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老板们回来了”
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孔令君 朱晨
浙江省温州市政府昨天宣布,开始全面实施“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当地中小企业的资金债务危机问题。
相关消息是:前期因资金债务危机“跑路”的温州企业主中,已有15人回温州,或恢复联系,其中包括信泰集团老总胡福林。数月来,这家温州眼镜行业龙头企业当家人的“突然跑路”和“低调归来”,都足以构成标志性的事件。
11月5日,温州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特意提到“信泰集团已经恢复生产”,并称近期出现的“群体性企业关停倒闭现象”已得到有效遏制。截至10月底,温州已有5家企业启动重组程序,共注入资金5080万元。
“老板们回来了”,政府的措施、办法也密集推出,曾经爆发资金债务危机的温州部分中小企业近况如何?记者一个月来两度探访,在与多位温州企业主、担保公司负责人和民间借贷者的谈话中,触摸真实的温州。
胡福林的“自救”
“老板回来有一个月了,工厂也部分开工了。”昨天,记者联系上了信泰集团老厂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他平淡地说,与一个月前记者探听时的“神神秘秘”判若两人。一月前记者采访时,曾遇到两名信泰员工辞职,现在,她们也都返回了工厂。两人在采购部和办公室工作两年,算是老员工了,对为什么辞职和为什么复职,她们都语焉不详:“和老板没关系,和工资也没关系。”
无论如何,信泰这家在温州具有很大声望的企业,在深陷借贷风波中一月有余、引发各种猜测后,终于步入全面复工的正轨。据知情者透露,自从10月10日回温州后,近一个月来,胡福林全天都吃住在公司,除深刻反思“依靠短期融资进入需长期投入的太阳能行业,导致资金链紧张”的决策错误外,更是进行了“自救”,制定重组和产业升级的方案,该集团最大的债券银行——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已经向信泰集团进一步发放贷款,并承诺不抽贷、不压贷,而且贷期适当延长,利率适当优惠,流动资金适当增加。与胡福林同期从国外回温州的,还有奥米公司董事长孙福财。据了解,该企业也正在政府和银行的支持下,重组企业、重接资金链。
“这么大的企业,其实完全没有必要逃跑,资金链出现问题,兄弟们都会帮一下,兄弟们帮不上,政府也不会见死不救的。”记者一个月前在温州某行业协会理事会上听到的判断,得到了现实的佐证。在这一个月中,温州全市银行的县级以上支行,都迎来了有关部门派来的工作组。温州银行业也发出联名倡议:将向上级行争取信贷规模、优惠政策的倾斜,用好用足信贷资金。同时,“银行从业人员不得参与民间借贷,一经发现立即开除”,成为业内铁律,被三令五申。
回过头来看,不少企业主离开温州,倒并非真的“人间蒸发”,他们在登机之前,大多用半开玩笑的语气与下属和熟人们通过电话:“我只是出差,公司没有问题。”如今,企业老总们“出差”返回,又纷纷表示:要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走出困境。
“我们可以等”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谨慎乐观:“虽然各项措施、办法陆续出台,但要根本扭转局面,还需要一个过程。”
企业主们还在观望措施的执行力度。此前,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 《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要求,“银行业机构要按照企业信用等级不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实行利率优惠政策,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得超过30%”,被不少企业主视为“最实在的措施”之一。但不少企业主昨天告诉记者,温州某些银行表示,要执行这样的利率,“得到明年了”。
“政府部门、银行对企业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服务也更好了,我们期待着更多实质上的优惠。”温州瑞教集团总经理陈瑞教说。而在温州正昌道森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建华看来,“如何安全有效地帮助大量中小企业渡过资金链紧张的难关,需要摸索。我们可以等。”
另据温州市政府公布的数据,10月份,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54.5亿元,同比多增37亿元,其中实体经济获得新增贷款66.5亿元,同比多增74.6亿元。“但温州有几十万家中小企业,难免僧多粥少。”陈瑞教说。
也有些企业主选择“自救”。一个月前,记者采访一位企业主,他的工厂刚停工,有些心灰意冷,半开玩笑地拿出工厂大门钥匙:“拿去吧,反正我一无所有了。”如今,这位企业主准备将上海和温州的几套房产变卖,来维持停产后的开支,等待“春天”的来临。他说,他认识的温州制造业老板,近十年没有一个不涉及投资房地产的,“一般都有好几套房子,还不至于说到破产的地步……”
“未来几个月,温州中小企业的产业环境依旧严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据他分析,春节前往往是一年借款需要还清的时候,同时却也是制造业的生产高峰期,中小企业需要更多资金生产,而涉外货款结算周期长,资金压力的阴影,将继续笼罩部分中小企业。
“最关键的,是重建信任”
过去这段“难捱的日子”,还激发了温州中小企业“抱团过冬”。据周德文介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及其他行业协会,不少筹建了“互助基金”,由各会员单位共同筹资,以解救“兄弟们”“过桥”的燃眉之急,所谓“过桥”,意指为了偿还到期银行贷款,临时筹钱作为过渡的行为。
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的瑞安分会,这种“互助基金”已经投入使用,“我们共有40个会员单位,第一期每家出50万元,总共有2000万元的资金,资金的使用方式为对内封闭式,仅在会员企业出现资金链有困难的情况下,互相担保,彼此拆借。”兼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瑞安分会会长的林建华说,这种方式比银行贷款的发放速度快,利息合理,增强会员企业渡过难关的信心,同时也提升了会员单位在当地银行的信誉。“我们希望这种方式能够得到政府在理念上的支持和认可,在政策和法律上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拆借。”林建华说。
在“互助基金”诞生前,多年来温州中小企业所依赖的,是更隐蔽的民间借贷——企业主从“社会上的朋友”处借钱“过桥”,而现在的温州,“人们即使有钱也不会拿出来。”林建华说。他的看法在记者采访普通市民金先生时得到了佐证:去年,金先生将温州市区的房产抵押了数百万元,全部委托给“熟人”放贷,“9月底的时候,我看大环境不好,给朋友打电话,要兑回本金,竟然也要回来了,”金先生说,“不敢借出去了。”
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很难理解根植于这片土地上民间金融运转的动力与逻辑。记者了解到,在温州,家族成员、朋友之间的互信互助,以及在金钱上、生意上的互相支持已经维持了很多年。这种情感上的信任,在温州至少已经跨越了两代人,年轻一代的温州人,往往继承了父辈亲友之间的“情谊”,使彼此关系变得更加“牢不可破”。温州的这种传统和情感,既是民间借贷得以生存的“土壤”,又是其预防风险的“保障”——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吕福新将其称为“能人+缘约”模式。但前段时间的企业资金债务危机中,“跑路老板”除了危及他个人存于故土的情谊、经营多年的个人信誉,还令这个城市长久以来民间自发的信用规则几临崩塌。“这次借贷危机,破坏了传统的互信,客观上也促成大家反思民间资本规范化、阳光化的制度性保障。”林建华说,记者所采访的每一位企业主,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最关键的,是重建信任。”
“实事求是,办点实事”
在周德文看来,本次借贷危机的背后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近年来,温州的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大量资本逃离实业,大量的企业外流,甚至某些企业以实业平台取得的银行贷款和资金,并未真正进入实业。”周德文说,而产业空心化的背后,是温州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艰难。打火机、眼镜、皮革、衣帽服饰等行业难以产生较高的附加值,加上国际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工人加薪潮及用工荒等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外在压力,使得中小企业利润越来越薄。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又难以获取银行贷款,近年来严重依赖民间借贷。温州平阳县的老陈(化名),去年开了一家担保公司,专为小企业服务。所谓的“小企业”,其实大部分都是“微企业”:一幢小楼,一楼摆几台缝纫机,院子里堆货物和原料,二楼、三楼是“员工宿舍”,老板住四楼,这就是一家“制鞋企业”了。订单由大鞋厂层层派单而来,其中不少销往海外,因此货款的结算往往需要半年甚至更长。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就需要老陈提供担保借贷——“金额少,还款期灵活,靠银行贷款不合适,恐怕只有民间小额贷款公司能做。”
“产业升级,说到底需要这些小企业做大做强,这就离不开金融支持,让民间借贷健康化、合法化,是扭转当前温州借贷风波的局势,恢复温州民间对资本的信心的必要途径。”周德文说。
中小企业主期待的“实事求是、办点实事”,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昨天,温州向外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温州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温州要打造资本集散的“资本之都”。3年内,全市将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达120家,注册资本总额800亿元左右。此外,全市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总数增加到30家,并将农村合作银行改制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对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扩大和调整股本结构,增强核心资本充足率。温州市还争取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各类贷款利率在央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4倍内可以自由浮动,由借贷双方自行议定。改革任务中还包括温州市将创办2至4家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目的是促使民间借贷行为阳光化、合法化。
这些消息,记者采访的企业主们第一时间获悉了。“当然好!还要看具体实施效果,以及政策的连贯性。”务实的企业主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