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三次剧烈的政治地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其“震源”都是广州。
称广州为国体现代化的前沿，应当不会有异议。但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这种意识却并不强烈，更不完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这是大家都肯定的，但戊戌变法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体现代化的极重要的阶段，却没被人们充分认识（在革命的年代它是作为革命的对立面——保皇党被宣传的。以至于今天广州戊戌变法的历史遗迹仍较少受到人们的重视）。至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旧国体的摇撼作用，人们就更缺乏辨识了。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三次剧烈的政治地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最终摧毁了清王朝的统治，更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这三次剧烈政治地震的“震源”都是广州，或者说以广州为中心的大珠三角地区。甚至于三次剧烈政治地震的四位领袖人物的出生地亦皆在方圆不过百里的珠三角地区——洪秀全：广州花都；康有为：佛山南海；梁启超：江门新会；孙中山：香山（今中山市），这当然不只是一种巧合。
太平天国：国体现代化的前夜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是一种封建专制王朝。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洪秀全在误读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自创的拜上帝教，尽管其教义在具体内容上多来自基督教教义，甚至就是《圣经》的摘引，但在本质上却仍是儒家“天-天子”信仰的翻版（洪秀全自称是上帝之子基督的兄弟，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杨秀清则常自称自己“上帝附体”）。因此，从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到所建立的政权，其性质都并不具有国体现代化的意义。但是，第一，太平天国运动极其强烈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成为以后戊戌变法之可能、辛亥革命之实现的基础；第二，拜上帝教以西方宗教的外衣或旗号，在短时间里爆发出巨大的号召力，这在1840年之后，乃是一种人心向背的反映，强烈昭示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夜的到来；第三，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所著的《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份系统的、具有鲜明现代性意味的政治纲领，尽管当时并没有产生任何现实的政治作用，但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国体现代化没有丝毫贡献的话，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戊戌变法：国体现代化的开端
戊戌维新运动则是近代中国国体现代化的伟大开端和切实实践。康、梁所提出的向英、日等国学习的君主立宪，从理论上来说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从漫长文明史的视角看，实质上也是划时代的伟大革命。只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不适合于君主立宪（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昏聩，清王朝的总体和深度腐败，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等原因），君主立宪虽在实践上不可行，然其国体现代化的性质却全不逊色。
戊戌变法的中心舞台自然是北京，但其主要基地却在广州。这不仅因为广东珠三角地区是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的家乡，更由于广州是维新变法讲习所——康有为所创办的万木草堂的所在地。万木草堂为维新变法运动培养了一批中坚人才，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韩文举、梁朝杰、王觉任、龙泽厚等。而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的理论系统也是在万木草堂建立的。其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都在万木草堂完成。广州毫无疑问是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国体现代化的基地和前沿。
辛亥革命：国体现代化的成功
辛亥革命虽不能说是取得了根本的胜利，但作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具有标志性转折意义的界碑，于国体现代化的伟大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广州不仅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前沿，也是主要的中心舞台。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在武昌起义前曾发动过11次武装起义，其中三次重要的起义都在广州；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又在这里领导了讨袁的第一次北伐和二次革命，发动了与军阀斗争的三次护法运动，并在此开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这个政策的引导下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逝世后，由中国共产党提议，也是在这里将中华民国军政府改为国民政府。
可见，广州作为近代中国的国体现代化前沿是确凿无误的。
（作者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