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当韩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陕西农民韩培印最大的骄傲。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 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
但韩培印拦住了他。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事实上，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这样的生活与他的距离，也真的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 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韩培印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 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他轻轻地说，“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他们偷偷抹掉了商店招牌上儿子的名字
最终，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2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后记
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了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了”，“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 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