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春 成都商报评论员
25日，广东韶关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粤北首富”朱思宜案二审开庭。庭审中，朱思宜叫屈，称自己只是行贿却判得比受贿还重，恳求改判。今年9月15日，朱思宜案在河源中院一审宣判，韶关宜达公司因行贿1693万元，犯单位行贿罪，被处罚金800万元；朱思宜个人行贿220万元，犯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被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
定罪量刑一直是刑事审判的难点，最易引起争议。单纯以个案比较，行贿比受贿量刑更重并非没可能。因为量刑除涉及罪名外，还与犯罪情节、危害后果，是否有自首、检举等诸多情节有关。比如受贿10万，起刑点是10年以上。行贿10万元，一般判5年以下，但如果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判5年以上10年以下，情节特别严重，还可判10年以上或无期徒刑。
但如果数额相当，情节类似，行贿比受贿判得重，显然就不合法了。刑法规定，受贿罪属重罪，同样的情节，量刑要比行贿罪重得多。具体到此案，对朱思宜叫屈可从三方面分析：一是就其本身的犯罪情节而言，判16年是否恰当。这是个细致而专业的司法判断，涉及法院是否严格依法办案的问题。二是同样的情节，其他行贿案与朱思宜案定罪量刑是否相当，比如报道中提到黄光裕案发后送钱给官员，与朱思宜的送钱行为相同，前者被认定为单位行贿，后者一审却认定为个人行贿。这涉及司法尺度是否统一，同案是否同判的问题。三是，此案中是否存在行贿比受贿量刑还重的现象。这涉及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司法是否一视同仁、公正适用的问题。
网上舆论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第三个方面，这反映了一种社会焦虑———人们担心权势一方在司法审判中会获得更多照顾。朱思宜说，不行贿要受刁难。的确，行贿往往是被迫的。受贿者地位更强，危害更大，如果惩罚更轻，会让人认为司法偏袒权势，这对法律权威和公正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有受贿必有行贿。而从以往报道看，受贿案显然多于行贿案。按照法律规定，因被勒索，未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可见，行贿案少有两种可能：要么被勒索又未得利的人太多；要么一些行贿者没被追究。司法实践中，为推进案件侦破，行贿者如果与办案机关合作往往会被免责或从轻发落。这为行贿案少提供了一种解释。所以，在单纯行贿者中，朱思宜被判得如此之重是极其少见的。从报道看，朱思宜除行贿外，还有高调的检举行为。这就形成了反差：行贿者暗地配合，往往会被从轻发落，公开高调检举反而被判得更重。这给人一种潜规则替代明规则的暗示，背后的隐语是，要想轻判就要听话。这显然是一种违背法治本意，去法治化的现象，应给予充分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