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尘 南方都市报记者
12年前的那个初冬，我接到一项采访任务，在准备前往一个莫测的村庄之前，我到医生那里注射了三支抗生素。这是超量的，只不过要消去一点我心头的惧怕，随后不久，那个村庄也就是文楼村，成为世界闻名的中国艾滋病村庄。
12年后的这个冬天，我告诉我的同事，将做几个与艾滋病相关的报道，需要接触到艾滋病人，同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那要注意什么？是不是有危险？这与12年前的我多么相像。
12年来，公众和媒体对艾滋病的认识，似乎没有发生太多改变。
在我的记忆中，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艾滋病人死去了，去北京陈情地方艾滋病情况的人，面孔不断变换为新的。一些人未能等到延续生命的药物或合理的赔偿，倒在了路途上；第一批“艾滋遗孤”已经长大成人，有的大学毕业，开始了他们的父辈所未经历过的新生；那些为艾滋病人提供救助的人员和机构呢，有的仍在继续，有的已经转向退出；多年前，国家已为困难的病人提供基本治疗所需的免费药物。
关于艾滋病在中国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对艾滋病认识的变化，可能需要追溯到1981年，在艾滋病刚刚出现的那一年，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里，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是中国人对艾滋病最初的反应。6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今天仍然可以拿来———“在西方社会刚刚出现艾滋病问题的时候，中国人马上给出解释：那是不好的病，那是生活方式所产生的”。“艾滋病在纯洁我们人类”，主教们这样说，“得病的人是要被淘汰的”。美国里根政府时期，这种观点非常严重。
1985年12月，北京协和医院接收了一个特殊的病人，当这位美国人的病例被传真过来之后，他已经死在了协和的病房，病历显示是“艾滋病”。医护人员后来把这个病房里的一切都烧掉了，之后，这个病房被关闭了很多年。这是中国接触艾滋病人后，被湮灭多年的一幕场景。
2001年11月的中国第一届艾滋病大会上，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张北川提出了“艾滋病政治”的概念，所谓艾滋病政治，就是受到艾滋病影响的个人、不同群体和社会文化，在政治层面上应对艾滋病时的反应。
第一届艾滋病大会的召开，将艾滋病去除了“政治化”，中国人逐渐把艾滋病视作“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者群体亦从特殊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通过三种广为人知的方式。
随之而来的，却是难以去除的“歧视”和“偏见”。虽然每年的12月1日，媒体都会慷慨地拿出版面和时间，给予消除“艾滋病歧视”的知识普及，但效果如何呢？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医院不接收艾滋病患者，西瓜注射“艾滋血”，艾滋病人把血洒在羊肉串上，公务员考试不录取艾滋病患者……
多年前，总理的手伸向一位艾滋病人，并与之餐叙，可是，今天有多少人有这个勇气？虽然我可以告诉你，多年前一位村庄里的艾滋病人粗糙的手，在划过我的手背后，给我留下浅浅的渗血的伤口，这个小小的伤痕还在，我仍然健康。可是，你有伸出手的勇气吗？没有改变的歧视和偏见，仍在延续。
每年此时，都会有新面孔的记者问我雷同的问题：接触艾滋病人该注意什么？我的答案多年不变：他们是正常的人，只是普通的病人，你无须防护，正常的接触不会给你带来什么。
多年来，少有改变的歧视和偏见，不仅让病人难以站在阳光下，从事艾滋病救助的人士，也多半在做着“地下工作”。
变与不变，却是如此之难。
有人问我有无办法，我说我不知道。真的，每一次努力就像拳头打在软绵绵的墙壁上，没有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