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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感动，会在不经意间湿润了你的眼眶；有一种温暖，会不知不觉就融化了你的心。在纷杂的大千世界，这些人这些事，虽平凡，却直达我们内心情感的最深处。在“北京面孔”这个栏目中，我们讲述发生在身边的善行善举，分享故事中的主人公们积极乐观的人生。
时福茂，一个另类的律师，他只选择一种当事人打官司，就是来京务工的农民工，而且不收钱。在时福茂的律所的接待室里，就用大红字写着他的信条——为了正义。在北京6年多，时福茂为农民工打了近2000件官司，追讨了2500万元，自己却放弃了“淘金”的机会。今天的北京面孔，将为您讲述时福茂的故事。
■农民工找他打官司不花钱
一个大风天的下午，45岁的农民工刘善林拄着双拐，趿拉着一双厚厚的印花棉拖鞋，蹒跚着走进丰台卢沟桥附近的致诚律师事务所接待大厅，进门就问，时福茂律师在哪？
刘善林来自安徽省无为县，3个月前来到北京，经过老乡的介绍，在西城区一所中学的抗震加固改造工程项目中当一名木工，上工仅仅五天，就从梯子上掉下来，一只脚摔成了粉碎性骨折。被送到医院后，包工头甩给他5000元现金一走了之，由于住院需要数万元的押金，刘善林一直躺在出租房里没有治疗，一晃3个月过去了，眼看着脚伤没有好转，5000元钱也渐渐花完，刘善林渐渐绝望了。
就在这时，刘善林听一个老乡说，电视里介绍过一个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叫时福茂，也许能帮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刘善林托着肿得老高的伤腿，倒了3趟公交车，终于找到了这里。
刘善林找到了他想找的人，时福茂律师是个清瘦高挑的男子，说话带着一点点河北邢台口音，表情认真干练，目光中却透着一股亲切。在刘善林面前，时福茂就像一个见多识广的大夫，话不多，只问一些简短而必要的问题，在查看刘善林带来的各种材料时也显得经验丰富，甚至能够提示出某个文件应该是一张多大什么颜色的纸。很快，时福茂开出了他的“药方”，或者打赔偿官司，或者走工伤赔偿程序。
“我没文化，啥也不懂，听您的吧！”刘善林说，“两个方式还是要你自己选，不过我都可以代理，而且都不用你花钱。”时福茂说。“帮我打官司不用花钱！”刘善林听说不花钱，脸上显得有些惊愕和狐疑。时福茂再次笑着告诉他，“对，我是公益律师，就是替农民工打官司的，找我打官司不花钱。”
■名律师的“另类”职业生涯
今年37岁的时福茂，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律师不一样的职业道路。“在河北那个律师事务所，我也算半个老板”，2004年7月，时福茂放弃了邢台一个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的职位，北上京城发展。来北京淘金的外地律师很多，但时福茂却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另类，他专职为农民工维权。
来京后不久，时福茂与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佟丽华做了一个针对农民工维权的万人样本调查，并编写了一份农民工维权成本的报告，分析了由专职律师替农民工维权的可行性。这份报告很快得到了丰台司法局的认可和财政的支持，一种“政府出钱为农民工购买法律服务”的模式开始进入试验。时福茂自告奋勇，成了这种模式的第一个试验品。这也意味着，他放弃了所有接其他类型案件赚大钱的机会，成了一个拿着数千元政府补贴的“志愿者”。2010年，北京律师的平均年收入是50万，而每年为农民工打200多件官司的时福茂，年收入刚刚超过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
“也还不错了吧，跟政府里的一个处长工资都差不多了，只不过没什么福利。”谈到农民工的处境时，时福茂的语气总显得悲天悯人，但谈到自己境遇，却充满了知足与乐观。
■“像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时福茂虽然没有挣到大钱，但为农民工免费打官司的名声却越来越大。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大厅，每天前来寻求帮助的农民工络绎不绝。在农民工欠薪问题最为严重的那段日子，经常几十人上百人围在事务所大厅门外。时福茂记得，有一次接待了100多人的农民工维权案，被欠薪的老老少少乌压压地将他围在中间。
为了能向农民工们将复杂的法律问题解释清楚，时福茂不但要保持耐心，还要经常使用一些语言技巧，他说这几年最常用的是比喻的修辞方法，将一些问题比喻成通俗易懂的事物——“打赔偿官司就像飞机，快，但不划算，走工伤鉴定就像坐火车，慢，但经济一些”，“仲裁、一审、上诉、二审、执行，打官司就像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如此种种。
维权难，为农民工维权更难。“农民工在劳动市场上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遇到纠纷后，很多老板也会聘请律师，很容易就将案件搅浑。”在时福茂办过的案件中，很多农民工手里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有些人手里除了一个工地的出入证，其他什么都没有，有的人甚至工伤死亡了，老板都不承认雇佣关系。时福茂办过的几起复杂案件，官司一打就是三五年。
为农民工打官司，还要经历各种风险甚至危险。在时福茂办理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中，发生多起遭受用人单位负责人或包工头恐吓、威胁的情况，电话里时常听到“卸只胳膊”、“卸条腿”、“灭掉”这样的词。2006年9月一天下午，时福茂和他援助的农民工被用人单位纠集的十七八个青年团团围住，农民工非常害怕，用哭腔向对方哀求。时福茂并没有畏惧，镇定地找到公司负责人，向对方讲理，给对方分析利弊，公司终于同意支付所欠农民工的工资。
■付出，是为了收获一次又一次的感动
如今，北京市司法局已经做出强制规定，每名律师要在一年中代理两次以上法律援助案件，为弱势群体打官司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要求。但是，像时福茂这样专职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仍然凤毛麟角。到底是什么，让时福茂全身心地投入这样一项事业，并且持之以恒？
时福茂说，是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的经历，让他与农民工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出生于河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他，十六七岁就开始用暑假时间跟父亲外出打工，当过搬运工、做过建筑工人，他说因为亲身经历过，所以对农民工兄弟有特殊的感情。1998年，时福茂在踏上律师道路的第一天就告诫自己：一定要替弱者伸张正义。
在办案过程中，也有一些包工头或老板赔了钱，找他帮助，甚至有些老板想高价聘请他，为一些劳动争议支招儿。时福茂的态度是一概拒绝，他甚至写出一篇“痛打包工头”的博文，教同事们如何识别农民工还是包工头。他说自己那篇文章并非对包工头有偏见，而是表明自己工作的范围，就是为农民工维权。
时福茂的付出并非毫无回报。在他略显简陋的办公室里，四壁被一面面锦旗挂得严严实实，感谢信堆成了山。快过新年了，一个时福茂曾经帮助过的四川农民工，从家乡捎来了几头咸菜，这也会让他感到欣慰。时福茂说，他的付出，至少能够收获了一次又一次的感动。记者问时福茂是否要将给农民工打官司真的当做终身的事业，他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但全心全意帮助弱势群体，一定是他终身的事业。
■文/本报记者 刘砥砺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时福茂
■时福茂的律师事务所大厅，挂着四个大字“为了正义”
■帮农民工讨薪，时福茂要一张张凑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