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洪光老爷子写小说的电脑紧靠卧室窗边，侧身一望，菜园坝长江大桥下的珊瑚坝泡在浑黄的江水中，只露出绿幽幽的一片拱顶。“珊瑚坝淹完，就是十丈水，菜园坝横沙坝那里就是十丈零五。所以弄船要看横沙坝儿。”老爷子看着他大半辈子“血盆里面抓饭吃”的河道，谈到水位；近年来，这位动过一次癌症手术的川江老水手加入重庆作协，把该协平均年龄线提高了一个水位。他吭哧吭哧写出的55万字的长篇小说《死了没埋的人》———一部川江水手的苦难史诗自费出版后，现在，83岁的老爷子又打算写第二季。
小说
田洪光用圆珠笔写成的《死了没埋的人》100多万字的手稿，用塑料袋包着悬吊吊地放在临江窗户上端的木板上，这都是早年在船上养成的搁东西的习惯，船舱狭窄，东西只能塞在夹缝里，挂在钩子上。现在家里墙上，也到处挂着铁丝钩子。
电脑边一个铁丝钩上锈得发黄的铁夹子，夹着他的某一稿稿纸，这是他用来揩鼻涕的。旁边桌上，就放着女儿给他买的上好卷纸，但他说太软了，揩起不舒服，要硬的。
老爷子左脚风湿，自己泡药酒来治。他从电视机下面的柜子里扯出几个自己用报纸糊的药袋，有一个上面还可以看见“奥巴马和美女助手传出暧昧绯闻”的标题。“这是曼陀罗花、川乌、草乌、雪上一支蒿、水黄连、栗壳，能不能不说我要写续集的事，因为还要写十几年，怕写不完，不好意思。”
悬吊吊的电脑桌板上放着的一本自制的五笔生难字速查本，证明田洪光可能是重庆写作最艰难的作家。他不会拼音，就只能打五笔。有很多生难字不好拆，他就按1957年在文化宫学的四川清音韵脚诗“二月桃花落水面，楼台倒映弄池堂”，把生难字按音韵分别排列在里面，100多万字的手稿，他就是这样边查边打整完的。
“续集情节是接到《死了没埋的人》，人物也是那几个崽儿，还加了几个新的。一开头就是9·2火灾，船老板不让停船，但郭宝驾长把船停了，让灾民爬上去，把铺盖甩上去。风往哪边吹，火就往哪边烧，郭宝他们的船开到磨儿石，船上装的汽油桶，一烧起来就要炸，水手都吓得都想跳河，郭宝抓起一把开山说，哪个跑，我拍死哪个。他把船尾子对到起磨儿石趸船靠近，把打湿的铺盖包到起船尾，火就熄了。”
郭宝是老爷子塑造的男一号。解放后，邓小平派来西南服务团的人来码头给船工登记。“当时码头上的人，摸包贼、天棒、无赖、端盘子的、扎墙子的、当吼班的，卖粑粑饼饼的、摆摊的，把头想把这些人都登记了，成驳船和渡船公司的人。”
西南服务团要求船工干部是真正弄船的人，所以老板、把头就没选上，郭宝选上了，负责码头上的镇反运动，还是单位戒烟所所长，当时抽鸦片的人太多了。“当时那些人歪得很，有一个姓李的干人，人都死了，名字我就不说他了。他有时穿起一个大裤子，跑到我们的棉花船上来屙屎，屙的时候，双手就扯棉包里面的棉花，塞在他的大裤子里面，每回都要扯起十几二十斤走，‘千厮门，花包子，白如雪银’，船上有的是棉花。这种干人无赖，我们都怕他，连把头都怕他。”
我问郭宝是不是有点他的影影？老爷子笑笑，一篙竿叉开话题：“郭宝，就是‘国宝’，但要打个问号，他算不算国宝？一解放他就拥护邓小平，‘文革’时，是大驾长，是条汉子。”续集将写到郭宝90岁生日，重庆最后一帮会唱川江号子的老头们碰在一起，从此，川江号子绝矣。
弄船
田洪光老家在长江边的忠县，五六岁就跟着父亲在老家河边弄船。“我们小时候在河边，经常去捡船上蒿竿上落下来的铁尖尖，是桡夫撑船在石头缝缝里面拗脱的，那阵铁器贵，打镰刀、锄头正好。”后来他就上船跑得更远了。“过去常年从重庆跑宜昌的老桡夫、老驾，六几年都死得差不多了，我们算是小辈了。”
过去有“装不完的重庆，填不满的上海”之说，天府之国东西多。重庆船老板分两种，一种是有钱的跷脚老板，买旧船，修一下，把缝抹了，桐油刷了，货运到汉口，把货一卸了，就把船也卖了。因为重庆的木头、桐油、人工都便宜，这种老板是外行。真正的老板是船户出身，晓得船的金贵，买好船，货运到上海，又回来，是内行。
两匹橹装两载盐的船，走上水，船夫要推的重量达七八十吨，下水船是六七十吨，下水一个船夫平均要推5吨，上水要推7吨。“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但这些滩对木船要好些，对轮船很凶险。
三峡无路可走，就拉不起纤，只有等风。“上风来了走上水，下风来了走下水，有时等风一等就是十天半月。有时正等上风，上风来了，就开船，但开到一半，上风又转成下风，就惨了。”
最惨的还是“背砂锅”。那种跷脚老板的船，在宜昌连船带货一起卖了，就不要人了；真正老板的船，回来是空船，也要不到这么多人，散伙的船工就只好背起砂锅在宜昌过河，走山路爬悬崖回重庆。路上没店没码头，走饿了，取三块石头，取下砂锅，抓两把米，捡几块柴，生火煮饭。
背上的棕包裹起铺盖卷和换洗衣服，砂锅就背在棕包上。有时一个爬扑，砂锅就打破了。路上有时住店，盖的是嫩谷草。吃饭盐巴贵，店主拿出那种一根篾条上凝了几砣的锅巴盐，你给一个铜板，他就在你的汤里汆一下，给两个，就汆两下，这就是盐味。
“下水推，上水拉，要拉到1955年，屁股后头才冒烟了”。老爷子这说的是轮船开始机器化了，从1959年到1960年大跃进，川江船就全部冒烟了。当时你屁股后头冒不冒烟，是一个非常吃皮的指标，“徒弟崽儿，小丘二，都从木船变成屁股后面冒烟了。”
妻女
大女儿田家现在是重庆知名画家和摄影家，她的出生地，就是在菜园坝码头的船屋。家里的房子逐渐往后移，生活也越来越好。但小时候的回忆至今常在梦中。“菜园坝街道叫烂泥湾，一涨水，洪水就漫进屋子，外面经常听到野猫、野狗叫，还有蛇。家里屋子窄，爸爸就用木头搭了一个阳台，我和弟娃权儿踩上去，都怕阳台垮了。”
田老爷子的老伴插话说：“啷个会嘛，是好厚的船板做的哟。”看得出，她是最相信丈夫的，但老爷子当初娶她却有点不情不愿。
田老爷子原来结过婚，老婆生下女儿就得病去世，不久女儿也去了。家乡有一个名叫任九思的漂亮姑娘，富农出身，嫁给一个地主，地主病死，经人介绍嫁给小田。按他的“简历”所写，小田这时“成了水运公司一员，只要有手艺就能当驾长，有了收入生活好了后，到五一年二十一岁的时候，才长高了成个胖娃。”
大女儿说：“我们老汉当时还嫌我妈成分不好，还不想要。另外的兄弟伙看到都说，恁个乖的妹儿，你娃不要，我们要了哟，他才赶忙要了。”
但当年那个胖娃心头至今水位难平：“不是她，我蹦得凶得很，当时我一看她的成分是地主，心想，我这一辈子完了。所以只当了个工会副主席，再能干，利用你，不重用你，一直没入到党。”
虽然老伴当时为了证明自己，半夜三点就起来扫大街。但大女儿在30中上学当班长，还是有人揭发说，地主的子女不能领导工人阶级的子女。为了儿女的前途，老爷子还曾打算离婚，大女儿说：“当时爸爸妈妈都教我们，说法院来人问，你们就说全部都愿意跟到爸爸。结果法院来人一看，都觉得五个娃儿造孽，最后还是没离成。”
老爷子脾气不好，打女儿打得最凶的一次，是用皮带抽。“当时破四旧，地段干部挨家抄书，问我妈妈有没得，妈妈说没得，我哈戳戳的说有，还带他们打开爸爸一柜子书，背走了几背篼。老汉跑船回来一看，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就用皮带抽我。”
但大女儿后来才晓得，小时候老爸经常念叨“字是打门锤”，恶狠狠地要他们练字，是多么重要。“我支边到云南，在农场当文书，不那么苦，就是因为我字写得好，这都是因为小时候老汉常带我们去看大字报，说写字要横平竖直，要我们练字，我写得好还奖5分钱去买兔脑壳吃。”
老爷子说：“我还是整过人的。”当时老婆是地主，他就成了落后分子，在船上，有个叫雷长安的大汉，一天就都把嘴巴搁在他身上，说他这不对，那不对。“我打不赢他，有一次，我就捡了一块鹅卵石，朝他手膀子砸去，砸完就把鹅卵石甩了，他惨叫一声，没看见鹅卵石，还以为我的碇子大，就再也不敢夹磨我了。他的伤，还是吃了几服药才好的。”
乐器
老爷子手边，放着几份用自己的B超报告作封面的、重庆市水上交通运输公司洪流业余文工团1960年7月25日翻印的油印乐谱。大女儿说当时工会演节目，幕没拉开，只听见里面有几个人，吹口琴，拉二胡，拉提琴；幕一拉开，只是我们老汉一个人。
老爷子小时候就嗨过袍哥，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因为他是学生，讲礼讲法，社会贤达，就嗨的是“仁”字辈，父亲是弄船的，嗨的是“义”字，“我比我老汉都要高。喊我去堂口演唱，‘我老爷，要请客，要请什么客，要请那学而时习之的客’这是对读书人说的；‘要请客，仁字宾朋，义字宾朋、礼字宾朋、智字宾朋，信字宾朋，请他来，讲内容，内容怎么讲，忠勇可风，孝勇可忠，分担患难，社会大同。’这是收徒入口，请客时说的。”
田洪光从小口齿伶俐，在千厮门、朝天门、菜园坝三个大码头都呆过，还拉得一手在船上学的二胡，“煮饭的时候，就拉琴，杀鸡杀鸭，也会一点，《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北风吹》”。
解放初的镇反运动清匪反霸，“朝天门枪毙李树云、南岸是冉麒麟、千厮门是周德财，三个大把头。”在小剧《枪毙李树云》里，老爷子演个卖唱的，还演一个剃头匠的兄弟，恶霸强奸了他的嫂嫂。
他还去文化馆学跳舞。“那些人瞧不起我们川夫子、扯船子，和我一起去的李国富就扯起一根板凳，把凳脚叉在个人身上，抱起板凳跳，我吹口琴给他伴奏，我们穿的草鞋，把他们的舞场水磨石地板上打的滑石粉都踩光了。我们阴到千翻。”
老爷子人生三大遗憾：“一是在千厮门码头炮台街自行车都学得骑得稳起了，但突然就调到菜园坝拖轮队，不然，现在早就骑起逛全国了；二是当时西藏文工团来找我，也没找到，不然，我就是搞专业的了；三是前年到老年大学，学普通话失败。”
说到兴头，他翻出口琴，取下二胡，蹲在地板上，双膝夹着口琴，二胡搁在双脚上，埋头弯腰又吹又拉《孟姜女哭长城》。我看见过鲍勃·迪伦在演唱会上那样干过，边弹吉他边吹口琴，但老爷子的姿势，比迪伦难多了。
号子
最后问起川江号子，老爷子说：“57年以后就不喊号子了，因为屁股都冒烟了”。但他还记得，喊号子的人，拉小船的，喊号子的人也要拉船，只不过他的活路松活点，他可以拉，他站起喊的时候，就可以不拉；大船上的号子头呢，就完全可以不拉，还可以打把伞。大号子头还可以带一个二号子，他喊累了，徒弟就接到起喊。
“清早起来把门开，一股凉风吹进来”、“你一声，我一声，好比童子拜观音”。老爷子随口给我们唱起来几个欢喜的号子。“一出南津关，两眼泪不干。心想回四川，难上又加难”，这是一个苦号子，“出峡一看，宽了，回头一看，没路了，河断了，山重山，山叠山、山套山，山滚山，哪个都要哭！特别是小的，更要哭。回去的路太远，太难，小脚板，走不快，怕遭丢下，怕野兽，怕生病，怕饿倒，死在路上，成为孤魂野鬼回不了重庆。”
他说，还有都是庸俗的。“大河涨水小河浑，捡个鸭蛋有半斤。你妈吃黄我吃清，你妈养娃……”他不唱了。
我问接下来呢？老爷子凑近我的耳朵，轻脆而小声地唱出最后三个字。他一唱完，我们就像两个灯晃的男同学那样笑得水流沙坝湿咂咂的。(记者 马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