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真的要重建？
单纯提出重建圆明园，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于重建到什么程度，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记者/王若翰
2011年11月17日，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就加强国家文化中心建设提出九大建议，其中有关研究论证恢复重建圆明园的建议颇为引人注目。由于历史上的特殊遭遇，与其他文化古迹相比，圆明园更多了一层民族屈辱史的象征意义。多年来，围绕圆明园“修”“存”问题展开的争议从未停息。
当伤口不再呈现撕裂的血腥与狰狞，疤痕又以岁月的风沙为脂粉掩盖形迹，除教科书以外，我们如何能让后人继续铭记历史？
几经劫难的历史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由圆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组成，鼎盛时期曾有“万园之园”的美誉。
世人熟知的圆明园屈辱史始于1860年。是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于10月6日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法军队洗劫两天后，向城内开进。10月11日英军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英国全权代表詹姆士·布鲁斯以清政府曾将巴夏礼等囚于圆明园为借口，将焚毁圆明园列入议和先决条件。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这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教科书上的内容止于此，使得在这之后，这座“万园之园”的后续经历鲜有人知。事实上，从历史的记载看，1860年的火烧，却只是圆明园历经浩劫的开始。
据2000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拟定《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记载：1873年，同治帝重修圆明园，但未告竣即停工。这次重修因取用大量木料，反而拆除了圆明园在第一次火烧后幸存的藏舟坞四座。由此可见，此修缮举动在客观上也对圆明园残存古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上演了第二次火烧圆明园，使这里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又遭掠夺焚劫。
在此后的岁月里，圆明园又因国人的私欲或无知屡遭破坏：自民国初期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车辆满载圆明园残料离开，此行为共持续了20年多之久；“文革”期间的1969年，曾有大批军民把圆明园的砖瓦、石料搬去建防空洞；1975年的农业学大寨阶段，圆明园区域内曾进行了大量的挖山填湖工程，将原来的山形水系改造为农田；上世纪末，由于各种经济原因，圆明园内建起了一些与遗址公园不相符的设施，这些经营项目和活动，也对圆明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今，北京市101中学依旧占用着部分圆明园遗址区域，万春园内的别墅依还是照常被租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龚益，在就圆明园内部生态问题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假如有本书，叫做《圆明园劫难史》，那么这劫难应该一直记录到昨天。”
圆明园走访实录
如今的圆明园没有什么特别，除长春园内的几处西洋楼遗址外，这座承载着深刻历史意义的遗址公园与其他公园无异，千篇一律的湖光山景，让见惯了皇家园林的北京人视觉麻木，曾经被列强付之一炬的焦土残骸，却已遍寻无迹。斜阳古道、寻常巷陌，150多年过后，辉煌、屈辱皆被雨打风吹去……
时值隆冬，坐落于北方的圆明园呈现出一派草木枯黄之景。临近北门的鉴碧亭内，正在免费展出原海晏堂十二生肖喷泉青铜兽首的仿制品，并搭配售卖各种以十二生肖兽首为原型的纪念品，以及各类工艺品。令人不解的是，展出十二生肖兽首仿制品的场所在圆明园内不止鉴碧亭一处，展品也被仿制了不止一套，每个展出场所在展出的同时，均配有大量纪念品出售。从鉴碧亭到交通船售票处的约百米距离内，各种商业摊位鳞次栉比，颇似老北京的“早市儿”。
长春园内的西洋楼景区遗址是参观游客的必到之所，作为向外界宣传最多的一处遗址景区，很多人甚至将其当做圆明园遗址的全貌。大水法遗址处，多块巨石被围栏圈起，作为重点保护。记者注意到，多数游客在此留影后，转向了修复过的谐奇趣景区，以在迷宫里穿梭为乐。至于景区内关于记录民族屈辱史的《寻找失去的文明》介绍，则很少有人驻足细读。
走至长春园景区交界口，记者在检票工作人员处得到这样的说法：“圆明园内遗址部分就是西洋楼景区这么一块儿，看完这个就没什么了！”事实的确如此，含经堂遗址前的土坡已在几年前被铲平，成为了牡丹观赏园，隆冬季节百花凋敝。旁边紧贴围墙处几间房屋正在施工，框架已基本成型，正在装窗框。
针对这样的园内改造工程是否合理一事，记者专程致电师从梁思成的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采访中罗哲文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含经堂前的土坡改建牡丹园一事，因为没有亲眼所见，故不便发表意见。至于园内出于方便游人考虑，进行的小规模房屋再建工程，如果选择在地下没有埋藏遗址的区域，是可以的。”同时，罗哲文也指出，如果出于现实因素考虑要增加园内房屋设施，最好采用活动板房，不可采取打地基的建筑。
但据记者观察，含经堂附近的施工建筑并非活动板房，至于地底是否有地基，便不得而知了。
关于重建的模糊态度
2011年11月17日，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委员孙世超就“加强国家文化中心建设”提出了重建圆明园的提议。此提议一出，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而作为此次提议的发起方，北京市人大在此之后却并无下文。面对社会上褒贬不一的声音，和诸多专家学者关于重建细节的疑问，相关部门却一直未予以回应。
采访过程中，记者从相关人员处辗转听到传闻：由于社会各界对重建圆明园提议颇有微词，北京市人大目前对此也未有进一步的表态或说明。登录北京市人大的官方网站，也并未看到有关圆明园重建一事的相关内容，甚至连网站上涉及当日“加强国家文化中心建设”议案的新闻中，也未出现圆明园的字样。
上述种种迹象，让圆明园有关方面对“重建”提议也不甚了解。导致其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过程中，言语之间亦多有所保留。在记者致电圆明园学会时，一位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关于此项重建圆明园的提议，他们也是从新闻中得知，与市人大提议方并无任何沟通。所知信息与外界所掌握的并无不同，因此在未充分了解重建的具体所指时，不便发表观点。
在记者的再三询问之下，该工作人员又隐约透露，2000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拟定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观点基本客观正确，此规划系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目前圆明园内的各项修缮维护均是遵照该规划进行的。
在此规划中，记者看到4条建议：
1、 坚持“整体保护、科学整修、合理利用”的方针，明确保护遗址是整修、利用的前提和核心。三园内的遗址(包括山形水系、植被、建筑遗址)必须整体保护，体现圆明园盛时的基本风貌。在充分发掘、深入研究、依据可靠、史料准确的基础上，清理展示遗址，进行必要的恢复和整修，使遗址得以科学保护和永续利用；
2、 圆明园遗址公园分为三园遗址和遗址范围外规划绿地两部分，采用内外有别的原则，即三园遗址内不新构思，不添新景，遗址的修整、恢复必须有利于体现圆明园历史潮流的真实性，以确保博物馆式的园林遗址，充分发挥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及史料、借鉴和教育作用。三园外的规划绿地，可按一般公园规划建设，但三园内外在环境、景观设计，市政委管线安排和整治搬迁等方面要统筹安排，协调一致，形成整体。
3、 处理好社会、环境、经济效益三者的关系，注重社会效益，突出环境效益，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4、 三院内外的所有居民点、单位及与三园风貌特色相悖的经营项目都应迁出或停止经营。园内各种市政管线尽可能埋入地下，确保规划范围内的风貌不被破坏。
但另据记者了解，这套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在后续的执行环节中也遇到了很多阻力，担任该规划主持工作的吴淑琴，在2005年依据该规划对圆明园部分区域进行修缮时就曾提出，当时的修缮工程发展形势，与原规划有所背离。
采访中，圆明园学会的工作人员还表示，关于圆明园是否重建，该重建哪些区域，是全面重建，或是仅仅对一些古迹进行修缮，这些都有待讨论。圆明园作为古代皇家园林的历史文化遗址，承载了包含历史、建筑、文物、考古、艺术、园林等一系列文化元素，因此重建一事也涉及诸多学术领域，并不是某一位专家可以下定论的。在此情况下，作为国家文化部主管下的一级社团组织，圆明园学会也只能对此事持观望态度。
除圆明园学会之外，包括圆明园管理办公室对外宣传科在内的诸多有关部门，也均以各种理由对重建一事保持沉默态度。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龚益表示：“单纯提出重建圆明园，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于重建到什么程度，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一个宏观的大概念上讨论具体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同时，龚益还提出，如果要考虑是否重建，首先应考虑的不是各专家从技术领域上的解读，而是应该给出两点先决条件，即：资金支持与民众意向。重建圆明园的大笔资金从何而来，如果是国家出资，是否征得全国纳税人的同意？在重建过程中，各种花费款项是否透明。这才是决定圆明园是否应该重建的最重要条件。
北京市人大关于重建的模糊提议，导致各相关部门出于各种原因不愿详谈此事，而此举又客观上造成了公众对于重建问题的诸多不了解。在这样一种信息不透明的背景下，社会上反对重建的声音占据大多数，人大对于此事也不再进行后续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讲，重建圆明园一事陷入了一个信息封闭化的怪圈。
关于圆明园问题的“整修派”与“废墟派”，围绕“存”与“修”展开的学术辩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记者/王若翰
圆明园是否应该重建？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围绕圆明园是“存”还是“修”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据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回忆：周恩来曾对他讲有条件时可重建圆明园。但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也在《北京晚报》载文指出，“周总理曾当面嘱咐我：雷峰塔万万不能重造。鲁迅曾经写过文章，说雷峰塔的倒掉象征了妇女的解放，你有权阻止它的重造”，“我们的经济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修缮古迹文物应该有所选择，要有利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圆明园目前不宜重造”。
自此，关于圆明园问题的“整修派”与“废墟派”基本形成，围绕“存”与“修”展开的学术辩论也在各媒体的普遍关注中拉开帷幕。
1583人签字的整修倡议书
已故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建筑学家汪之力，早在1980年圆明园被毁120周年之际，便牵头起草了《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号召对圆明园进行保护、研究和整修。在倡议书中，汪之力写道：“我们有志气、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重建圆明园这一优秀的历史园林，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贡献。”倡议书后附有来自建筑界、城建界、园林界、文物界、历史界、文学界、艺术界及其他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士签名，共计1583人。
同年12月，《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高调质疑“整修”的合理性：“我国近十亿人口，现在还很穷，问题成山，需要大量经费解决。”这在当时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复圆明园的历史也被人重新提起。
时隔半年，圆明园管理处和当时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圆明园学会”也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对是否重建一事做出回应，称：“是逐步整修，不是马上复原”，“整修圆明园是可能的”。据悉，当时曾有专家估计，重修圆明园需1.6亿元、耗时10年。
在当时的各种的争论声中，圆明园的遗址依旧静静荒废着，而与此同时，各种利益群体则在觊觎着这个占地达5200亩约合600个足球场面积的巨大遗址。跑马场、图腾园、野生动物园、水上摩托艇、儿童游乐场、西洋楼前抬花轿……商品社会下的各种产物在圆明园内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萌生。一些近在海淀，远至门头沟龙泉镇，甚至内蒙古的单位及个人，纷纷找到圆明园管理处搞“联营”。圆明园作为一处具有历史记录意义的园林遗址，在各种商业化的诉求中，越发被建设得不伦不类。
贯穿90年代的学术之争
整个90年代，“整修派”和“废墟派”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辩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书》、《北京晚报》、《中华读书报》、《首都博物馆丛刊》等专业期刊都发表了各种观点。
其中，著名建筑学家叶廷芳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遗址前的叹息》，文中尖锐指出：“圆明园废墟已经永远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庄严的凭吊之地。然而一些目光短浅的急功近利者，他们连听一听社会声音的耐心都没有就贸然开始了圆明园的‘修复’工程，果然，仅仅几年工夫，圆明园内帆船点点，绿树丛丛，歌声笑语，鼓乐喧天，甚至在‘西洋楼’前抬起了‘花轿’，把象征国耻的重要文物变成了生财不息的摇钱树。”
此时反对重建的“废墟派”已不再将理由局限于重建的经费问题，而是扩展到文化学以及美学角度，这无疑使关于圆明园的争论具备了更多的专业性。后据相关人士透露，因为反对复建圆明园，叶廷芳还因此遭受过“人身攻击”。
与此同时，“整修派”内部关于具体修复多少的争论也一直在进行着，主张全部重建圆明园的人士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主张部分整修。在他们的计划中，已经成为圆明园名片的著名的西洋楼遗址废墟也应该保存。但尽管内部存在争论，也并不影响他们面对“废墟派”时的一致，那就是至少要复原圆明园中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
这种有关圆明园是否应该整修，整修到何种程度的争议，直至2000年《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正式提出之时，也并未完全止息。
2010年，叶廷芳就反对整修一事再次发表文章《圆明园的美不可重复——复建是另一次劫难》，文章中写道：“昔日皇家园林的圆明园已经被人杀死了，再也不可能复活了！但她的亡灵已涅槃出新的生命，这就是文物的生命。如若把已被毁坏的物件修复了，等于把文物的生命又杀死了，这无异于圆明园的再一次遭劫！美是不可重复的。生前的圆明园乃是中华民族五代能工巧匠的智慧的产物，还有151年(1709始建到1860年被烧)国家巨额财力的付出。对于一个自强的民族来说，记住耻辱，比怀念辉煌要有意义得多。”
但师从梁思成的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则认为，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效果并不是让后人仅看到一片被毁后的荒野，而是应该通过重新修建，部分恢复圆明园鼎盛时期的风貌，让其与西洋楼遗址等处形成鲜明对比，这样才更有震撼人心的警示意义。
人大提议，风波又起
2011年11月17日，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就加强国家文化中心建设提出九大建议，其中内容涉及圆明园重建议题。
与以往的学术之争不同，此次的重建观点一出，立即引起了广大社会公众的强烈关注，由于社会情绪、民族情感等诸多原因，公众对于重修圆明园提议出现了一边倒的反对趋势。网络信息的传播使反对情绪在社会上迅速蔓延，甚至有人将重建圆明园贴上了“制造假古董”的标签，认为此提议的发起者有借重建知名谋取私利之嫌，少数支持重建的网友也呼吁在重建款项上，应该公开透明，做到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皆有据可查。学者吴祚来也在微博上发文：“重建圆明园，纳税人同意吗？应该提交全国人大通过，北京市无权重建圆明园。”
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明确提出个人观点，认为：“重修圆明园是错误！”谢辰生告诉记者：“圆明园是清代皇室通过100多年努力，举全国财力、会天下能工巧匠建设而成的伟大工程，现代人不可能将其复原，照猫画虎再现不了辉煌！况且在资金技术层面也不允许。”
采访中谢辰生进一步提到：“除大家可见的西洋楼遗址外，圆明园的很多区域里均埋有一些文物遗址，具有极大的考古价值。但就目前国内考古技术及资金情况来看，自己不提倡在此时对其进行发掘。发掘开采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发掘出土的文物在保护上有需要大笔经费支出。综上所述，对于这些现存于地下的文物遗址，出于保护目的，还是现将其埋与地下的好。留给后人在条件允许时在做发掘计划。”
同时，谢辰生也提出，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的美学价值已经在英法联军入侵时就已被损毁，其现在的价值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国耻纪念地，承载着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因此，圆明园在接待游人时应将自身定位成爱国主义教育的纪念地，并不是供人消遣娱乐的公园。
与谢辰生的观点不同，作为梁思成弟子的罗哲文则一直主张重建圆明园，在谈到重建的具体细节时，罗哲文提出应该以恢复中国式建筑为主，至于西洋楼遗址则无法修复，只能保持原貌。此做法也便于人们将鼎盛时期的圆明园和被破坏后的遗址进行对比，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来得更加深刻。
在谈到重建的具体操作时，罗哲文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告诉记者：“如果决定要恢复重建，那么所涉及到的学科领域均要有专家制定详细的方案，并不是无凭无据地随意修建。至于学术界普遍担心会在重建中遭到破坏的含经堂遗址，由于长期的自然侵蚀，使其即使不面临重修的毁坏，也无法长久保存，个人观点是将其放弃。”
在关于圆明园地下遗址的发掘计划上，罗哲文观点与谢辰生基本一致，认为对于目前没有条件发掘的遗址，不可急功近利盲目开发，应该留给后人去完成。
对文化遗址只拆不修的怪现状，也使中国陷入“只有拆的钱，没有修的钱”怪圈。也不禁引发疑问：那我们手中，到底有钱还是没钱？
撰稿/刘晓蓝
日前，有关恢复重建圆明园的建议颇为引人注目，《新民周刊》就此事专门采访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生导师、享有古城卫士美誉的阮仪三教授。
“废墟之美”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应该原样留存。一般来讲，毁掉的东西不重建！”阮仪三教授开门见山。
自上个世纪80年代，阮仪三就曾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并获得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这次圆明园，究竟意欲推倒重来的“重建”，还是精心保护下的“修复”，尚无最终细节定论。
早在2006年，浙江横店集团就曾计划筹资200亿元耗时5年，欲复制再造圆明园。这也是阮仪三第一次因为圆明园，与他人“交火”。他对此猛烈抨击，称其“完全是为了商业利益，劳民伤财”。
而最终，这起事件也以横店方面的放弃和“溃败”而告终。“当时和我争得厉害，其实我早知道他做不成。”阮仪三说道。
而在本月17日，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在关于加强国家文化中心建设提出的九大建议中，又有有关研究论证恢复重建圆明园的建议。
据文化学者吴祚来称，即使“动议重建圆明园一部分，不超过总建筑的十分之一”，但总占地达五千多亩的圆明园，如果按面积规模来计算，十分之一也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土木工程项目”。
吴祚来以希腊古奥林匹克竞赛场如今的荒野之态为例：希腊人没有选择重建竞赛场，以飨全世界人民对于“古奥运场无限风光”的向往。他们要废墟，“而非破坏历史形态的仿造赝品”。
“能够欣赏废墟之美，比欣赏实物之美，更能提升一个人或整个社会的审美境界”，通过废墟，感受烟尘，发思古之幽情。文化情怀和丰富想象力缺一不可。吴祚来评论。
针对重建，阮仪三更加一针见血，“这背后，经常是很大的经济利益在驱动！”他表示愤慨，“现在就有这么一批人一批城市，尤其喜欢复建。”
“美丽误会”？
这场论战中，主张重建圆明园者觉得自己是“被”误会的。他们苦口婆心，试图“澄清”自身立场。
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就表示，自己完全理解为何九成网友反对重建圆明园。他认为，很多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仅占圆明三园总面积2%的西洋楼、大水法，对圆明园并无全面了解，“那种认为重建圆明园就是要把那几块大石头重新修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大水法的形象在公众心中早已根深蒂固。那是一提到圆明园，脑海中立马就会浮现的画面。刘阳也一再强调，圆明园的代表建筑，如西洋楼远瀛观、大水法不会重建。
但是，对圆明园如果不及时进行修缮保护，“未来10年内，圆明园至少有5处景观将倒塌或彻底消失。此外，圆明园还有至少8处景点被一所中学占据，学校逐年扩张对圆明园景观造成破坏。”刘阳表示担忧。从这点来看，刘阳之意在“修复”。而非激进的“推倒重建”。
其实，风剥雨蚀所造成的岌岌可危，类似挑战，全世界都在面对。“文物保护的目的，就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尽力完整留给子孙。”阮仪三说。他去日本太极殿，看到“地面上的废墟，完整留存”。甚至还有战争现场烧成一半的残柱，坍塌的土层清晰可见。“当然也怕风吹日晒，就搭个棚子保护起来。”
这种修复，是进得了阮仪三心里的。它包含着一个“五原”原则，即：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原结构、原环境。“对圆明园，如果这个原则不坚持，贴些假东西上去，古代建筑气息定然消失殆尽。”
与修复不同的是重建，另当别论。阮仪三也没什么好感，“重建的目的，主要就是商业化运作。”近期，有些城市大张旗鼓地“重现”汉唐风貌、辽代风貌，结果原版的民居被拆个七零八落。留下虚假人为的“东西”，和文化、遗产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这和政绩大多相关。”
当然阮仪三也并不完全反对对少量标志性建筑仿造，留存部分形态。“但大范围的整体去恢复，就完全没必要。”阮仪三信手拈来苏州的例子，对于这个“本来城市规划一直不错”的江南城市，阮对其如今忙于重修古城墙的行为似乎颇有微词。
对于万园之园，也有人认为，保持废墟太绝对，至少对于圆明园的山形水系应该复建。和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张宝章持同样看法的也不在少数。对此，阮仪三表示，结合地面绿化环境情况，在不破坏生态的条件下，允许加以必要整理。“小面积的做，没有问题；大面积的话，就得仔细考虑。”
“有拆的钱，没修的钱”
很多时候，修复遗迹比重建遗迹花费要多。无论建筑还是废墟，拆除扫平，只是三下五除二；重建时，施工队高效率现代化作业，成本也高不到哪里去。而修复工程，则必须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怀揣一颗敬畏之心。
阮仪三说，他跑去欧洲日本看，人家遗迹也一直在修，而且精细认真，对历史原貌悉心呵护。记录细节修复时间自不必说，甚至为了加固而放进去的钢件、铁件也个个“记录备案”。
而在我国，“保护”文化遗产经常和发展旅游、发展经济混为一谈。然而，发展旅游文化事业，一旦从经济出发，文化的本身内容就容易被篡改。历史文化被旅游和经济“绑架”。
完整保存历史信息，这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但中国不会这样。大多推倒重来。”这种只拆不修的怪现状，也使中国陷入“只有拆的钱，没有修的钱”怪圈。也不禁引发疑问：那我们手中，到底有钱还是没钱？
这种纯粹的重建危害至深。世纪之初，在孔子的故乡曲阜，曾拿下其文物景区经营权的华侨城集团，引发“水洗孔庙”事件，一时震惊全国。早在1978年，曲阜欲强行撤掉城墙，阮仪三等人就出面阻止，但“根本没用”。城墙拆掉后，到2003年，不知为何，政府竟又回心转意重建城墙。阮叹气，“里面是钢筋钢筋混凝土架构，外面贴砖头，根本就是假古董！”
钱要花在刀刃上。“文物遗产的拨款，应该放在修复上。”希腊帕提农神殿，意大利斗兽场，其保护都在本着原貌留存的原则，有一定程度的加固，只是为了防止坍塌。同时，新旧材料也完全分开，“如果后补上去的，必有文字说明，一目了然。”
与其拆掉老祖宗的东西干巴巴模仿，为什么不去创造有现代精神、传承发扬民族文化的新作品。阮仪三一直困惑不解。他解释成，当今社会人文化底蕴的浅薄、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无能”。北上广的很多著名建筑，偏偏更多出自国外设计师之手。
相关技术和法律，也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绊脚石。如保鲜技术不到位，导致西安秦始皇陵陶俑出土便会氧化，破坏了本来面目。只能等更高新科技问世，这片沉睡的皇家御林军方能耀武扬威。西汉马王堆所涉及的人体保鲜技术，也面临同样问题。
另外就是人的问题了。对此，学者吴祚来和阮仪三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北京某城门的重建，一致认为“做得很差”。怎么能不差？据吴祚来介绍，修建历史遗迹的人员“大多是农民工兄弟”，而真正文化方面的能工巧匠，恐怕不会请，人家“一个月工资就好几万”。
加之，“法律也不健全，根本提不到日程上来”。如今国民对于文化遗产的理解和重视根本不够。姗姗来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刚刚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也才于2006年11月14日起施行。相比之下，法国早在1887年就制定了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
苏州的城市规划和发展被阮仪三特别提起，当年他也曾参与城区规划。现在，苏州不在老城里建高层，而是新城区在老城外发展，东西南北称得上泾渭分明。“新就新到底，老就老到家。”阮仪三以此强调城市规划和保护的观念问题。
阮仪三也参加过北京古城规划的高度控制。当时，阮和同行们在北京上空“画了几个圈”，指出，圈内建筑高度必须严格控制。结果“没过几年就推翻了”。故宫保护较好，天坛则没那么幸运。作为皇帝祭天、祈谷的神圣之地，走在甬道上，本应当“肃穆宁静，蓝天白云，天坛高高耸起”，如今却“满眼都是高层了”。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搞清楚：什么叫做重建、什么叫做修复、什么叫做保护、什么叫做为了经济利益。”谈话最后，阮仪三呼吁社会公众，能够“留一份重视并保护文化遗产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