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廖勤
在日前为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而举行的第四届中日韩民间交流论坛上，记者专访了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依田 家，了解其对中日关系及东亚区域合作的独到见解。早在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时，本报记者在日本曾专访过这位中日比较研究领域的耆宿。如今时隔3年，年过八十的依田先生谈起中日关系及中国的发展前景，思想的睿智和深远一仍如初。
仅凭经济成功难成世界大国
记者：您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课题是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为什么在您看来中国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如此重要？
依田：我强调中国恢复亚洲文化大国地位的重要性，并不是说中国在其他方面不要成为大国。我只是认为，中国要成为世界性大国并被大家所认可，仅仅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还远远不够，文化这一维度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从历史来看，“文化大国”原本就是中国最显著的国家“标签”。这一文化荣耀持续了漫长的岁月，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为止。即便在元朝、清朝等由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且在武力上占有优势的时期，中国依然没有失去其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而且，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中，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都受到中国文化的滋养，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是通过吸收中国文化来发展本国的文化。“文化大国”可以说是中国的历史基因，成为亚洲的文化大国是理所应当的事，没有成为文化大国才是奇怪的。
再从现实来看，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庞大，往往使周边国家产生戒惧心理。但是，只要中国采取文化大国的姿态，周边国家的戒惧心理就能得到缓解。
正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考察，我才提出，恢复亚洲的文化大国地位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课题。
记者：对于中国来说，该如何重建“文化大国”？中国原本不就是文明古国吗，这与您所说的“文化大国”之间有何不同呢？
依田：我个人认为，“文化大国”应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全国整体的文化兴盛而非局部的繁荣；二是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地吸收全球文化的精华。在以往的历史年代中，只要人口中相对少数的部分拥有了高度的文化，或者仅仅拥有固有的文化就会成为文化大国。可是现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将自身的固有文化与世界文化相融合，将文化普及到国民大众，这才是成为文化大国的必由之路。
中日韩合作是区域合作基础
记者：日前，野田首相宣布日本决定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这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会否有影响？在您看来，东亚各国未来应怎样合作才能促进本地区更好地发展？
依田：从当前世界范围来看，东亚地区的人口优势和发展潜力都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近代以来，在东亚诸国中，日本的发展曾一枝独秀，但今后不会再出现这种单极独大的局面，何况日本社会当前由于经济等问题也陷入迷茫。
关于未来东亚区域合作，首要任务是确保中日韩三国的紧密合作，这是基础。对于您提到的日本宣布加入TPP谈判问题，我是研究历史的，经济问题不是专长，若仅仅作为一个普通国民来看，我觉得，应该先把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做好，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拓展到亚太领域。
中日韩“毗邻而居”，难免时有摩擦，加上历史问题横亘其间，阻碍了地区政治信赖关系的建立，有时候出现一些矛盾也很正常。但是，发生摩擦时，应当避免三国间其他关系比如民间交流受到干扰和影响。东亚地区诸国还可以借鉴欧洲德法两国的做法，像他们那样勇于超越历史惯性和感情壁垒。
说到东亚的未来，首先须考虑中国的未来，而关键在于中国恢复亚洲文化大国地位，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中国恢复文化大国之时，日本和韩国也将实现一定发展，并各自发挥作用，也许在那样的情况下，亚洲的稳定和发展才能得到保障。
中日韩下一代间应深层交流
记者：中日之间充满历史纠葛。对于两国下一代，您认为应如何引导他们去认知历史，尤其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依田：我想说，在教导下一代正确认知历史一事上，日本其实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以最为中韩两国所批判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有一个数据也许可以说明问题，数年前受文部科学省审定的美化侵略战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目前在日本全国的采用率仅为1%左右，非常有限。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虽仍不尽如人意，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已得到改善。此外，日本国内的历史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对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也同样不遗余力。
面对历史遗留问题，要消除彼此的误解和隔阂，年轻人之间还应加强交流沟通，这种交流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应进行深层交流，比如加深对彼此国情、社会、文化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