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顾筝
大学学生聚会派对的凌晨一两点，几个同学三三两两地坐在沙发上，一人拿着一瓶啤酒。每个人的状态很放松，有了微醺的感觉，“嗨，你们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在讨论这样的话题。
这是徐安在美国上大学时的情景，“大学时代还没有生存的压力，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这样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生孩子……”
那个时候徐安没有回答，她还没有好的答案。
徐安对自己的介绍是，是个典型的好学生，向来很听话，不用大人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念上了研究生之后才开始学着问自己“为什么”。 “我非常喜欢针对大家所认为 ‘应该做’的事情问自己为什么要做。我感觉我的一生不断地在了解我自己，自己要怎么样的生活，想要怎么样的男人，是否要孩子，我在不断地自我发现。”
读高中时，我是班里唯一的中国人
有一张全家福是1979年拍的，在香港。
那一年我们全家移民去美国，转道香港，在大姨妈家住了两个月。我的祖父母早在1950年代就去了美国，等到中美建交后，祖母让我们申请移民。我们家里的三个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不包括我，那时我才11岁。后来他们作出了决定。我对于去美国没有什么概念，也完全不担心自己不懂英文这件事。
就这样我们告别了清华园。父亲是清华的教授，我们一直在清华园内生活。我记得那时父母工作很忙，没什么人管我，平时我就跑去隔壁邻居家里串门，或是和小伙伴在外面玩，清华校园内很安全，我很自由。
到美国的时候父亲46岁，在中国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和教授，到了美国他什么都不是。所以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很忙，忙着找工作，忙着要在新的地方生存下来。那段时间对父亲来说很辛苦，在中国的时候不用考虑很多事情，所有的事都是被安排的，你只要服从安排就好。可是到了美国，多了很多责任，要找工作，买保险、买车、买房、缴税、做家庭财务预算等等，这些事情大多是父亲在操心。我想那时他有很多焦虑，可是我不知道。
我只记得我们刚搬到新家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父母总是在吵架。有几次我都急了，对着他们大叫大喊说：“你们别吵了”。现在回头想来，可能是那段时间父亲的压力太大了，而母亲在国内的时候是一名中学老师，出国之后就成了家庭主妇，一下子没什么事情做，心里肯定也挺难受的。
我们全家每个人都开始在美国的新生活，我也不例外。在美国十多岁的孩子很叛逆，父母后来说：十几岁的时候，你和你哥怎么没那种事（叛逆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一个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人。说实话，父母并没有对我管教得很严厉，他们并不会说：你要做功课了。也没有人跟我说，你这个时间应该做什么。可是我就是自己知道该做什么。我做出来的事情就是父母想让我做的事。
我觉得这样的特点来自遗传，父母是很正派、正直的人，虽然他们没怎么和我讲道理，也没有太多的教育，但是我和他们一起生活，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处事哲学。
在学校里，我是念书念得比较好的学生，在读书这件事上从来不用父母操心。可是我要在生活中进入角色，真正融入美国社会，还是很难的。我得听懂笑话，听懂音乐，听懂背后的典故，做到这些，我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也直到那时，我的本性才慢慢展露出来。
在我的初中同学眼里，我是一个害羞的、安静、腼腆的女孩。我也和安静一点的同学交朋友。等到了高中的时候，那时我语言沟通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的成绩进入到了班级前五名。而那时我的好朋友是成绩倒数五名的女孩，她有一头红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珠，我们两家住得不远。她带着我去看篮球赛、冰球赛，打网球，进入了正常的美国高中生的生活。我变得开朗，活泼，很多同学惊讶地发现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只是现在回头看，我看到了我那个时间段的变化。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以下简称 “星期日”）：从中国到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我看到你很努力地在适应。
徐安：在美国的华裔，早晚都会去寻根。因为在美国，多少还是有一些歧视。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是班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感觉自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因为很明显，长相不一样，这个时候如果行为、思想不一样，那么给人不一样的感觉会更为强烈，让人觉得你这个人是很奇怪的。所以之前我很害羞，后来才渐渐得放开自己，我的行为和别的同学变得一样，别人也更愿意接受我了。
星期日：有在学校遇到不太好的经历吗？
徐安：也没有人特别说我什么。只是之前的我一直在远远地看，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之前我也不怎么参加各种课外活动。5年之后，我真正融入了进来，成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星期日：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徐安：我感觉自己很自由。和美国人沟通，一点问题都没有。
星期日：你父母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有一段困境，当他们吵架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他们会不会和你沟通，他们吵架的原因？
徐安：我感到害怕，也很着急。可是他们不跟我说，他们一直认为我是个孩子。直到我1992年从清华回美国，他们对待我的方式才像一个成年人。
选择读博士，是想证明给父亲看
父母对我的教育方式一直很宽松，他们不布置任务让我做什么，也不给我什么压力。或许是一直的宽松，所以我对两件事情记忆犹新。
一次是在我16岁的时候。在美国到了这个年龄就可以去学车了。可是临近考试的时候父亲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你这次考得不好就不让你学驾照。”当时一听这话我就跳起来，我说：“我读书不是为你读的。”或许是从前没有这样的压力，所以他的一句开玩笑的话让我起了这么大的反应。
高中毕业选专业的时候我和父亲讨论过，我的数学和物理都很不错，所以我想念理工科。“念电机工程吧。”父亲说。电机工程是很难的学科，似乎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要去读那种你能读得下来的最难的课程，如果能念下来就是很棒的，很聪明的。所以我就选择了电机工程。
大二那一年，我和父母去欧洲旅游，途中说起了读博士的事情。父亲又开玩笑地说：“你不是读博士的料子。”一听这话我被气死了，心里很不舒服。大学毕业之后我啥都没说就准备去读研究生，之后想读博士。父亲崇拜麻省理工大学，我就去申请了那个学校和3-4所其他美国最顶尖的理工学校并被录取了，也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学金，当然，我最后选择了伯克利大学。只是在读了一年研究生后，我才领悟到父亲的意思，博士确实不适合我。那个时候我了解了博士是怎么一回事，读出来之后可以去做研究或者在大学里教书。可是我想尝试很多别的事情，我想我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个博士干吗，就这样放弃了。
星期日：我能理解你当时的感受，当父亲那样说的时候，你感觉不舒服，感觉被看低了。
徐安：是的，所以我要证明给他看，他所说的是错的。只是我后来才明白，这是对我的评价，并没有恶意。
星期日：确实如此，父母的很多话并没有恶意，甚至是带着爱意，但是说出来的时候，孩子可能会感到伤害。
徐安：所以我现在很注意和孩子的说话，我怕自己无意中影响到孩子。
星期日：你选择去读博士，是想证明给父亲看，那么你放弃，是自己的决定吗？
徐安：中国社会给人的感觉是，该念书的时候就念书，能念多少就念多少，越多越好。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问自己一些问题，拿了博士学位我要干吗，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或者答案不是我想要的，我就不读了。
在大学，问问人生的意义很好
从高中起，我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高中时，我放弃了钢琴开始打网球。进了大学之后，我加入了舞蹈团，每周二和四晚上练习两三个小时。在一些大的选择上，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
或许这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养成的习惯。在大学里，我们常常在喝了点酒之后开始聊天，那个时候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聊的都是一些很哲学的问题。比如说：生命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生孩子……我觉得大学里就应该想这些问题，因为大学时的状态还没有面对就业，生存的压力，正是探索人生的时候。可以没有答案，但至少问了这些问题。我记得那时有同学说：人生的意义是快乐。我觉得有点道理，但又觉得不完全是，当时我没有回答，我觉得自己回答不出来，但是我一直在探索，试图发现人生的意义。在还没有生存压力的大学时代，有时间想想这些问题很好，我觉得在大于我的宇宙的空间里应该想想这些事。
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人生就是笑，是爱，也是在这一生中，你的存在会对这世界产生一点影响。”当时我就买下了这块牌子，现在依然放在我的家里。因为我发现这就是我隐隐感觉的人生的意义，它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我觉得，只有能对这个社会稍微有点影响，才能说这个人曾经活过。那么我就想看我个人的能力，我能作出多大的影响。我想自己能说英文中文，了解美国文化，也是中国人，我有这些技能，于是我定下了自己的目标——在退休前我要做到美国驻中国大使，我想我一生都会不断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跑。
去美国之后第一次回中国是在1991年，那年我硕士毕业那年，联系了清华大学，申请回去教书。我之前说过，在美国的华裔早晚都会有寻根的念头，而我也很想去清华了解父母当时在那里的生活。而回清华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没有出国，我可能就在清华读大学，所以清华学生在校园内做早操，读书的情景可能就是我的生活，我很想去看看。
回到中国之后我教书，旅行，和学生打交道，我渐渐地了解中国社会。那时我25岁，别人会问我有没有孩子，我说我还没结婚呢。别人说你怎么还没结婚呢，你应该工作，结婚，生孩子，我说这些我想都没想过。确实，这些事我在美国想都没想过，可能到了35岁、40岁才会有人问起，在美国你可以选择不结婚，可以选择不生孩子。我发现如果我在中国，会受到很多中国社会的压力，两个国家的社会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美国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不怎么给你压力。
我遗憾，但绝对不后悔
在大学里，从一些哲学问题上我开始学会问自己为什么。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读博士，想了想没有我想要的答案，所以我就不念了。后来我想回中国去看看，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去中国工作，答案是有的，那就是我还没接触到中国社会，还想了解中国社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我1991年来了中国，1994年又来到上海工作了两年。
我喜欢问为什么，是因为父母没有要我干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自己做决定，在选择时该怎么选，哪个选择是我更想要的，我都得想清楚。
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曾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小孩？当时我没有答案。2003年，在我36岁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我对父母说：我好像可以生小孩了。那时我的想法是，我已经有了很丰富的人生经验，我自己创业做互联网，生活满足，也很有趣，可是我还想体验更多的人生，而更多的人生经历包括生孩子养孩子。父亲听我这么说了之后，又半开玩笑地说：“你是否先要结婚？”我一想也是，当时我有一个交往了多年的男友，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就结婚了。
你要知道你是谁？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要知道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感觉我的一生不断地在了解我自己，自己要怎么样的生活，想要怎么样的男人，是否要孩子，我在不断地自我发现。
现在我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在他们身上，我发现孩子的个性是很不一样的。我给他们很大的自由，他们不上幼儿园，我在家里教他们一些东西。小孩到3岁的时候，一般的说法就是该上幼儿园了，我又问了问自己为什么要让孩子上幼儿园，我想不外乎是三个原因，一是没人看孩子的；二是给他们和别的小孩子接触的机会；三是让他们学点东西。我想这几个原因我都不需要，我是在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后才生了孩子，我是要给自己的人生增加经历的，那么把他们送出去读幼儿园，还是我的经历吗？所以我决定要参与他们的教养，花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现在人们常常说自己很累，有压力，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外界的压力让你做了那些事，并不是你自己真的想做，累的感觉出现在你做别人让你做的事，如果是自己想做的事，那是不累的。所以我觉得那真的很好，想想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喜欢做什么，然后再做选择。
星期日：你为什么选择你的先生，他有什么地方吸引你？
徐安：我得说说和我先生交往之前的一件事。我在大学里有一个男朋友，后来因为我要去清华，所以我们分手了。1995年的时候他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在另一座城市。我搭飞机到了那里，再坐车去教堂，可是我发现自己忘了带礼物，所以再回头去拿，之后车就在那座小城迷路了，一直找不到那个教堂，好不容易找到进去后，已经是牧师说“你可以吻新娘”的环节了。从教堂出来我就开始流眼泪，控制不住，我这个人其实是不喜欢哭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见到新郎的父母，我们之前都是认识的，好像是那个父亲开了个玩笑，我又控制不住了，一直哭。回机场的路上，出租车里放了一首歌，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电影讲的是大学时候的事情，我又一下子哭出来了。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我想结婚了。于是之后的几个月我就都去约会。不过我发现我真的不喜欢那样的过程，每次都要介绍自己，我都说烦了，而且我发现那些男生都觉得自己不如我，没什么自信，于是我就放弃了这样的约会过程。
当时我对找男友有几个条件，一是满40岁；二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婚后，某一天回家发现太太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三是大难不死。我说这三个条件发生在那个男人身上，我就会考虑找他做男朋友。满40岁的男人，我想应该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下一半的人生要怎么活，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很多男人只考虑赚钱，不关注家庭，那么太太离家出走这件事会让他有所警醒；大难不死会让他想一想人生该怎么活。
星期日：你的先生满足你的这些条件？
徐安：当然不完全是。我们是在一个志愿者活动中认识的，他有很多经历，他曾经参加活动争取亚洲人的平等权利，在他们的努力下，争取到了华裔进入警察局、消防局工作的权利。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想想这些事，做一些有理想的事情，我很欣赏这样的人，很有激情，有信念，他和他的朋友们也都是这样的人。
星期日：还有一个问题，你说在前男友的婚礼上不可控制地哭泣，你好奇吗，自己为什么这样？
徐安：我好奇过。我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我年纪越大越想认识到更多的自己，自己的另一面。在那次我表现出了非逻辑的一面，我想可能是以前很多事情我要控制住，但后来我越来越放开，所以就表现出来了自己的感受。那时我的感觉是“就这么让一个很好的人去了”，我觉得有点遗憾，但绝对不后悔。因为从那时至今我体验了无数个人生经历，从中国到美国，创业，生育，认识了很多值得认识的人，做了很多值得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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