友们知道，工厂已濒临倒闭。
陈元盛还是愤怒了。他兜里只有70多块钱，连回湛江雷州老家的车费都不够。他死死挡住老板的车，无奈很快就被推搡着拉开，老板驾车离开。工友准备散开时，陈元盛却突然倒地。
7小时后，白色的被单覆盖了56岁的陈元盛。医生说，死亡原因有三种可能：“心血管疾病”、“恶性心律失常”、“脑血管疾病”。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陈元盛的存折里只有500元钱。
晕倒在讨薪现场
2011年8月7日，如果陈元盛没有遇到老板，没有与其发生口角，也许不会晕倒。几天前，他在电话里还对侄女保晶说：“等工资讨回来就回家。”但令保晶没想到的是，这成了她与伯父的最后一次通话。
8月7日傍晚，保晶的父亲陈元活骑摩托车匆匆赶回家，告诉保晶伯父讨薪时晕倒了。随后，陈元活与亲友踏上前往中山的汽车。后来，保晶等来的，是伯父去世的消息。
今年春节后，直到农历2月，陈元盛才在老板的催促下回到中山锐华五金制品厂。他本不打算再来，但老板年前扣了他1800元工资。“大伯，你什么时候回家。”每次陈元盛打电话回家，保晶都会这么问。“工资讨回来时就回。”
然而，7月时，这笔钱已累积到3400元。
7月5日，工厂突然停产，一些工人不得不离开了。“听说厂里欠了2万多元的电费，厂子便被断了电。”陈元盛的堂侄陈南说。然而，陈元盛仍与几名工友住在厂里的宿舍，让他继续留在厂里的唯一动力，就是讨回工资。3400元对于来自贫困乡村的他来说，是一笔巨款。
事实上，此时的工厂，因生意惨淡，已经进入拍卖程序。老板电话里曾两次向陈元盛表示，过十几天就给，但日子一天天过去，诺言均未兑现。
8月7日早上，陈元盛还在打乒乓球。下午4时许，陈元盛与工友在工厂门口遇到了老板。“下周一定给。”老板说。但工友们不愿相信，在他们看来，老板一走，工钱就又打了水漂。
眼见老板要开车，陈元盛站在倒车位置，死死地挡住。老板娘和一名保安拽住陈元盛的胳膊，将其拉开，随后老板驾车离开。
工友们准备散了离开时，陈元盛踉跄着步子，想去十几米外的水龙头洗把脸。“可没走几米，便一头扎在了地上。”同村工友李妃用回忆，当时他也被欠薪3000余元。
7小时后，在盛夏的深夜，陈元盛心跳呼吸骤停。
贫穷的单身汉
湛江市雷州市南兴镇高朗村委会黄麻下村，一个封闭的村落。陈元盛在这里度过了不算愉快的一生——终生未婚，收入微薄，与弟弟一家7口挤住在一起。村里人说，陈元盛话不多，但平易近人。
这个人均6分田的村子，是深圳帮扶雷州扶贫开发“双到”工作的对口单位。很多人都外出打工，400余村民目前只剩下老弱妇婴100余人。
贫困在陈元盛出生时，就已如影随形。
黄麻下村村主任李存伟告诉记者，村里有不少上了年纪还没找到媳妇的单身汉，陈元盛就是其中一个。不善言谈，家庭贫困，诸多因素交织，小学毕业的陈元盛一生未婚。
这些年来，陈元盛与弟弟陈元活一家住在一起。房子是近30年前建的，已是危房，陈元盛住的偏房里，陈列的家具只有桌子、床。
年轻时，陈元盛学过木匠，偶尔他会给村里亲友做做木工，但这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村民家庭生活用品需求上的变化，木工行业逐渐衰落，即便在农村，也极少有人愿使用木匠做的家具。
陈元盛也便放弃了这一行当，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
岁月不饶人，随着年纪渐长，养老，是农村家庭特别关注的问题。侄女保珠、侄子义浪年幼时，家里摆了几桌酒席，请了一些亲友，在他们的见证下，陈元盛领养了弟弟的两个孩子。
领养的孩子渐渐长大，糟糕的现实开始危及生存，陈元盛需要一份工作。
权衡再三后，去年过了春节，他与同村的李妃用来到中山，此时他已55岁。家里盼着打工的人拿回去更多的钱。“孩子上学、生活都得靠他。”李存伟说。
“希望对方兑现赔偿承诺”
8月7日，陈元盛出事后2小时，陈南接到老家的电话，他赶忙从番禺赶往中山。与他几乎同时出发的，有高朗村村主任林广均、黄麻下村村主任李存伟等几个亲友。后者赶到医院时，陈元盛已躺在太平间。
死亡医学证明上写着，死于心跳呼吸骤停，身上并无外伤。医院给出了3种可能的死亡原因：“心血管疾病”、“恶性心律失常”、“脑血管疾病”。
工厂老板余毅明垫付了抢救陈元盛的医疗费，中秋节前，双方达成赔偿协议。记者在《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确认决定书》上看到，9月30日前，余毅明需分四期支付赔偿金13万元。“当时他先给了2.5万元以及所欠工钱3400元。”陈南告诉记者。
回到老家，亲友为陈元盛举办了简单的葬礼。中秋节后一周，陈南等人回到中山时惊讶地看到，工厂已人去楼空。陈南告诉记者，他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表示死者家属需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人我们都不知道在哪，何谈提供对方的财产证明？”
现在陈南每周都会给余毅明打电话，但每次对方都说让通融一下，截至目前，余下的赔偿款仍未支付。日前，记者电话联系到余毅明，但对方拒绝接受采访。
对方提供的赔偿金早已花销殆尽，陈元活还欠了银行1万元——陈元盛的离世，让这个家庭陷入极度贫困。陈元活最大的愿望就是，对方能兑现13万赔偿金的承诺。
秋天开学时，保晶没去，本来她要升初三了。9月8日，保晶和同村的姐姐来到广州。
12月31日，记者在广州番禺见到了保晶，这个大眼睛、瘦削的16岁姑娘已开始挑起家庭的重担。因尚未成年，她在一个厂里打工，一个月能挣1500元。
拿到第一笔工资时，保晶格外兴奋，但她不敢像同龄的其他孩子那样给自己买个小礼物，而是第一时间将所有钱打给家里。
（应受访者要求，陈南为化名）
对话中山市法援处副主任赖小洁：
申请法援一个工作日就能完成
目前，中山市外来人口165万人，超过本地户籍人口。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该如何维权，维权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山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处副主任赖小洁。
南方日报：法援处所接触的外来工案件中，经常发生的类型有哪些？
赖小洁：事实上，我们所接触的民事案件中90%以上都涉及外来工。今年法援处代理的211件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中，劳动争议类所占比例最大，占45%，工伤纠纷、损害赔偿等类型也很多。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外来工维护合法权益主要面临哪些困难？
赖小洁：一是维权成本高。从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到诉讼，外来工往往要付出较大的时间成本，这导致部分外来工选择极端方式来引起社会舆论关注。二是取证难。一些企业为了事后推脱责任，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合同，这是直接导致双方产生劳资纠纷时难以确认劳动关系的原因。三是程序复杂。现有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是“一裁、二审”，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如不服再到法院诉讼。这样，一个维权案件就要几个月甚至1年。四是胜诉后执行难。有的维权案件历经千辛万苦打赢官司，但用人单位赖账不兑现，工会和劳动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手段，法院同样执行难。
南方日报：降低外来工的维权成本很关键。
赖小洁：实际上我省各级法律援助处都为外来工开辟了绿色通道，只要是追讨工资或工伤案件，受援人只需证明自己的权益确实受到侵害、户籍是农村户口，就可以免审查家庭经济状况，而且从申请到审查、受理、审批、指派等环节，我们在1个工作日内就能完成。2012年，我市报名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志愿律师有260余人，只要我处受理了的法律援助案件，就会迅速为受援人指派律师代理案件，而受援人不需要支付律师费，这样可以为外来工节省不少维权成本。
南方日报：外来工如何避免被侵权，侵权后如何维权，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赖小洁：外来工本身要懂得与用工方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没有签，索赔不到工资时，要及时向老板索要拖欠工资的欠条或者收集录音证据以及工友的证人证言，以便作为维权时的重要证据。
事实上，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后，他们可通过多种程序解决：双方自行协商，到劳动分局申请调解，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新生代外来工与父辈相比具有更高的维权意识，但一定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针对执行难的问题，可以在仲裁院或法院受理案件后，及时申请财产保全，以保证以后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本版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刘长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