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经济领域的中国改革推进至今，政府和社会领域的改革需求也日显迫切，其中，如何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一项重大课题。中央编译局专家认为，近年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从单向“推力”更多地演变成双向“合力”，经历了从怀疑到信任、从被动到主动、从管控到治理的变迁过程，但达到共同善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分赴全国多地，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调研组一道，探访相关实践探索，以供各方研讨、参考。
文/周红云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深入，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在中国迅速崛起，它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改善社会管理等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民间社会的成长和社会力量的发育，将成为完善我国政府治理结构的重要载体，对我国社会走向成熟、完成现代化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纵观过去十年间政府创新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推动，可以看出官民互动朝着良性的方向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推力到合力
政府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是公共权力机构为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创新实质上是一场政府自身的变革。
然而，无论在政治体制改革、行政改革还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创新都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推动。
从2000年开始，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共有1800个左右的各级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申报该奖项，经过课题组初选和全国专家委员会复选，139个项目获得入围奖。
经过对这些入围创新项目的初步分析，我们发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单向度的“推力”和双向度的“合力”两种不同模式。
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是政府存在的通病，在我国，也不例外。从过去十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发起动因来看，问题导向的改革创新不在少数，也就是说，这类改革或创新是政府为回应社会问题或社会需求，并由社会力量单向推动而不得不作出的变革。因此，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这种改革创新起源于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的倒逼，社会力量成为政府改革的推动力。
从基层执政举例来说，四川省平昌县公推直选乡镇党委委员的改革就是如此，面对当时乡镇治理的种种问题和激化的干群矛盾关系，乡镇党委委员直选成为化解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途径，并成为当时改革者的唯一选择；又如，面对农村“两委”矛盾，湖北省广水市开展的“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的改革；还有河南省社旗县“下访团”、重庆开县麻柳乡“八步工作法”等创新也都是如此。
另一类政府创新则体现为政府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合力”取向，政府依靠社会力量并与社会共同合作是这类改革的特点，并成为这类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依靠社会组织的力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从而实现政府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目标；上海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在街道层面建立为民间组织服务的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搭建起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并为社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实现社区治理的目标；浙江省义乌总工会的“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依靠社会化力量为外来农民工维权，等等，这些改革都体现了政府与社会良性的合作互动取向。
近年政府创新中的社会力量，双向“合力”模式越来越多，由于互动的升级，进而显现出从怀疑到信任、从被动到主动、从管控到治理的变化。
从怀疑到信任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占据了几乎整个社会的空间，或者说整个社会被包纳在国家范围之内，社会整体生活在一个全知全能的强大国家和政府之下。这种社会管理通常表现为政府凌驾于全社会之上，习惯于包揽一切社会事务，习惯于对社会成员的控制而非服务，习惯于替公民做主而非共同治理，社会通常成为被政府管理的对象，处于被管理的地位。
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在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同时，往往怀疑社会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的能力，怀疑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
改革开放后，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开始破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深入一道，民间社会初步形成，社会和市场从国家和政府中逐步分离出来，政府、市场和民间社会各领域的职能也相应分离。国家和政府逐步认识到，对于一个稳定、有活力和持续发展的健康社会，民间社会的成长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民间社会的发达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同时，民间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可违背的趋势。
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和政府也逐步认识到民间社会以及活跃于民间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改善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参与政策制定和反映公民诉求、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将民间社会及社会组织作为政府有力的合作伙伴而纳为体制内的建设性力量，促进社会的多元治理与合作治理。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中央也对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日益重视，多次强调并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在一些地方，如北京、深圳、上海等都在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现实路径。
最近，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明确表示，广东将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将逐步地交给它们。
当然，从总体上看，“宏观鼓励”和“微观约束”仍然是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政府及其官员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认识有待加强。
从被动到主动
在我国，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迁，过去以单位制为依托的政府直接控制社会的单向度管理，已经难以达到及时调节社会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不断增加，而且社会需求向着多样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政府提供的整齐划一的公共服务越来越难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社会需求。
政府逐渐意识到，如果只是被动回应社会需求，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一切活动仍然依靠国家和政府发出指令实施控制，那么，国家和政府将不堪重负，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也难于维持。因此，政府需要主动让渡空间，切实转变职能，将政府做不好、做不到的事情交给社会，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真正培育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治能力。
转变传统社会管理理念，树立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新理念，要求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厘清政府的职能定位，强化政府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的“掌舵”功能，科学设置政府的社会管理机构、划分政府的社会管理部门的权限，解决好“管什么”和“怎样管”的根本问题，避免政府对那些管不好也管不了的社会事务进行直接干预和管理，避免出现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走向“总揽一切”或“过渡退让”两个极端。
在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进一步剥离政府包揽和直接从事的社会管理事务职能的同时，需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以取代和填补政府退出领域的管理。政府应通过多种方式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为民间社会的成长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政府财政支持和政策保障。
近些年来，政府不仅在划定作用边界、转变职能，从全能向有限，从管制向服务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而且政府主动培育和积极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逐步将一些自己无法管理和管理不好的空间让渡给独立的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或者与社会组织进行共同治理。
比如，北京建立枢纽型组织以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上海打造社会创新孵化园、建立生态公益园以主动培育社会组织；深圳推动社会工作的民间化专业化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等等，都是政府主动培育民间社会和积极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创新举措，不仅为社会组织成长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管控到治理
在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中，从怀疑到信任、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培育的转变，也大大推动了管控向治理的转变。
根据现实需要和时代潮流，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重心必将向社会倾斜，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将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原来政府管理和控制社会的观念必须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政府对社会的统治观念必须让位于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
因此，重新树立“社会本位”的治理理念，以“社会本位”为原则，逐步培育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树立政府为社会服务、政府对社会进行适度干预的理念，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从而使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才能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
只有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充分发挥民间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的功能，并使民间社会成为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真正参与者和监督者，不断完善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才能在调动民间社会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的前提下保证和增加政府社会管理的透明度，才能促进人民群众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切实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证人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及时反映群众意愿，引导公民以理性合理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等。
共治格局初步形成
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创新也已经摆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经过不断探索，我国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政府、社会与公民的共治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近年各级政府都很重视社会领域的改革创新，另一方面，公民和社会组织也应该成为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主体，在那些政府没有提供服务或者提供了但效果不佳的领域，应该将权力和资金下放给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成为自我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
可以预计，“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基本体制，不仅政府应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应强调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政府与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合作伙伴机制。
总体上看，党的十六大之后，我国社会建设蓬勃发展，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积极创新，以“民生”为重点，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等领域作了很多积极的改革和尝试。不过，在一些地方、一定程度上，社会建设仍然是政府在唱“独角戏”，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不足，如何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目前仍然缺乏一个总体性的政策思路和顶层设计，更缺乏适合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项目设计。因此，官民共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辽宁：网络时代的纠风
有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权威性作为推动力和民心网的群众监督作为“催化剂”，才能使群众遇到的问题得以有力、有效的解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俊杰
登录民心网已经成了王小亮(化名)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
王是辽宁省锦州市某单位的一名工作人员。今年3月，他开车去锦州市某区政府办事，正准备停车时，一名自称收费人员者让他缴纳3元钱停车费。
“在非停车场区域内，怎么还要收停车费？”王小亮不解，双方发生争执。一气之下，王将自己的遭遇反映给了民心网。
民心网，是一个由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省政府纠风办创办的网络工作平台，旨在受理群众诉求，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半个月后，王小亮接到了该区纪检监察部门的电话，称派专人实地调查后，认定该收费点设置不合理，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取消该收费点。
“速度太快了，很意外。”王小亮说，如今，只要遇到了什么困难和投诉，他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民心网。
民心网开通于2004年5月。辽宁省纪委副书记、民心网主任韩玉起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与其他政府投诉渠道所不同的是，民心网是纪检监察机关创办的，有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权威性作为推动力和民心网的群众监督作为“催化剂”，才能使群众遇到的问题得以有力、有效的解决。
民心网副主任曹振宇介绍，截至目前，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推动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努力下，民心网共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12万多个。
“官民之间的互动，密切了群众同政府之间的关系，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距离，促进了社会稳定。”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告诉本刊记者。
每天受理投诉400余件
与王小亮一开始就找上民心网不同，来自辽宁鞍山的马娥(化名)是几经其他投诉渠道未奏效后，才通过网络搜索到民心网，“晾晒”在网上的回复信息让她重拾希望。
近一年来，为给在国企退休、年迈多病的父亲争取医保，马娥先拨通了当地的“市长热线”，接线员询问情况进行登记，她未能及时等到下文。几个月后，她又找到信访部门，但踏入信访室的大门时就主动放弃了——信访室被铁门和栅栏包围着，只留有一个小窗口，“我感觉怪怪的。”
无奈之下，她选择了上普通网站发帖，几天后，她的帖子很快被其他帖子淹没。
最终她通过搜索查询到了民心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填写了投诉信息。大约1个月时间，鞍山市社保局打来电话核实情况，其父的医保很快得到解决。
韩玉起介绍，在民心网未开通前，每年纠风办受理的案件不过百件，且多是电话投诉，而今，民心网每天的投诉量就有400余件。
韩玉起说，市长热线、信访部门、每个部门开通的热线电话，以及煤、水、电、气等部门的诉求处理中心等，都为缓解民情民意起到了重要桥梁作用，但是，这些渠道还应该形成良好的机制，投诉归投诉，问题解不解决没人追究，必然影响到效果。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邓名奋也对本刊记者表示，政府部门的投诉热线随意性较大，是否就投诉事项进行回复及督办，一些地方并无硬性规定，“有些只能依靠良心”。
至于一般政府网站，长期关注网络舆情的邓名奋发现，尽管各地大多数政府网站均开设有领导信箱及留言通道，但最终解决问题的比例不高，“没有交办，当然不会有回复。”
辽宁省辽阳市公共汽车公司服务监察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涉及其公司的政府部门转来的投诉件与民心网转来的投诉件最大区别在于：民心网投诉件规定了办理时限，一旦超时，需说明情况；政府部门投诉件则不需要。
邓名奋说，当满怀的希望被打破时，投诉者往往从政府网站的投诉通道转到人气旺盛的民间网站，比如天涯社区、凯迪社区等，民众希望借用网络围观的人气力量倒逼政府官员来解决问题。
然而，并非每位投诉者都能引起众网友的关注和同情。
而在民心网，“只要民众诉求被受理，就必须有答复”，韩玉起说，民心网将纪检监察的监督与群众的监督相结合，生成了巨大推动力量，这种力量恰是其他投诉渠道所不具备的。
韩玉起说，从目前投诉比例来看，城区占多数，农村的推广力度还有待加强，下一步，他们将加大覆盖面，缩小“数字鸿沟”，让更多的人知道民心网，用好民心网。
保证群众诉求办到位
曹振宇介绍，民心网的创办，最初是辽宁省纪委、监察厅、纠风办为畅通群众诉求渠道，解决各级纠风部门力量不足、实效不明显等问题，决定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提高纠风实效而创建的纠风工作平台，由省纪委、监察厅、纠风室具体负责。职能涉及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政务公开、软环境建设等三个领域十几项工作。
2006年，经辽宁省编办批准，民心网成为省监察厅领导下县处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韩玉起表示，群众生活遇到的问题，大都是有关政府部门和行业该管理、该服务而没有管理和服务好的问题，反映出有些政府部门和行业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抓大案要案查处，也要解决老百姓身边的问题，特别是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问题。
目前，辽宁省直政府部门和各市、县及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逐步与民心网联网，已实现联网的有2000多个党政机关和有关单位，有的省直部门和地市级纪委还建立了民心网分平台。从而构成了一个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受理和办理群众诉求的网络体系。
曹振宇告诉本刊记者，群众个体只要在民心网首页“我要投诉”窗口填写相关信息，该信息会自动转入民心网民意诉求管理系统。除了涉法涉诉投诉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重点诉求直接办理，对一般诉求分转到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构成案件的由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如果办理部门对群众反映查办不到位或瞒报真相，纪检监察机关对其进行二次督办，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同时，提出诉求的群众可随时根据填写信息时自动生成的“专用查询码”，通过民心网了解、跟踪所反映问题的办理部门、办理进度、办理结果，并对办理情况发表留言、评论等。
为了保证办理质量，民心网对每项群众诉求都进行办理结果回访，保证群众的诉求办到位、有反馈。
曹振宇说，民心网对每件群众诉求的办理结果都进行认真审核，对承办单位办理质量，分为五个星级，实行定量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在民心网上公开；同时，省、市、县逐级对各地区各行业办理情况进行综合考评排名。考评工作不以“问题的多少”，而以“解决民意诉求的态度和结果”作为标准，权衡诉求办理平均分、群众满意率、优秀率、留言回复率等多项考核指标。
民心网还独立开发了民情民意分析处理系统，依托数据库定期对热点问题、普遍性问题、倾向性问题、苗头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形成民意民诉分析报告，为源头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这样一竿子插到底的制度能保证投诉的有效处理”，在邓名奋看来，国内其他同类网站的操作模式和民心网有许多类似之处，比如后台审核后，以商办函形式转给被投诉单位，被投诉单位回复后，一并将投诉与回复贴出，接受公众监督，该投诉结案。但投诉者是否满意，往往缺乏回访跟踪及二次督办。
监督机制的创新
民心网辽宁省公安厅分平台一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介绍，以前，很多公安信访案件往往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一点工作疏忽，由于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致使群众走出家门上访。
他说，这些信访问题给公安工作带来很大压力，但今年全省公安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同比下降近一半，公安分平台办理的近8000起群众诉求和100%的群众满意率发挥了很大作用，一大批矛盾被有效地化解在基层，化解在源头，化解在萌芽，避免了一些小事拖大最后变成信访积案问题的发生，不仅密切了警民关系，更化解了社会矛盾。
吉林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李靖告诉本刊记者，密切党和政府与民众的关系，需要搭建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民心网代表党和政府，纪委监察机关起到重要的作用。
何增科认为，民心网利用其在发展中形成的整个网络体系，在公开透明、阳光运行的基础上，较好地把服务群众与发挥纪检监察的监督作用结合了起来，在服务中体现了监督，并且这种监督是寓于行政权力的具体运行之中，变事后监督为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在内的全过程监督，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
何增科评价，民心网是纪检监察机关联系群众、服务群众，解决损害群众利益问题手段方式和渠道的创新，是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工作的一种创新。
由于显著的成效，近年来，民心网先后被评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和“全国政务公开工作先进单位”，获得了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十佳互联网”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和“中国政府网站领先奖”等荣誉。
除此之外，韩玉起说，全国20多个省份的纪检监察机关和政府部门曾前来调研交流。□
天津：行政审批“进”“退”之间
在行政审批“前置服务”环节引入中介，可以起到防火墙、廉政网的作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办一个营业执照到底有多难？
政府行政审批部门说：不难，只需5个工作日。
企业老板说：真难，各部门的各种材料让人跑断腿，没一两个月下不来。
“这两家为什么‘唱’不到一块儿去？”天津市和平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原主任谢玉华有着这样的理解：行政审批就好比结婚典礼，过程很短。但审批前的报件准备和一系列表格填写，就像是谈恋爱，“过程很艰苦”。
近年来，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持续进行削减项目、简化流程、缩短时间的改革，许多审批项目的办结时限已大大缩短，但申报材料仍是“老大难”问题。设立一个企业，仅工商、质监、公安、国税、地税等部门的案卷就至少有70多页，企业需填写的内容有271项，需交各种复印件13种、43页。餐饮、娱乐企业还要涉及卫生、防疫、消防等更多部门。
“国有企业尚未退出时，企业都设有与工商、税务、质监等部门接洽的专业人员。现在小微企业越来越多，这么专业的表格，这么多的填写内容，这么复杂的筹备要件，普通老百姓一看就懵了。”天津市工商局和平区分局驻行政许可服务中心首席代表刘静福说，他经手的一个最复杂的案卷装订起来有40多厘米厚，“表格填写的内容不允许涂改，可以说没有一个企业没经历过退件重改，反反复复一两个月办不下营业执照也是常有的。”
在天津市和平区，上述情况自2007年开始得到改善。由于当地政府在行政审批“前置服务”环节引入了税务师事务所、会计服务公司等中介机构，企业办照时不再需要自己填写项目繁多的专业表格，反复退件的情况大大减少，有效缩短了与行政审批部门“谈恋爱”的时间。而且，这种“全程领办”的中介服务还是“免费”的。
提供审批“前置服务”
刚刚从天津市和平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主任职位上退下来的谢玉华，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想起2003年刚刚上任时的状况不胜感慨。当时，他碰到的最棘手问题就是中介对“中心”的围堵。“老百姓办照难，各类代办营业执照的中介机构就‘火’了起来。此后，中介和‘中心’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拉拉扯扯乱“中心”。1998年10月“中心”建立后，门口和大厅内始终围绕着为企业代办营业执照的中介散发“小广告”和名片。企业来办事，首先要冲破中介的围堵，过度“热情”的推广和兜售引起企业反感。当时中介办照标价600～800元，为了增加利润他们还会夸大审批难度和自身能力，企业为了尽快办好营业执照，往往还会额外支付各种“好处费”，实际花费至少上千元。
第二阶段——无可奈何坐“中心”。为解决中介围堵问题，“中心”从附近小学借来课桌椅，把中介疏导进大厅。但是中介业务人员素质高低不一，形象参差不齐，给进入中心的办事人员留下毫无章法的印象。“一有企业进来，中介人员一哄而上揽客，空闲时他们则懒散聊天。这与‘中心’整体形象形成极大反差。我们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谢玉华说。
第三阶段——名正言顺进“中心”。中介的干扰虽然给“中心”的管理带来了一些麻烦，但也让“中心”清楚地看到，中介确实具备专业化服务能力，70多页表格、271项内容的填写，中介与企业以问答形式仅半小时就能够完成，轻车熟路。“既然老百姓需要中介服务以缩短办照时间，政府需要规范行政审批程序，我们就应该将服务关口前移、提供审批的‘前置服务’”，谢玉华说，在市、区领导的财力物力和政策支持下，他们选择了行政审批“中介全程领办”的服务模式。
2007年，经过招标筛选，5家中介进驻“中心”开展服务。和平区区级财政按照其办理业务的数量支付每件200元的服务费用，企业不花一分钱就能享受专业化的办照服务。至此，规范化的代办服务和政府的审批服务融为一体，一个新服务模式诞生了。
2009年，和平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开始实行企业注册联合办理工作模式，“全程领办”再次整合提质。企业来到“中心”后，由“中心”工作人员收件，按电脑派位分发到5个中介机构完成材料报送，而后再由“中心”将材料报送至各审批部门。多个审批部门“并联”处理审批案卷，最后由中介机构通知企业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税务登记证等。
2010年，中介领办的报件一次通过率达到98%，企业设立平均办理时限仅为2.5天，累计为企业节约资金约453.48万元。
“感觉就像进了烤箱”
中介全程领办服务给企业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好处。
“民营企业的嗅觉非常敏感，调整经营范围、变更经营地址、变更股东法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普遍。2007年以来我们就新组建了4个新公司。”厦新华电钢材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张秀华说，“我是财务出身，但看到这么多专业表格也发怵。中介全程领办之前，向工商税务部门咨询时，碰到对方态度不好被数落几句，我们也只能陪笑脸听着，只求快点把照办下来。现在我们不再直接接触政府部门，办照效率提高了，中介服务态度也非常好，像姐妹聊天一样就把材料报好了。”
吴春燕所在天津市世纪龙科技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一年要为二三十家入驻企业代办照，其公司曾在一天之内为一家企业办理了撤资、增资、转股三项审批。而在中介全程领办实行前，这么多项目的审批材料报送，至少要分3天才能完成。
企业办照前，至少要提供注册资本验资证明和租房证明，也就是说一部分资金已经固定在银行账户和房租支出上，拉长办照时间直接影响到企业成本。麦购(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时俊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照前’成本占到总体投资的5%，企业就不满意。特别是对注册资本一千万元以上的公司而言，财务成本将会非常高。如果是注册资本一个亿的企业，办照时间缩短为5天，就可以节约上百万元银行利息。”
天津市和平区工商联副主席刘广文说，以前工商联经常要为企业办照托人找关系。“现在这种事少了，中介全程领办花钱不多，解决的问题可不小”。自2007年6月“中心”实行中介全程领办以来，4年间共领办7558家(新办3509家，变更4049家)企业，按照每件200元的支付标准，财政年均投入37.8万元。
进驻“中心”的5家中介机构，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曾在“中心”门前散发“小广告”的陈淑琴是荣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那时我每天户外工作6个多小时，被人讥笑、轰赶。有时人家刚接过广告就随手撕掉了，挺伤自尊。进驻‘中心’后，不仅工作环境好了，‘客源’也稳定了。”
万象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刘军，也有围堵“中心”的经历。据她介绍，中介人员进驻后，须服从“中心”统一管理，与行政审批人员工作上同标准、服务上同规范、纪律上同要求。如有违规或被申请人投诉，经核查情况属实，“中心”先提出警告，要求整改；如再有发生，则要求中介组织调换人员，乃至退出服务队伍。“中心”再择优补充其他中介组织进入。
“除了‘中心’的管理，企业、各行政审批部门多少双眼睛也在监督着我们，感觉就像进了烤箱。但我们还是非常愿意做这项业务。”她说，“如果单独评估领办证照业务，我们只是不赚不赔，但它带来的隐性效益特别大。来‘中心’的企业都是源头客户，把他们稳固住了，就有可能拿下代记账等附加值更高的延伸业务。因此，我们非常珍惜在‘中心’的服务机会，着力做好品牌、拓展延伸业务。”
“小改革”破除的利益网
引入中介参与行政审批“前置服务”，看似一项“小改革”，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曾面临“大阻力”。
“在2007年6月正式实行之前，我们论证了2个多月，反对的声音占90%以上。当时我就意识到了这项改革的难度”。谢玉华说，有人说区政府钱多得没处花了要给中介埋单；有人说可以让退休的工商、税务老干部或者抽调其他行政事业编制人员来领办，为什么要引入中介？等等。
“对比之后我们认为，抽调行政事业编制人员，不仅编制受限，而且‘养干部’太贵，经费开支太大；退休老干部难以贯通工商、税务、公安等多部门的业务，且官气难祛，服务很难到位；而引入中介则可与‘中心’形成契约关系，便于约束管理，提供真正高质量的服务。”谢玉华说。
更大的阻力来自行政审批部门内部。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张霁星对本刊记者说，这种服务方式对原有的审批理念和弊端形成了强烈冲击，它既包含着新旧审批理念和办理模式的冲突，也包含着明显的权利冲突和利益冲突。
“可以说，原有管理模式下的既得利益者，都是这项改革的反对者。”张霁星认为，“引入中介组织，等于在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筑起了一道隔离带、防火墙，封上了一些人的口袋，吃拿卡要肯定是没戏了。有的审批部门觉得自己连表格都不用讲解了，感觉‘失权’‘失威’了，实际上失去的是‘寻租’机会。此外，围绕‘中心’的银行、刻章、会计、验资等介绍费、咨询费、回扣这些灰色收入也受到了遏制，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条‘看不见的利益链’被斩断了。”
天津市和平区副区长石季壮说：“我们下决心全力推行中介全程领办，目的有三。一是提升服务质量，为企业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二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能；三是以制度遏制腐败，使老百姓亲身感受到基层廉政治理带来的变化。”
政府埋单的200元，撬动了资本的汇聚，带动了企业的发展，促动了税收的增加。4年间，和平区的财政收入从2006年的12亿元增长到2010年30.07亿元，年均增长24%，招商引资的服务“洼地”效应初步显现。
观察和平区这一“小改革”，分析人士认为，政府退出不该管的领域，既节约了管理成本又规避了腐败风险；通过购买服务将职能延伸进入审批的“前置服务”领域，给百姓投资创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方便。一进一退之间，彰显出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向。□
杭州：公民导向的综合考评
将各个政府机关根据市民意见提出的整改目标列入目标考核的一部分，形成了一个“评价——整改——反馈”的工作机制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温泉
“我妹妹是杭州市政协委员，但是我觉得有时她反映问题还没有我反映问题得到的反馈快。”当了五年杭州市综合考评的企业代表，金成集团总裁助理舒红亚越干越“来劲”。
2006年第一次参加考评时，她可不这么认为。她当时想：“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在乎我的意见。”
于是她在考评最后的意见栏写了自己遭遇的去政府部门办事找不到停车位的事，而且留了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居然有人给我回电话！”这让舒红亚万分惊讶：“原来提意见这么管用的！”
从2000年起，每年年底杭州市都要请市民为政府机关打分、提意见，参与对政府机关的绩效考评。
公交在斑马线前让人、用公共自行车解决交通最后一公里问题、杭州市每个区都有了行政服务中心这几年杭州市一点一滴的变化，综合考评的推动功不可没。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社会调查研究室主任陈雪莲从2007年起开始关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创新实践，杭州是她所看到的案例当中最有效果、最为深入的案例之一，“其最大的亮点就是坚持‘公民导向’，坚持‘让人民评判，让人民满意’的核心价值观”。
11年来，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余逊达参与了杭州市综合考评几乎每一个制度的设计细节。他认为，杭州所探索的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建立了一种民主的工作机制，是社会管理方式的一种新的探索。
转变干部作风的“杀手锏”
2000年4月，王国平出任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GDP增长率位列倒数第四。王国平认为当时影响杭州发展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发展空间问题，二是市直机关作风转变问题。
王国平的几份讲话记录显示，当时浙江省对杭州市市直机关工作作风意见非常尖锐，省内一些需要向外扩展的大企业的经营中心本来是有可能引到杭州，但不少企业认为杭州投资环境差，转而去了上海。
发展空间问题则是指当年浙江省正酝酿行政区划调整，准备将萧山、余杭两市并入杭州市，调整后的杭州市面积可以比原来扩大近3.5倍。萧山、余杭方面对杭州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态度也颇为担心。
这样，杭州经济腾飞命系机关作风转变，杭州市领导班子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民间总结机关“四难”——“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杭州市决定进行市级机关“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评选”，由市民评价对市级机关的工作满意不满意，根据结果排列名次，最后评出“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
为收到实际效果，当时规定了三条措施：一是结果公开；二是经济奖罚；三是连续两年被评为“不满意单位”的，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这一举措果然迅速扭转了杭州市机关的工作作风，以至于王国平在后来的讲话中评价其为转变干部作风的“杀手锏”。
2000年在杭州市下属一个县的机关工作的闻悦(化名)，甚至因此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春天。
此前，闻悦在这个机关工作已经有几个年头，刚到机关时他对工作充满了热忱，遇到有人来办事，他都非常热情地将政策讲解清楚并指引来者迅速办理相关手续。没想到，此举却招致同事不少“风凉话”，甚至有人当面指点他：“不要以为就你懂！你这样做，他们跑一次就行了，我们的信息不就没价值了吗？”
2001年，评选活动延伸到杭州市各区县的直属机关。当年6月，闻悦被派到该机关位于县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窗口工作。没想到，闻悦的工作风格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鼓励。他所在的窗口不断受到群众表扬，群众满意度极高。中心大厅里竞赛的“流动红旗”，自从闻悦到了之后的下半年，也几乎被他所在的窗口包揽。闻悦“大会小会受表扬”，没过两年，被迅速提拔为中层干部，人生轨迹就此改变。
2001年、2002年两年，杭州市药品监管局都被评为“不满意单位”，市政府兑现承诺，对药监局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很快，杭州市实现了药店、处方、医院、定点医疗机构“四放开”，有力地推动了药价下降。
为了切实起到监督作用，杭州还采用了暗访偷拍的方式监督机关工作人员的作风，时任市委副书记朱报春还为此接受了央视《新闻会客厅》的专访，全国其他省市纷纷来杭州取经。
综合考评的关键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
余逊达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药监局领导班子的调整使得杭州市的部分干部表现出高度的焦虑，与此同时，评选办法的科学性也遭到质疑。
从老百姓的感觉来看，药价高确实是问题，但药价问题不是药监局一家的问题。
2003年，杭州市药监局领导班子被调整之后，当年“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的奖惩办法立即作了相应修改，调整领导班子的标准由原来的“连续两年被评为不满意单位”改为“连续三年被评为不满意单位”。2004年，评选办法进一步修改，2003年之前，评不满意单位是采用“淘汰制”，即排名处于最后两位的单位是不满意单位，2004年起，“淘汰制”和“达标制”相结合，这样只要达到“达标线”，即使排名最后也不会成为“不满意单位”。
2005年以后，评选办法有一个重要的转折。杭州市合并了“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和1992年开始实施的目标考核，并增设领导考评，对市直单位实行“综合考核评价”，此即“综合考评”名称的由来。考评总分100分，满意不满意评选作为社会评价占50分，目标考核占45分，领导考评占5分。另外，如果各单位有创新创优的做法还可以加分。
受访专家指出，社会对政府的评价是一种外部评价，这种评价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老百姓往往对政府的工作不是十分了解，只凭印象打分，其准确程度要打折扣；其优点在于，老百姓没有什么压力，心里怎么想就怎么打分，比较真实。目标考核和领导考评是政府系统的内部评价，内部评价信息比较对称，但是公务人员迫于压力，未必都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所以这类评价在信度上存在不足。二者相结合可以取长补短。
杭州市委副秘书长、市综合考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伍彬补充说，民意更多地关注现实需求，但是政府行为既要解决当前问题，又要兼顾长远和全局。所以对政府机关的绩效考评需要把外部评价与内部考核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既有民主性，又有科学性，这样才能够持续推行。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褚松燕多年来一直关注公民参与，她认为民众参与评价政府并不是参与度越高越好，关键在于“适度”。
对杭州综合考评进行过深入调研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系副教授韩福国则认为，政府绩效考评是否公民导向不一定取决于民众打分占比多少，关键看民众的打分是否起决定性作用，比如民众的打分是否最能拉开差距。
本刊记者查阅历年考评结果发现，杭州综合考评最能拉开差距的的确是社会评价。
杭州市综合考评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曹佃杭说：“杭州市综合考评从考评主体设计来看是科学的，既有上(领导)、中(机关内部)、下(群众)三个评价主体，又包含了内(机关内部)、外(外部群众)两方面的评价主体，形成了立体多维度考评。现在关键在于怎样设置好各方主体的权重大小，特别是怎样让内外考评都能发挥出评价作用，缺少一部分将会影响整个考评，从这个意义上讲，杭州市综合考评还需努力研究。”
如何保持“适度的压力”
然而，“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改成综合考评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除2008年因为一起地铁塌陷事故，杭州市安全监管局被评为“不满意单位”之外，从2005年至今的其他年份都没有产生“不满意单位”。越过“达标线”，对杭州市机关来说已经不是难题。
目前的综合考评只能通过两种途径对政府机关施加压力：奖金和报纸上公开的排名。压力的减轻已经显而易见，这让参与综合考评制度设计的实践者和学者都不无担忧。
曹佃杭说：“考评没有压力不行，但压力过大也不行，它需要找到各方利益最大获得的平衡点，这考验着杭州的智慧。”
显然，“适度的压力”成为未来杭州综合考评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伍彬的设想中，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提高达标线或者强化绩效考核拉开差距来实现。
一些机关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综合考评当中，社会评价和领导考核都能拉开差距，但是目标考核却无法拉开各单位的差距。因为每个单位的目标主要是这个单位自己定的，为了避免失分，他们不会提出自己无法完成的目标。
伍彬告诉记者，关键问题就在于每个机关对自己的工作都是最熟悉的，目标管理也只有部门积极参与，才能有效提升工作绩效。但是如何制定出合理的目标，让其正好达到“跳一跳，够得着”的程度，确实还需要进一步实践探索。“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打算借全国绩效管理试点的东风，切实加以实施。”
在韩福国看来，这也是杭州综合考评目前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就是政府绩效考评到底要考什么，实际上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杭州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实践中，让陈雪莲印象深刻的是，杭州将各个政府机关根据市民意见提出的整改目标列入目标考核的一部分，形成了一个“评价——整改——反馈”的工作机制，这样可以优化政府工作流程，更有力地推进政府绩效管理。
褚松燕认为，杭州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能解决老百姓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它所建立的一套考评指标的考评结果与政府部门的实际感受吻合度比较高，这也是杭州综合考评能够持续多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重要途径，杭州市综合考评委员会办公室和诸多关注考评的专家意见不谋而合——与干部考核、任用挂钩。如果这样，伍彬认为，即使都在达标线以上，排名靠后就已经是足够大的压力。但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在建立综合考评与干部任用联动机帛上有新的突破。
从这个意义上讲，持续11年的杭州综合考评或许才刚刚开始。□
浦东：公益组织孵化之路
“这里有资金，有孵化器，还有交流空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要素支持系统，‘社会’就在这里长出来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一群青年的公益梦
两个多月前，22岁的沈一伦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决定，与大多数同学不同，他没有选择考研、考公务员、进企业，而是去了一家公益组织。
如今，尚在实习期间的他每天忙得昏天黑地，但用三个字形容自己心情，是“很开心”，“我就是喜欢这份工作。”他说。
沈一伦只是上海浦东公益圈中的小字辈，他的周围有社工专业的硕士、博士和海归，还有转行的企业高管、股市高手，他们投身于这个行业，做着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工作。
袁晶是还在坚持的资深人士，他是浦东心教育青少年教育发展中心的发起人，已有8年的公益生涯，他曾任职于上海某证券公司，投身公益以来，一直在吃当年炒股获利的老本。
决定从事公益之初，袁晶和朋友组织了一个户外运动兼有公益性质的组织。第一件公益活动是向社会募捐2000本书赠送给江西某贫困县一所小学，“当时很高兴，觉得自己做了好事。”
但半年之后，当袁晶回访时，该校的老师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他们捐的书大部分对小学生而言都没用，他到图书室一看，发现连炒股票、计划生育这样的书都有。
袁晶开始认识到，公益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凭着热情就能做好的，它需要理性，需要有专业的组织和周密的计划。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主任助理吴芳在转行进入公益行业之前，头脑里对公益、社工也没有清晰的概念，“就是觉得可以帮助别人尤其是外来人群。”
正式工作后，她发现，社工是一个对专业能力要求很高的行业。这里有办公室中一切琐碎而杂乱的工作，各种各样的表格、策划书、项目方案等，还要到社区去组织具体的活动，“既要能组织协调、对外沟通，又要能下到基层，可以说是下得厨房上得厅堂。”
吴芳说：“我们生存依靠的是项目、服务，必须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化的服务，才能满足需求。”
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多人离开了，也有不少像袁晶、吴芳这样的人选择了坚守，并不断地改进、完善自身的工作，用袁晶的话说，“要从自娱自乐向有效服务转变。”
一批草根组织的成长
庄爱玲，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董事长，这位资深公益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快速转型期，社会需求多元，社会问题的解决已经无法依靠单一的行政干预手段和传统的资源动员模式。这便是公益组织的存在空间。
浦东新区区委研究室副处长张斌则将民间公益组织的服务形容为山里的沙子。他说，在政府公共服务这座山中，他们“找到了缝隙和空间”，承接了一些政府服务难以覆盖或服务效果不佳的领域。
这些领域包括居家养老、残疾人、社区矫正、农民工子弟教育、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服务等等。乐群、福苑养老事业发展中心、手牵手、屋里厢等草根公益组织应运而生，这些“沙子”弥补缝隙，黏合各方。
1996年、2005年，浦东国际机场一期、二期工程先后在施湾地区实施，因政策前后差异带来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和纠纷，令施湾地区上访人数逐年增多。
浦东川沙新镇政府以“维稳妈妈”(上访者中大部分为女性)作为项目命名，向专业民间公益组织——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购买了家庭社工服务项目，将基层妇女干部和专业社工两支社会力量纳入其中。
社工通过家访等形式建立联系网络，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案辅导，整合已有救济资源帮助上访者解决具体困难，提高其生活质量和满意度。同时，组织了“老年生活趣多多”、“爱心手工坊”等小组活动帮助其逐步融入搬迁后的社区。
自2009年3月该项目启动以来，在最初锁定结对的68名信访重点对象中，21人已停止上访，9人已降低了上访频次。
在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草根公益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在增强，浦东新区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处处长赵颖向本刊记者介绍，原来是服务购买方提要求，公益组织执行，现在是公益组织提前策划好项目自荐。
而且，这些草根组织的服务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和延伸，如“多背一公斤”最初只是倡导旅游者在出行前准备少量书籍和文具，带给沿途的贫困学校和孩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公益旅行、支教、募捐、网络活动等众多内容丰富的公益项目。
草根公益组织不断成长的同时，一个问题也逐渐浮现，那就是他们更多的还是单兵作战，彼此缺乏沟通与合作。
2008年汶川地震，将这些草根组织聚集到一起，他们相互合作，援助灾区，这次集体行动让他们开始了解彼此，并认识到合作的重要；也让浦东官方进一步认识到这些公益组织的力量。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草根组织的能量，为社会服务，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
一个大胆的试验开始了。
一座公益园区的崛起
浦东，峨山路613号，老厂房，新园区。
这里是国内首家旨在扶持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园区——浦东公益服务园。自2009年12月正式运营以来，这里集聚了一批专业化、枢纽型、示范性的社会组织，成为当地公益组织的大本营和指挥部。
二楼的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是公益园的核心机构，2006年，NPI首创“公益孵化器”概念，专门培养民间公益组织，为他们提供能力建设、场地设备、小额补贴、注册协助等多方面的帮助。
11月23日，在位于二楼的办公室，本刊记者看到在“已出壳”的标志牌下，已经有40个民间公益组织。袁晶所在的“心教育”也是去年年底在此出壳，独立运作。目前已经有26家公益组织入驻园区，他们享受政府提供的办公、运营补贴，并获得资源共享、整合服务的平台。
赵颖认为，公益园实际发挥的作用远远不限于这26家入驻的机构，公益园的作用在于政策聚焦和资源聚集，通过树立一批标杆发挥带动示范效应，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可以互通信息，分享资源，使一些公益项目不断优化。
对于这种政府培育社会组织并向他们购买服务的方式，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中振评价其是营造“小政府、大社会”的努力，他说，公益服务园是为社会组织提供发育土壤的样本，“这里有资金，有孵化器，还有交流空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要素支持系统，‘社会’就在这里长出来了。”
如何保证“社会”健康生长，从公益园试运营期间，便摆上了议事的桌面，最终的答案是政社分开，避免草根组织被政府“收编”。
2009年5月，由最先入驻的10家公益机构发起，成立了浦东新区公益组织项目合作促进会，承担起了园区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责。
促进会秘书长林怡琼向本刊记者用“伙伴”来形容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的意见只是指导性的，具体运作由秘书处来负责。”林怡琼解释，从一些案例观察，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往往成了安置政府退休人员的地方，缺乏活力，有的甚至就是“二政府”。
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社会组织服务处处长何卫平也说，政府搭建平台，但不能包干，“政府拿出钱来，建公益园，让他们进来，但进来之后，要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赵颖介绍，浦东已出台财政政策，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扶持公益组织的发展。目前，浦东社会组织已超过1400家，其中有500家左右服务社区民生，并且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
一条漫长的路程
浦东公益组织如火如荼生长的同时，诸多难题仍待破解。
“有句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公益领域，是泥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袁晶如此形容公益行业的困境。
吴芳对此也深有感触。作为内地首家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乐群从2003年成立以来，至今流失员工超过100人，每年流失率超过20%。
低工资、高强度工作、不确定的职业前景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大学社工专业，一个40人的班，真正从事社工的不会超过4个，这就是现实”。吴芳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无奈。
在2009年加盟乐群之前，吴芳的身份是一家位列世界五百强的财产保险公司高级业务代表，年薪10万以上，而进入乐群，月工资降为两三千元。
一面是人才危机，一面是社会需求膨胀式的增长。以乐群承担的“社区共融”项目为例，2007年刚刚承接此项目时，只有5个街镇，现在已经增加到了21个街镇，仅此一项便至少需要40人的团队运作，而乐群全部的工作人员也只有60余人。因此，她不得不从实习生开始培养。
资金也是大问题，目前，公益园区内大部分草根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购买服务，即使实力相对雄厚的乐群，其承接的项目中也有70%来自政府。
因此，“新途”负责人郭小牧直言，草根公益组织需要进行能力建设，否则，就只能是一个项目组，是不可持续的。“吃了上顿，下顿还没有找到地方”，她说，全部都是政府购买，那就成为政府的包袱了。
不过，这一紧迫的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作为公益服务园的配套机构，浦东基金会服务园已经开始试运营，和公益服务园一样，它将基金会集中到一起，充分发挥其筹资的能量，为公益组织解决资金难题。目前，已有两家基金会入驻。
林怡琼认为，这是打造公益生态链的重要一环，缓解公益组织的资金困难，可以使其更多关注服务。
相比人才与资金的困境，社会对于公益认知的转变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林怡琼对本刊记者说，现在社会对于公益服务的认识还比较滞后，她常会碰到这样的反问：“社工还要钱啊？”
吴芳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公益人的离开，是因为不堪社会尤其是亲友的压力所致。
吴芳的准同事沈一伦就遇到了这样的烦恼，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后，后者的反应是：“你要想清楚，最好不要去。”
明年毕业之时，这个热爱公益的青年将面临又一次抉择，他对记者说，自己想留在乐群，但是，在这条漫漫长路上能坚持多久，“我也不知道。”说到这里，这个阳光男孩的笑脸一下变得凝重。□
深圳：社工在民间
防止被“行政化”，关乎深圳社工的“品牌价值”
文/臧雷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凌怀燕说到当初上街救助乞丐被扔石头时，闻者色变。她是一个大眼睛、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孩，在深圳市救助管理站当社工。
社工如今已是深圳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但在几年前的深圳，目前全国其他许多地方，都还只是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名词。
2006年，部署和谐社会建设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因属新要求，乏例可循，不少地方将社区干部“就地转化”，摇身成为社工。更有很多人，分不清社工与义工之别。
社工，是指在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社会救助、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司法矫治等社会服务领域的工作者，乃一项职业，需有专业水准。在西方发达国家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在社工方面再次承担探路责任，2007年出台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1个主干政策和相关的7个配套政策，迄今为止乃是国内最全面的社工制度框架文件之一。是年年底，《瞭望》新闻周刊曾对深圳社工进行专门报道。
四年之后，本刊记者再访深圳时，这里已形成一支1500多人的专业人才队伍，绝大多数为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面孔。
凌怀燕即是其中之一。但她并非救助管理站的雇员，她的东家，是日月社会工作服务社，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这正体现深圳社工模式最核心之处。借鉴毗邻的香港经验，深圳社工采取民间化专业化操作，由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社工服务。“走一条‘小政府，大社会’之路。”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多年存在的官办主导和专业化水平偏低问题不能再有。
不过，面对专业社工和社工机构几近空白的现实，深圳在推进之初仍不得不偏重政府之手，最初的社工机构由市民政局“呵护”成立。为快速打开局面，还采用岗位购买为主的办法，即向社工机构按人头购买，安排到用人单位工作，直到后来，才逐步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靠拢，转向项目购买，如将社区服务中心委托给社工机构运营。
“社工在国外是由下而上生长，在国内是政府强势推动。”深圳市现代公益组织研究与评估中心执行副主任赵环说。
一开始，深圳想两三年内即做到五千人的社工规模，后来发现很难，没那么多合格的人才资源，于是降速，推迟到2015年实现。深圳市民政局社工处处长骆冰说，还是稳健一点好，宁缺勿滥。
社工到来之后，本刊采访的各用人单位均表示成效明显。深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付天跃说，以前对流浪乞讨人员，靠执法人员去拉，很容易形成对抗。去年引来几名社工，通过柔性关怀，情况起了变化。
一开始也不顺利。凌怀燕说，当初走上街头之前，担心会不会出什么危险。后来发现，尽管被抛过石头，但“只要尊重他们，他们很快就接纳了我们”。社工们与流浪乞讨人员聊天谈心、派发药品、集中过节，有受助人员泪流满面地说：“我们第一次被尊重，感受到政府的温暖。”
几个月工作下来，受助流浪乞讨者“投桃报李”，大运会期间深圳主要的闹市区、中心区看不到流浪乞讨人员的踪影。
秉持助人自助的社工理念，社工们培养起一些流浪乞讨人员中的“领袖”当义工，自我管理，有的还在社工们帮助下找到了工作。
深圳市妇联干部陈和香提起社工，也是赞不绝口。市妇联以社工为主打造的“阳光家庭服务中心”，是深圳社工一个响当当的品牌，目前服务着23万居民。
在南山区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阳光家庭服务中心还于去年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从妇女、儿童服务拓展至助老、助残等，甚至还承接了街道外包的部分行政窗口服务。招商街道党委书记黄立新说，有了社区服务中心，下一步可考虑撤销作为行政机关延伸的社区工作站。
一项四年多的探索，显然不会太成熟。防止社工被“行政化”，是骆冰最警惕的问题之一。
少数被派驻到机关单位工作的社工，被用人单位当成下级使用，干着行政辅助的杂活。作为该项政府购买出资方，民政局对此不答应。骆冰说，经过评估，明年可能会有几十个被行政化的社工撤回。
当深圳还在考虑如何做大社工队伍并提高这群年轻人的实务经验时，来自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挖角”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据报道，今年广东全省社工专业毕业生总计才500～600人，全部消化也难解“燃眉之需”；另一方面，社工专业毕业生转业仍属普遍现象，如中山大学2011届社工专业40名毕业生无一走上社工岗位。
“冰火两重天”，关键因素之一为待遇。目前珠三角新入职正式社工月薪一般为三四千元，起点并不算太低，但很快就面临天花板，几年后若做到督导级也不过五六千元。按金钱标准，职业前景不乐观。尤其是派驻到机关单位工作的，同工不同酬，在待遇方面往往沦为“二等员工”。
“因人而异”看到有同行流失转业，仍坚守这一事业的王娟倒是抱有一颗平常心，她是深圳花果山社区阳光家庭社区服务中心的督导，“入这一行前先要想清楚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