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书屋“建”好了。接下来，工作的中心开始转移到如何“管”好、“用”好方面来。如果说农村缺书、农民读书难的硬件建设已经到位，那么软件建设就得提上议事日程——人，是软件建设最关键的因素。
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农业厅、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发起主办的100名“岭南乡村读书带头人”评选活动，就是希望解决好“人”这一关键因素，选出为农民读书的“领路人”。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了支持孩子阅读的乡村女教师，发现了靠学习种养发家的大户，发现了年逾古稀一心为公的可敬老人。他们的故事，也许不一定契合各种宏大叙事的主题。但透过这些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片段，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小”人物们不屈不挠的努力和坚持。因为这些星火般的坚持，我们才看到了燎原的希望。
努力的他们并不孤独。得益于“岭南乡村读书带头人”这阵春风，“带头人”们播撒下的种子，有望能昂扬茁壮地生长。终有一天，你和我都能看见，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力量破土、发芽。
本版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吴敏 通讯员 马树良 钟磊 照片提供 省农家书屋办公室
让农家书屋真正成为“致富屋”
【大学生村官】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曾经给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上书，如此讲述农村现状。如果说文化教育对于农村来说，是着眼于未来的一项基础工程，那么对于农业新技术的普及，带领他们走向致富之路，就是对于农民最实际的帮助。在这一点上，农家书屋和乡村读书带头人的作用所起到的作用是实实在在可以看到的。
“多亏雪军教我怎么用药、打针，我的十几头猪才抢救了过来。”10月15日，当记者来到平远县大柘镇岭下村时，当地的养猪专业户、养鱼专业户等纷纷向记者称赞大学生村官姚雪军给他们带来了新技术、新知识。从华南农业大学毕业的姚雪军到岭下村上任后，发现村民农闲时将太多的时间耗在打麻将上，他决定让农家书屋发挥作用，成为农民们的“精神家园”。姚雪军主动在书屋里与村民交流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岭下村的养鱼专业户姚先生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当地干旱，他鱼塘中的鱼成片浮出水面。他晚间赶到农家书屋查阅养殖方面的书，但他只有小学文化，看书颇为费劲。期间他与姚雪军交流，姚雪军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初步判断鱼塘缺氧。在姚雪军的帮助下，姚先生鱼塘的异常情况得到较大改善。
另一位乡村读书带头人，“三红糯稻专业合作社农家书屋”管理员肖丽梅的故事也同样与“带领农民致富”这个主题有关。2004年，肖丽梅开始在涧头村带领留守的妇女种植糯稻。肖丽梅告诉记者，为了让留守妇女种好这近千亩糯稻，她不得不定期挨家挨户去“串门”，传授种植知识。此外，肖丽梅也不断鼓励村民自己学习，并将大部分她自己购买的书籍无偿送给了村民。随着糯稻种植农户的增多，2008年10月，“三红糯稻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肖丽梅当选为首任社长。目前，合作社社员已经扩展到176名，糯稻种植面积也扩大到2300多亩。今年，全村农户年均增收2100多元。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随着农家书屋覆盖到全省每一个行政村，农民们对于读书、尤其是农业科技专业图书的热情日益高涨。但在热情之下，许多农民缺乏对于这些知识系统的认识，很难将其应用于日常的农业生活中去。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科班出身的姚雪军和肖丽梅所起的作用不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
让孩子保留一份对读书的热情
【乡村教师】
一本书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于城市里的孩子来说，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这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之前赖丽萍的爸爸一直不让她上学，我让他读了《读书改变命运》后，他对女儿好了不少，今年7月赖丽萍还考到了广州八十六中学呢！”这是梅州兴宁罗浮镇浮中村司城小学“80后”老师钟春婵给记者讲的故事。
赖丽萍的故事不是个案，而是在“进城热”狂潮裹挟下农村孩子所面临的必然选择。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人把读书看做是进入城市的“敲门砖”这股热潮过后，21世纪以来，随着进城务工潮的兴起，城乡巨大的反差让“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再一次蔓延。孩子们辍学的理由也不仅仅是因为念不起，有些人只是想“多赚一点钱”。
在这个时候，如果让孩子、甚至是孩子的家长保留一份对读书、对知识的热情与饥渴，那么留下来继续念书那一侧的砝码也许就会更加重一些。钟春婵说，他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读书？”学生问，家长也问，每次钟春婵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希望他们理解“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刘景旺是整个村子里唯一还在读高中的孩子，而这个宝贵的机会是因为钟春婵不断地劝说才得到的。“他的基础并不好，家里就我一个人在务农，没有其他收入，若不是当时钟老师常常打电话、到家里面给我介绍书里面那些人物成才的故事，我就让他们兄弟俩都去打工啦。”刘爸爸说。在他印象中，“其他老师总是说很忙，没时间”，但钟春婵不一样，“她是村里最好的老师，经常跟家长沟通，有时家长打电话过去，她还会打回来，怕花家长钱。现在小儿子也在她班上，很幸运，只要他俩愿意读，什么价钱都好说！”现在的刘爸爸，认准了钟春婵告诉他的“死理”——“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这一代所受的教育，将成为社会的未来”，像钟春婵一样有志于从事乡村教育的老师成为改变农村基础性面貌和素质强有力的内生力量。老师是园丁，这个比喻也许有些俗套，但对于这些乡村教育者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何尝不是栽种、浇灌，让读书的热情真正成为孩子们从内心发芽生长出来的力量？
带动村民建立“阅读小组”
【普通村民】
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每次去废品回收站挑回二三十斤的旧书，方便村民看书，这一干便是13年，这份纯粹与坚持，或许许多人都做不到。罗定市分界镇70岁的普通村民张洪球便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与乡村教师钟春婵、大学生村官姚雪军相比，这位老人的身份太过普通和寻常，他只有小学文凭，也并非自学成才的典型。在老人的旧书屋中采访时，他随手从书堆中拿出一本《中国现当代散文鉴赏》，里面收录了钱钟书、丰子恺、老舍等多位大家的文章。“也说不出这些文章好在哪里，但就是觉得写得好，喜欢读。”老人腼腆地说。
但就是因为“喜欢”，虽然办书屋没有给老人带来哪怕是微薄的收益，但他依然坚持着。在来旧书屋的村民中，免费看书的多，租书、买书的寥寥无几。偶尔还会有“偷书贼”光顾，但张洪球对此并不在意，“发现了就把书拿回来，要是没发现，也就算了”。老人说：“书卖不卖得出去没关系，只要有人看，有人租，我就会把它做下去，直到做不动了为止。”
在“乡村读书带头人”的申报材料当中，像张洪球老人这样热心于农民读书的普通村民占了绝大部分。他们并没有高学历，也算不上富甲一方，甚至非常清贫，但他们却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只为让村里的村民们，让孩子们多读一些书。
在这些普通的读书带头人中，不仅有实践者，更有思考者。今年74岁的退休干部“麦叔”便是探索吸引农民读书之道的思考者。他不仅把自家的书房开放成了公共的“东方红书院”、接管了农家书屋，并且意识到，发展农民读书单靠自己一个人和一个书院的力量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分析了读者群体后组建了4个核心阅读。这四个核心阅读小组分为一个成人阅读组，由村现任与原来的村两委干部5人组成；一个妇女阅读组，由教育子女有方的5位妇女组成一个科技阅读组，由5名村庄技术能人组成；一个学生阅读组，由10个在读学生组成。
阅读组核心成员全部由读书爱好者组成，“我们就相当于书院的志愿者”，妇女组的核心成员邓亚冰介绍，由于丈夫长期在外打工，自己平时在家照顾两个小孩读书，业余时间她就经常过来看书，顺便帮忙打理书院。正在南屯村小学读四年级的李星是书院和书屋最忠实的“粉丝”。“平时家里找不到他，来书院肯定可以找到他。”母亲邓亚冰说。
■评论
让所有人的心里都开着花儿
兆叔说：“现在来图书馆的人少了，许多人都去看电视了，不看书了。”这不止是兆叔的疑问，也是普通村民的疑问。一方面是农家书屋已经覆盖了广东所有行政村，给“让读书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习惯”这一目标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的现实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的书屋如同城市的实体书店一样面临挑战。
理想与现实之间，究竟横亘着多少距离？农家书屋真的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吗？谁都不能打包票地说这个理想一定能实现。但我们知道的是，当二十世纪20年代，晏阳初提出“除文盲，做新民”的口号时同样被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空中阁楼，但如今他已经被奉为“中国乡村教育第一人”。
农村读书氛围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但正因为如此，这件事单靠民间做不到、靠商业资本做不到，只有政府主导，民间参与才能完成。“兆叔”的疑问或许可以这样解答：这是一项长期的建设，而非一场“大跃进”的运动。
现在，农家书屋实现了广东全覆盖，这个长期的建设有了基石。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物化的资源“活”起来，成为生长在人们心中的花儿，这些花儿是真善美、是公平正义，是理性知性，是所有让人们内心变得平静、柔软的力量。
“乡村读书带头人”就是这些种花的人，与梁漱溟的知识精英乡村教育运动不同，这些人是扎根在泥土里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没有俯视农村的优越感，也没有带着拯救农村的道德追求，他们与农民是平等的，而只有平等，才能真正与农民打成一片。
农家书屋能为这些读书带头人提供良好的平台，而乡村读书带头人则为农家书屋注入活力和生机。当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时，才是农家书屋真正改变农村风气、改变农民生活的时候，才是建立农家书屋真正的意义所在。
■人物故事
【钟春婵】让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看一样的书
兴宁市罗浮镇扶中村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留守儿童特别多，多数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学校很多学生甚至在初一就辍学了，去上高中的不到30%。在司城中学初三（2）班上的学生中一半以上是留守儿童，但这个班年轻的班主任——钟春婵却没有让一个人辍学。在课堂上，她将诗歌引入数学教学，还在努力将她从图形、推理中发掘的“对称美”、“严谨美”，以她独有女性的细腻、教师的情怀将知识融入她的教学之中。同时，作为唯一一个在家乡教书的全日制师范本科生，钟春婵拥有着年轻人的热情、理念和希望，并将农村家庭教育列入她的日常教学工作之中。在她的推荐书单中，《爱和自由》、《决定孩子一生的心理学效应》等书赫然在列，《拿破仑传》、《林肯传》这样的人物传记更是占据着书单的重要位置。
她对每个家长都曾推荐过《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幼儿特别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但他们的感受能力却比成人更敏锐。“家长要多注意平时的一言一行，如果你有学习和读书的习惯，孩子们也会爱学习，而不是被逼着学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凯勒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一直是春婵心目中最崇拜的人。而沙利文推崇的“在学生最感兴趣的时间，采用最自然的方式”也成为钟春婵心中一直秉持的教学理念，“你播下的种子终有一天会发芽开花，这对孩子来说是最公平的。”
作为班主任，钟春婵每月补贴仅有65元，工资不到1500元，她有时不得不放弃买书的打算，转而从网上寻找教育类的电子书阅读。“我也时常会感到力不从心，农村的教育理念还是很薄弱的。”但春婵始终不愿意放弃，“不能大范围弄，那我就做好我自己的班级，读书是一种习惯，即使很多人都不接受或者不愿意去做，但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人去学习了家庭教育，我也是在收获，不是吗？”
画外音：钟春婵代表着乡村教育中最稀缺的力量——高素质的文化骨干教师，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能直接改变乡村未来的人。只是，我们拿什么留住他们？
【兆叔】自办图书馆坚守半个世纪
有这样一个老人，守护了江门市荷塘镇霞村图书馆整整半个世纪，从27岁的“阿兆”守成了77岁的“兆叔”。如今，80岁的高永兆从管理员的岗位退休了，但这个已经变成“农家书屋”一份子的图书馆依然带着浓烈的“兆叔”印记，村委会在图书馆门前挂了一块牌，上面写着：“霞村图书馆，成立于1958年6月”，那是“兆叔”办起这个图书馆的日子。
1958年，高永兆复员回家乡6年后，村子里打算办一个图书馆，嗜书如命的高永兆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管理员，没有地方，高永兆就把自己的屋子改成了图书室，他在部队期间保存下来的30多本书和新买回的一批小人书成了第一批藏书。而当时，只有4个书架，100多本书，地方很窄，甚至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在这半个世纪中，这个小小的图书馆经历了许多波折，挪了10多次地方。“文革”时红卫兵说他的图书馆有“黄毒书”要没收，“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就算是枪毙我，我也要把图书馆办下去！’”最终，虽然被没收了近千本书，但高永兆守住了他的底线：不让图书馆关门。带着剩下的几百本书，图书馆又搬回到兆叔的小屋里。
在霞村图书馆，还有上千本旧书，高永兆亲手为它们包书皮。上世纪70、80年代，“兆叔”每3个月就会走路去镇上新会景堂图书馆借书，一次借100本，用担子一路挑回来。“去那里很远的，现在骑车都要1个多小时，如果步行要走2个小时。”村干部说。
这几十年下来，“兆叔”前前后后为图书馆投入了2万多元，而他近年每个月的补贴只有650元。“去年我还买了3000多块钱的书。”“兆叔”说，看到有孩子愿意看书，他就高兴。
如今，兆叔买来的书加上社会捐赠的书，霞村图书馆的藏书量已超过1万册，涵盖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等类别，在江门市的“农家书屋”中首屈一指。
画外音：我们对兆叔的尊敬，不仅源于五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更源自那份对读书最纯粹的热爱。多一些像兆叔一样的人，就离农村读书氛围改变的梦想更进一步。
【杨通全】一介农民自撰地方志
一个翁源的普通农民，经过十多年考察，骑坏四辆单车两辆摩托，自发补全翁源地方志。2004年，《翁源文史钩沉（第一卷）》得以出版，该书修正《翁源县志》、《韶关市志》的数十处错误，填补了两书的许多空白，是方志的有力补充，中山图书馆、韶关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纷纷收藏。2006年翁源县博物馆破格聘其为编外文史研究员，每月发放财政工资1000元；“文化翁源”项目还拿出十万元专项资金资助他出版《翁源古今风物图录》。
这十多年的艰辛自不必言说，受访对象的不理解却常困扰杨通全。考察时，常发生这样的对话：“你是什么人？”“我是农民。”“农民考什么古？这些事情政府没人做么，要你来搞？出去出去！”这样的遭遇，杨通全已经司空见惯，而他的妻子得知后却心疼得直掉泪，不愿意他再去受气。
一次去江尾镇的古村落考察时，杨通全看见祠堂门前的功名石，想考证一下这村子出过什么人物，但没人肯为他开门。杨通全没有放弃，就在村口和一位80多岁的老婆婆拉家常，解释自己所做的工作，老婆婆感其真诚，就让他进了祠堂。果然，在积满尘埃的祠堂里，杨通全发现了清光绪十五年其族人刘晓山由提督升授建威将军正一品的功名匾。
不止外人不理解，由于杨通全经常外出考察，不但不能做农活，每年买书、复印资料、买烟笼络受访者还要贴进去不少钱，妻子、家人都很不理解。“你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种地过日子，政府又不给你钱，一天到晚跑什么跑？”除了言语打击，妻子还时常拉书房的电闸、砍电线、摔油灯。不过，这些都没让杨通全放弃。
杨通全说，文物、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对文史有充分尊重的民族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他今后的工作重点将放在本土文物的保护和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上。
“去年聘期满了，政府不发工资了，我依旧坚持自己的工作。这不仅是我生活的乐趣，也是我的历史责任。”杨通全说。
画外音：乡村文化的衰落从本土文化的消失开始。杨通全自发的文化自觉不仅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更让这片土地的人们了解自己从何而来，在文明的冲突中不致迷失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