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书信手迹。
张荫麟著作《中国史纲》。
发掘东莞文艺钻石擦亮岁月坎坷沧桑
第二十五期
张荫麟《中国史纲》
民国史学家张荫麟，笔名素痴，1905年11月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后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才名震一时。他一生著述甚多，散见于报章杂志者，凡数十万言。著有《中国史纲》，至今仍是我国史学界的一部扛鼎之作。
创作历程
“史学奇才”英年早逝
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也有人曾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文科才子以钱钟书、张荫麟为翘楚。但如今梁、钱二人已经名满天下，但张荫麟的名字却被淹没在历史的沙尘中，鲜为世人所知。他德才兼备，连一向孤高的陈寅恪都盛誉“张君为清华近年学术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遗憾的是这位只有半部未完成的著作的“史学奇才”难逃英年早逝的厄运，在37岁就已经画上了命运的休止符。
莞籍才俊，北上求学
张荫麟生于东莞石龙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幼时母亲去世，是父亲将其抚养长大。他家藏书丰富，父亲同时扮演了慈父和严师两个角色，从他开蒙受书，父亲便给他以严格的旧学训练，要求他把五经、四书、三传、史汉、通鉴、诸子书、古文辞……一一成诵。因此，到他十七岁辞家负笈北上求学时，他对经史典籍已经烂熟于心了。
张荫麟出生之时是清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上距戊戌变法七载，下距辛亥革命六年，因此他一生中所受到的教育使其既有旧学的扎实功底，又承接了新学的澎湃血脉。1922年，他考入清华学堂，开始了在北京的八年求学之路，这也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积淀时期。
他幼时家道中落，他赴京求学的资费也是父亲寂静筹措才勉强凑足的。进入清华后，他为了减少开支，不得不常靠几个烧饼打发一日的伙食。然而，在清华这样的学术重镇中，他接触到了梁启超、陈寅恪等许多一流的学者和一批优秀的青年，同时各种新派的思潮也很活跃，他在其中浸染多年，学业也大为精进。
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经他批评或表扬的著名学者有胡适、冯友兰、苏雪林等。在批评文章中，以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批评最有名，影响最大。他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等人的历史认识理论，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是误用“默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指出：“默证”方法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因为：“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用类推法，亦必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绝不可“从抽象名语推理”。史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也认同这一说法，他曾说过，张荫麟“论史学考证方法，提出‘默证’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上世纪三十年代，疑古之说风行一时，对于古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往往陷于主观武断。”
留学归国，执教清华
在校期间，他还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大公报》的文学副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四十余篇论著，深得当时史学界称赞，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同时，他还苦读英语，入清华短短三年，他已能纯熟地阅览英人典籍，翻译英文诗歌，他的译文之典雅，曾受到名家吴宓的嘉许。
1929年，张荫麟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获得了公费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他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也是因为其地处美国西部，距离中国近，旅费较低，可以省出部分学费给弟弟们上学。
他在斯坦福大学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1933年3月，他给史学家张其昀写信，自述治学旨趣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在美留学四年，他仍心系故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更是忧国心切，加之又惦念着与莞籍学者伦明之女伦慧珠的婚事，所以他按照自己的计划修完了课程，提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治史。
回国后，他应清华之聘在母校任历史系和哲学系讲师，同时还兼职在北京大学开讲“历史哲学”一课。1935年，他与伦明之女慧珠结婚后，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由傅斯年推荐，向清华告假2年，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这也正是后来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他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部分。
家事纷扰，病逝遵义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南下浙江，在天目山小住，为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那年冬天，他又到清华、北大、南开合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因为学校西迁，所以又于1938年春返回老家石龙小住了些时日。
1938年夏初，西南联大已经迁居昆明，于是又自粤入滇，向清华销假继续执教生涯，每周为历史系主讲宋史。1939年初，他接到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邀请为顾问，于是飞奔前去赴命，但是哪知顾问只是个只资清谈的角色，他自觉事无可为，于是不辞而别，再回联大授课。
后因家事纷扰和在校工作不顺，1940年初，张荫麟又转迁至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同年他的专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1941年他还参与发起刊行《时代与思想》月刊，并创立“时代与思想社”。有些学生被当局迫捕迫害，他就挺身而出给予保护。
但由于积劳成疾和连遭拂逆之故，他患上了肾炎，由于那时的遵义尚是个落后闭塞的古老山城，缺医少药，他的病情日益加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据记载，张荫麟弥留之际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别，颂《庄子·秋水篇》，徐徐气绝。钱钟书在《伤张荫麟》诗中说：“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字死。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
经典漫谈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的一部力著，出版后颇获好评。云南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埏先生认为，自西学东渐，中国的史学家们采用章节体来撰写通史以来，要在旧史学林中找一部既深邃而又通俗、既严谨而又富趣味的，像英人韦尔斯的《世界史纲》那样的著作，是从未曾有的；若有之，那就是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了。
主题式撰史体例
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当时史学研究的正统派认为“史料即史学”，治史者多作史料搜集和考证，到此为止，因此他们撰写的“史作”多是史料的罗列而已。张荫麟在《中国通史》的“自序”中说道：“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
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
已故中山大学教授张寿祺认为，然而张荫麟凭借着卓越的史学才华和深厚的功底，融会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自己多年探索所得，“写这本《中国史纲》（上古篇），用了与众不同的体裁，把古代的重大史实，以及时代的重要变迁、思想的贡献归纳为一个个主题加以论述，并作到深入浅出的说明，使读者读起来很受启发。这样的通史之作，在当时的史坛里，实属罕见。”
除国内史家外，国外个别学者对此书也评价甚高，一位前苏联历史学者鲁宾称，“在张荫麟笔下，中国古代的历史是鲜明生动的，容易了解的，对现代的读者是亲切的。同时书中没有一点庸俗化的地方，也没有因简述一些问题而使论述降低到非专家水平，更没有否认别人的成果。如果估计到中国古代史料的复杂性以及几千年形成的儒家的历史编纂学的影响，那么就应该大为赞赏著者的才能已达到了高度科学水平，同时又能生动地、引人入胜地、简洁地讲述古代中国历史的变迁。”
以诗意文风写史
《中国史纲》又一令人称道之处是它的文字之美。“运思情深意远”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给予的评价。这位通史学者认为，只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可以与之媲美。
张荫麟的弟子、云南大学史学教授李埏认为，他有很好的文学九阳，并且主张历史应该为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加之又受到新派史学代表梁启超先生“笔锋常带情感”的熏陶，所以他写《中国史纲》字斟句酌，力求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但同时又不让情感超越理智，不以辞害意。
比如他的书中“楚的兴起”一节讲的是汉江一带的地理特征，及其嘉惠于楚人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安全感，他是这么写的：“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飘渺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薅收，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旍的司命。适宜于楚国的神祇的不是牛羊犬豕的膻腥，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身衣姣服的巫女。”李埏说，“这读起来简直是五韵的史诗，然而它没有诗人的虚构与夸张，而是无一句无来历的史家之作；当然也不是排比寻章摘句得来的史料，而是‘作者玩索所得’的自然表述。
全书行文如高山流水，史学家读之固然会赞叹其文辞优美清丽，就是一些稍具文学素养但史学基础欠缺的人也会被吸引。因此，这本书当时在遵义一经出版，很快被抢购一空，后又不断再版，这在当时物资条件极度贫乏的大后方，更显出其学术价值和可读性之高。
可惜的是这本薄薄的作品不幸成为作者终身的绝唱。
相关爱好
生活拮据仍酷爱藏书
历史学家吴晗在追忆张荫麟的文章中写道：“荫麟不是一个世俗的收藏家，不大讲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欢收书。”但由于财力有限，其收藏的书并不很多。学生时省吃俭用，把钱留给弟妹读书，直到在清华任教时，才有一点余钱买旧书。
一开始书尚装不满一个书架，可是日积月累，很快就有好几排书架了。直至其离开北平前，他房中的架上、桌上、椅上，乃至地板上都是书，出入都得小心翼翼的。他所收的书籍中以宋人文集为最多，大约有好几百种。
他还在厂甸、隆福寺各冷摊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几十种，打算继续访求，期以十年，辑为长编，来写民国开国史。吴晗还记得，“1937年春天，我们一同跟着清华历史系西北旅行团，到长安、开封、洛阳游历，我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的，传本颇不多见。荫麟一见便据为己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种对换。我看着他那贪心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荫麟高兴极了，立刻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
记者寻踪
诗书之乡名流辈出
古有传言：有石如龙，潜于东江河底，蜿蜒自上而下，至我境而翘首远望，低徊不去，逐成石龙福地。说的就是东莞的古镇石龙的由来，这个岭南小镇自古至今孕育了明末名臣袁崇焕、中国首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陈镜开等威名远播的俊才义士，史学大师张荫麟也正生长在这个地灵人杰的岭南小镇上。
石龙距今已有800年的悠久历史，当时一批大宋遗民从北方来到这东江环抱的边陲之地，建立了石龙镇。由于东江穿境而过，航运极为便利，在以水路为主要运输渠道的年代，石龙逐渐成为东江运输的交通枢纽、咽喉之地。清朝末年，随着广九铁路的开通，石龙更因商业发达而成为广东四大名镇之一。
除了经济昌荣外，石龙崇书尚礼的治学之风也颇为鼎盛，据《东莞县志》记载，石龙商业之繁盛为东莞全邑之冠，而且文化发达，民初东莞有两个书院，其中之一就是石龙的龙溪书院，历任校长皆硕学鸿儒，陈灃、张其淦等就出于此。而张荫麟的父亲张茂如也是位熟读经史子集的旧式文人，受其父影响，他也自幼承继家学，对中国传统典籍的学养积淀极深。
根据其生平记载，张荫麟故居位于石龙镇的竹园街上，就在镇中心的广场不远处。这条几百米长的街道，东接聚龙里，西通太平镇。据说至今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这里一度是商贾名流或文人雅士的聚居之所，但当记者来到此地时，却无缘见到旧时风物。昔日的风雅阔达之气已经消散殆尽，街道两旁早已改建成为鳞次栉比的新式民房，各色商铺也次第开门揖客，穿梭往来的行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里曾是中国新史学的奠基人生长地。
据了解，张荫麟的故居原本位于街中的60号和62号，而张荫麟曾于1937年因执教的学校西迁，所以回到故乡居住了些时日，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莞。解放后其故居因为成了危房被拆掉，房屋重新改建所住的不过是寻常百姓家。而他的儿女据称也早已在台湾成家立业，如今在这里已经难觅先生当年的履痕，只有东江的水，依旧不舍昼夜地在石龙半岛处分岔流过。
轶闻趣事
才子多情累美人
在张荫麟挚友吴宓的日记中透露了，在张荫麟短暂的一生中，曾与两位东莞书香大家的名门闺秀同时陷入情感的泥淖中，不能自拔。作家郭厚英更在《民国乱世中的至情至爱》中详细描述了这段令人神伤的凄艳往事。岭南学问，素有伦氏、容氏二世家，前者如藏书家的伦明先生，后者则是国学大师容庚先生，而张荫麟以其才情品貌同时吸引了伦容二家的掌上明珠。
1926年，张荫麟到同在北京的东莞先贤伦明家中担任家庭教师，为伦明的掌上明珠伦慧珠教习国文。一见之下，他就对伦慧珠倾心不已。但书生气十足的张荫麟并没有俘获伦慧珠的芳心，这单相思式的苦恋使得张荫麟痛苦不已。幸好有同为东莞籍的知名学者容庚在旁开解，张荫麟才毅然斩断情丝，于1929年赴美留学。就在张荫麟在美留学期间，两人却又奇妙地开始鸿雁传书，但这也不足以解相思之苦，于是在1933年张荫麟就决定提前回国，不久后与其在京完婚。
北京沦陷后，张荫麟辗转到了昆明，一个女孩就此闯入了他的感情生活。这个女孩是容庚的女儿容琬。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和张荫麟有通信、见面的机会，她的文章和译作都经过张荫麟精心修改，张荫麟历年来给她的片言只字，她都如获至宝般地珍藏着。对于这份感情，张荫麟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对待的，提到容琬的名字，他的声音都会颤抖。
容庚比张荫麟只大11岁，和张氏亦兄亦友。对于张荫麟和自己女儿的不伦之恋，容庚显然持反对态度。张荫麟曾极力地劝容琬回北京和未婚夫结婚，当容琬执意不去时，他又使出了“杀手锏”———将自己的妻子和一对儿女从东莞接到了昆明。但当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阔别数载的张荫麟和伦慧珠夫妻终于幸运地团圆时，不料却并没有久别胜新婚的喜悦，反而琴瑟失和。最终二人以离婚收场，伦慧珠带着儿女回到广东。
风雅品评
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哲学家、国学大师熊十力
张荫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国宝……他的中国文学受教于王静庵先生（国维），西洋文学受教于吴雨生先生（宓）……为梁任公先生所赏识。他不仅文史渊博，哲学的素养尤深。
———《大公报》前总编辑、社长王芸生
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历史学家陈寅恪《挽张荫麟二首》
妙岁露头角，真堪张一军。书城成寝馈，笔阵挟夙云。勤拾考工绪，精研复性文。淋漓修国史，巨眼几挥斤。
———文学家朱自清《挽张素痴》
海内张公子，临文不肯休。茂先称博物，平子号工愁。论史书奔马，尊生失解牛。笑谈无适莫，道业在春秋。
———作家、翻译家施蛰存《壬年之冬张荫麟没于遵义校斋越岁方获凶讯在昆明时有游从之雅作诗挽之》
《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沥血的著作，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后，因此就深伏了病源。本书价值，识者自有公评，即就文字而论，亦用力至勤。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
———历史学家张其昀
下期备选：苏泽东《梦醒芙蓉集》、周序鸾《梅花书屋诗钞》、卢柏森油画、张家玉诗文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陈静
鸣谢：东莞市政协、东莞图书馆、李埏先生、张寿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