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议
□信力建
广州市越秀区以政府经费资助定点托养机构的方式，将部分精神、智力及重度残疾人，委托社会服务机构集中托养，计划由政府出资购服务。首批受惠残疾人士18人，托养经费由区里出80万元、市里出50万元，为残疾朋友购买了两年的托养服务。这18位人士是从全区70位有需要家庭中挑选出来的。
政府购买服务造福困难市民，值得喝彩，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以往所谓政府福利，更像职务津贴，比如医疗和教育，政府资源都喜欢扎堆在重点医院、重点学校，职务高者多受惠，职务低者少受惠，普通市民不受惠，困难群体干瞪眼。一间机关幼儿园可以领受政府补助多达几千万，平均下来每名幼儿受惠数万元。民办幼儿园没有一分钱政府补助，还要遭受种种刁难，导致普通市民连学位都难求。
那种人为扩大分化的政策，却盗用着福利的名义，这次越秀区政府真正搞福利，反倒没有冠上福利的名义。“一人托养，救一家，解放一片。”这句口号很不错，但是也反映出口号创作者对托养本身信心不足，要靠“救一家，解放一片”来帮衬，难道零丁一个残疾人就不该得到托养吗？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种反福利的精神，鄙视不劳而获者，以贫穷为耻，崇拜敢于冒险、白手兴家的富豪。反福利的精神东亚文化圈普遍存在，对福利主义有种本能的警惕和反感，这是东亚社会经济充满活力的根源所在，而欧洲陷入福利主义不能自拔。
适当的政府福利并无不可，政府福利只能局限于照顾没有劳动能力的个体：儿童、老人和病人。欧洲的问题在于政府福利覆盖面太广，对国民生活介入太深，一言以蔽之：养懒人。中国的问题在于福利不足，“三公”消费里面匀出少许就能推动社会前进一大步。
东亚没有福利病，但有父爱主义，政府喜欢替国民拿主意，视国民为未成年人。父爱主义的危害一点也不小于福利主义，日本病和亚洲金融风暴的病因与政府大包大揽不无关系。
在这次越秀区购买服务上也有所体现，集中和定点当作起步阶段的权宜之计还行，不能当成长久之策。集中定点服务，剥夺被托养人和家人的选择机会，托养机构在他们眼中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这种状态到最后都会蜕变为托养机构倾力讨好出钱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却不提供等价的托养服务，几乎没有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