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
君为风民为草
以“风与草”作为一本书的正标题，那么，“风与草”是什么意思?在《尚书》中，“风与草”作为一种意象，出自周成王。他试图表达的政治理念是:君为风，民为草，风吹草动，草随风摇，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风与草的关系，亦见于《毛诗正义》之首篇:“君上风教，能鼓动万物，如风之偃草也。风之所吹，无物不扇；化之所被，无往不沾”，这几句话，几乎就是对周成王“尔惟风，下民惟草”的注释。
同样的政治意象还可见于《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句话旨在表达的道理是:为政不须刑杀，只要君主自正，民众自然会受到感化。季康子本来希望以“严打”来止奸，以建设一个充满道义的政治社会。但是，孔子不同意这样的为政之道。孔子认为，只要君主一心向善，民众自然会随之向善。君主为政之德若风，小民从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风，无不倒伏；犹如化民以正，无不追随。孔子试图通过“风与草”这个比喻，劝诫季康子谨守正道。可见，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孔子亦持有与周成王相同的见解。
既然《尚书》、《诗经》、《论语》都认同“风与草”的隐喻，那就意味着，以“风与草”的关系来比附君与民的关系，在上古时期是一种普遍的政治观念。按照这样的政治观，君主是政治的发动机或火车头，政治是否上轨道，是否向前发展，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德行。至于民众，则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对政治的发展，几乎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显然，这是一种无视民众的政治观。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然属于“政治上不正确”的政治观。但是，这种“不正确”的政治观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它把政治发展、政治进步的责任完全归属于君主一个人:天下有道，是君主的荣誉；天下无道，是君主的耻辱。这就类似于一个私营企业，经营得好，利润都归私营企业主一个人所有；经营破产，欠下的债也由他一个人去偿还。以“风”自居的君主其实也是这样，无论成与败，都是君主一个人的。这个原型或隐喻，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特质:国家是一个人的国家，天下是一个人的天下，政治是一个人的政治。传统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政治；民众不是政治的主体，只有君主一个人才是政治的主体。 ？
一座绕不开的津渡
以“喻中读尚书”作为这本书的副标题，那么，为什么读《尚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尚书》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原创文化中的精粹。两千多年前，自从孔夫子编出它的“第一版”之后，它就一直流淌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想当年，孔夫子就拿它当教材，培养他的三千弟子。从汉代开始，它作为居于权威地位的思想教科书，无论在朝在野，长期饱受推崇；数千年间，一直充当了塑造中国心灵、中国固有文化的核心经典。因此，要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东方文明世界，《尚书》是起点，是钥匙，也是一座绕不开的津渡。
《尚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其实就是一部皇室档案的选编。从时间上看，它上起传说中的尧帝，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主要反映了这个时期若干代表性君臣的代表性言论——偶尔也记录了他们的一些行迹。君臣们的言行虽然指涉甚广，内容宏富，且充满个性，但几乎都通往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治”——就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尚书》中的言论，也不妨一言以蔽之:“此务为治者也”。
以“治”为中心的《尚书》，既是一本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本法理学教科书；它讲了政之道，说了法之理，提出了一套关于“政”治与“法”的基本“道”“理”；它是政治哲学，也是法哲学；它集中表达了中华文明初创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法律观念。这就意味着，《尚书》所表达的政道与法理，值得认真对待，值得认真挖掘。
就像在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关于《尚书》的读法也是千差万别的。那么，《风与草:喻中读〈尚书〉》的读法是什么?严格说来，《风与草》并不是关于《尚书》的学术研究，至少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学术研究，因为没有训诂，没有校勘，没有笺注，甚至没有区分今文尚书与梅氏的古文尚书，甚至也没有刻意追求对于经文的准确翻译——海德格尔就曾经反复强调过，准确的译文有时候可能对真正的义理完全挠不着痒处。
《风与草》是以《尚书》为主题的思想文化评论，是关于《尚书》的读书笔记。所读的本子，是近现代通行的清代“十三经注疏”本。这个本子中的《尚书》共有50篇——其中，有四篇分别拆成了“上”、“中”、“下”，这样算起来，就是58篇。每读完一篇，就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日积月累，等到《尚书》读完，笔记也存下了50篇。《风与草》就是这些读书笔记的汇编，但愿它挠着了《尚书》的痒处。
成稿之时，抚今追昔，不由想到，《风与草》与《尚书》描绘的世界相距已有数千载，这就意味着:《风与草》是一个21世纪的读者对《尚书》的阐释。请注意“21世纪”这个词，用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时代，本身就意味着，《尚书》已经身不由己地进入了一个相异的意义世界，已经不具备以往的神圣地位了。因为，“21世纪”这个词及其所蕴含的线性时间观，乃是犹太-基督教文明的产物；“现代”、“现代化”、“现代性”之类的概念，也只有在线性时间观中才可能萌生出来。因此，《风与草》对《尚书》的解读，是在一个多元文明相互激荡的整体背景之下展开的。
在出版过程中，为了给《风与草》配上合适的插图，我还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光绪三十一年成书刊行的《钦定书经图说》，并从中复制了部分图片。《风与草》书中的插图，多数出自这部古籍。为此，我要感谢光绪年间那些不知名的江南画师，是他们把《尚书》中的象形文字变成了读者眼前的精美插图。做成插图本，当然是希望图文并茂。但我不敢奢求这样的境界。不是对江南画师们的图没有信心，而是对自己的文没有太大的信心。望“图”兴叹之余，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我的文没有过分地糟蹋这些古朴典雅的图；如果这样的希望也不能实现，那就再退一步，把我的文字看作这些插图的注释吧。
为什么写作《风与草》?写下这本关于“书”的书，无意“代圣人立言”，更不敢奢望“为往圣继绝学”；只想以此走进《尚书》的世界，在那里，回望中华文明的故园与童年，想象一种文明秩序在初生时期的黑白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