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开展新扶贫运动欲减小贫富差距
瞭望东方周刊
广州新扶贫运动
文 | 刘伊曼
2011年2月底,广州市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将扶贫开发列为了今年广州市的一号议案和市政府要办好的“十件民生实事”中的第一件,一场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拉开帷幕。
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邀请了多家房地产企业,共商扶贫开发大计。不少开发商许下承诺,将出钱出力,与政府一道为扶贫开发作出贡献,为打造幸福广州共同奋斗。
由此,政府部门及下属企事业单位为一臂,开发商为一膀,共同推进广州北部地区8个贫困镇206个贫困村的脱贫工作。
不少参与这项工程的干部告诉本刊,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力度最大的一次扶贫运动。足见市委、市政府减小贫富差距、消除歧视和矛盾、打造和谐社会的愿望和决心有多强。
来自各单位的176名干部直接脱产两年、“上山下乡”入驻贫困村,克服离家的孤独和生活的清苦,挨家挨户统计贫困户情况并一对一制定脱贫计划;8个区政府对口8个镇,要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多项民生工程重大项目,扶贫办成了每天都在倒计时的战场;9家房地产企业以“回报社会”的姿态加盟,与各区政府一道结对帮扶贫困镇⋯⋯
脱贫的指标很严格---到2012年年底,所有被帮扶的贫困村年集体收入要达到10万元以上,被帮扶的贫困户家庭人均年收入要达到5000元以上。要考核,并且,“不脱贫,不脱钩”。至于究竟怎样脱贫,办法由责任单位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做方案、报选题,实践出真知。
这样的扶贫模式,对于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具有样本意义。
2011年9月,广州的“新扶贫运动”即将迎来第一阶段的验收考核。这时候,动员了各方力量共同打造的这个系统工程究竟运行得如何?
本刊记者对此展开调查,发现政府部门的扶贫路线,与开发商一脉有着显著的差异;大工程、小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优点难点也各自不同。不少参与扶贫工作的人员也开始反思,政治任务、社会责任,与收益回报之间的平衡点应该在哪里?公共事业应该以怎样的权责模式,交付什么样的主体才更能确保公益性的实现?
本刊记者看到,通过半年的努力,这一场“举全市之力”开展的新扶贫运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有很多历经艰难的人获得了帮助,有不少尝尽辛酸的人感受到了温暖,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
相对落后的广东北部山区,到如今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未来充满着无穷的可能性---怎样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不放弃“扶贫”的初衷;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不演变为新一轮的资源瓜分;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不产生新的分化和新的弱势群体---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广州干部的新“上山下乡”
在2010年6月全广东省的一次扶贫工作现场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富的人看不起穷的人,穷的人仇视富的人,贫富之间的对立情绪将严重影响一个地方的长治久安。通过对口帮扶,贫富地区增进了沟通,大家在感情上有所融洽,对社会风气的改善,对社会的和谐都会有好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广州报道
在2011年第一季度低保户的公示名单上,邹玉池的“家庭总收入”是16元。在乡亲们看来,这比那些索性为“0”,完全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更显寒碜。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珠三角,这样的“绝对贫困”户并不是个案。但是在从化市鳌头镇石联村,邹玉池基本上算是活得最艰辛的一个。
1996年,邹的哥哥去世,留下9岁和6岁的两个小孩。时年41岁的邹玉池还一直打着光棍,于是就帮哥哥负责,娶了有癫痫症的嫂子为妻。
1997年3月,邹的独子出生,不到3个月,贫病交加的邹妻即撒手人寰。从此,这个身无所长的庄稼汉拖着3个小孩,开始了漫长的苦熬。家里的地算多的,但是近年来因为干旱,5亩7分地里只有2亩还能种,每年产的粮食够四个人的口粮,有时上山去采些野生药材,换点零钱。
邹家的一间土坯房建在半山腰,墙上布满粗得透光的裂缝,就像是经历过无数次地震一样。苍蝇满屋飞。
“要住新房子了,好高兴!”邹玉池腼腆地对本刊记者说。一边光着脚,带人参观他即将建好的砖混结构新宅。
邹玉池的新家,来源于今年这一场对口帮扶。他没有占用一个危旧房改造指标,没倒贴一分钱,也不用损失一分半亩农田宅基地,就获得了这一套完完全全赠送给他的新房子。随房赠送的,还有一头母猪,和一个月收入千余元的就业机会。
石联村的村主任邹浩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一轮的对口扶贫里,石联村实实在在“抽得了一支好签”。
广州市政府派驻从化扶贫工作队的蔡国平告诉本刊,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广州市司法局在石联村的对口帮扶模式是一种很理想的模式。
扶贫样本“石联村”
石联村,地处从化市鳌头镇西北部,流溪河畔。占地5平方公里,下属8个自然村,16个经济社,全村共有445户,户籍人口1823人,农地面积1320亩,山地870亩,低保户51户,其中,16户具有劳动能力。
除了农业和几个出租的小卖部,石联村没有任何集体经济。2010年村集体收入只有2.8万元,农民人均年平均收入5200元,刚过贫困线。
桂圆、荔枝,这些当地盛产的水果现在都不怎么赚钱。近几年来,流溪河的供水量减少了,干旱问题也一年比一年突出。到了2011年夏天,村委会也总是停水。叶建洪和范桂芳分别是广州市第一和第二劳教所的司法警察,他们就驻扎在村委会的办公楼里,从今年3月份到现在,经常晚上的时候跑到山上去,用灌溉农田的水洗澡。
“司法局的这一次对口帮扶,动员了全系统的各种资源、人力物力,现金就已经筹措投入了305万元,到明年,预计一共会筹集500多万元。”司法局的驻村干部,广州市第二劳教所指导员范桂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农民身上,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民心工程和政治责任。”
邹玉池家建新房用的钱,就是从这305万元里出的,已经花了10万余元,这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投入,按照援助的规划是用来“造血”。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程是“司联创业基地”,花费了150万元。“创业基地”的名头起得很豪华,实际上就是在老村委会的旧址上,建了一栋高3层、每层252平方米的厂房和一间104平方米的仓库,引入了两家手工作坊式的小企业。
两位司法警察告诉本刊,劳教所和一些企业原本就有合作关系,这是属于他们可以利用起来的资源。比如说广州市花都区晨辉工艺饰品厂,这家企业生产一些头花之类的小饰品,不需要太复杂的机器设备,只需大量人手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拼装。比如说,把彩带贴在发箍上,把花粘在发圈上⋯⋯
还有另一家中药药材厂,也被引进,在这里的工作环节就是药材包装。“不过这家企业并不是有合作关系,因为凡要进嘴里的东西都是不允许在劳教所生产的。”
这两家小企业进入“司联创业基地”之后,已经招收了近百名石联村的村民,每人月底薪950元加绩效提成。等完全运转起来之后,可以解决250人的就业,每年人均可增收1.2万到1.5万元,集体经济收益约为10万元。
“起初这附近的村民还反对,担心建厂有污染,我们做工作、解释了很久。建好以后,大家都很高兴,争相报名来打这一份家门口的工。”范桂芳说。他们也准备帮人帮到底,把邹玉池已经成年的侄子介绍到这里来干活,这样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以“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另一个重要的“造血”项目,是淮山种植基地。广州市戒毒劳教所也投资了30万元,租用了村集体12亩荒废坡地,帮石联村开垦出一片淮山种植园,每个季度每亩的纯利润可达到6000至7000元,每年可为石联村增加10万元集体经济收益。
“造血”工程之外,石联村的帮扶规划里,还有涉及到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项目,比如帮村里修建排水沟、垃圾池,为贫困学生提供帮助等等,需要在两年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完成。
“这一次对口扶贫是历来最大力度和最严格的一次。到最后要验收,不脱贫不脱钩,如果达不到要求,我们就走不了。”叶建洪笑着说。
脱贫方案“一户一规划”
在2010年6月全广东省的一次扶贫工作现场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富的人看不起穷的人,穷的人仇视富的人,贫富之间的对立情绪将严重影响一个地方的长治久安。通过对口帮扶,贫富地区增进了沟通,大家在感情上有所融洽,对社会风气的改善,对社会的和谐都会有好处。”
他还提到,扶贫开发和培养锻炼干部结合起来。特别是机关新进的大学生和新提拔的干部,通过挂扶下到基层,加深对国情省情和基层的了解。
广州市驻从化扶贫工作队的党小组书记黄卫平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单位这一条线的扶贫,动力和执行力基本都很充足。从化进入扶贫范围的四个镇---鳌头、吕田、温泉、良口,一共有64个扶贫项目已经进入了状态。不仅有萝岗区、荔湾区、海珠区、黄埔区几家区政府对口镇一级的大项目帮扶,也有广州市各机关部门及下属企事业单位对口村一级的帮扶项目,176名驻村干部深入一线与农民们“三同”,帮助每一户帮扶对象脱贫成为了必须考核的硬性指标。
每村每户因为实际条件不一样,帮扶单位的资源、特点不一样,所以帮扶手段千差万别,八仙过海,白猫黑猫,各种各样的创意都有。从已经践行的诸多方案来看,实际上,并不一定要搞太大的动作,就可以使最需要帮助的贫困农民和贫困村得到很实际的支援,而且还超额完成了扶贫任务。
比如说,广州市港务局发动辖区港航企业、局属各单位,筹集了230万元买了一艘长54.87米、型宽11.80米、载货量1247吨、主机功率438千瓦的船送给对口帮扶的沙迳村。又协助沙迳村委出租这条船,每年27万元的租金收益使得该村一举脱贫。
还比如说作为国企上市公司的珠江啤酒集团,帮扶项目之一是签订长期协议,将每个月酿啤酒产生的啤酒糟,拿出100吨供应给帮扶的岭南村,再由岭南村卖给从化养殖大户,用作牛、猪、鸡、鱼等动物的饲料。岭南村每年可从中赚取“代理销售”费17万元左右。
除了这些一举拉动村集体经济的项目以外,扶贫任务还涉及方方面面的细节。每个驻村干部都必须单家独户地为贫困户拟定“一户一规划”的脱贫方案,也要对一个村进行基础设施的、思想观念的、文化的全方位的帮扶,这些任务虽然开销不算大,但工作量繁杂庞大,对帮扶单位和扶贫干部来说是相当大的系统工程。而从村到镇到区到市,都有一整套进入网络的记录、把关和考核体系,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基于此,多位参与扶贫的广州市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这一次“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工作,不仅是广州市“十项民生实事”中投入最大的首要工程,也是迄今为止扶贫开发工作中力度最大、动静最大的一次。
最大难点是用地矛盾
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些扶贫干部讨论到:入村入户细入“末梢”的扶贫开发尚且需要思想的沟通,观念的碰撞,那些大处着眼,整体动手术的扶贫规划就更是不容易。尤其是广州各区政府在镇一级层面上的扶贫项目,需要协调各方面利益,需要处理的问题矛盾更多,遇到的阻力也更大。
要让一个相对落后的乡镇在两年内完成5到10年的发展目标,即便是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也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
广州市政府派驻从化扶贫工作队的蔡国平告诉本刊记者,扶贫工作整体顺利,最大的困难点就是用地的矛盾。土地的缺口大,许多项目都有计划,但是因为用地规划、指标等限制落不了地。
即便是从规划上已经可以落地的项目,拆迁、征地等问题,也是一如既往地棘手。
广州市萝岗区对口帮扶鳌头镇工作组的副组长李连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鳌头镇是广州的中心镇,但是因为地处广州北部生态屏障地区,长期以来发展受限,61个村子有59个是贫困村,扶贫任务相当艰巨,成为了萝岗区政府今年的1号重头任务。
他对本刊记者说:“按照广州市的要求,萝岗区拿出地方财政的1%也就是大约2亿元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鳌头镇绝佳的地理优势,我们很有信心将它打造成具岭南文化特色的中心镇,纳入广州市的空港经济圈。两年以后,这里将会脱胎换骨,彻底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
按照萝岗区的计划,首批民生工程——中心医院改扩建、355省道两侧建筑环境整治和路面改造工程、前进路商业街改造工程和中塘样板村建设已经在全力推进过程中,其中有的在今年9月就能完成。
但是,第二批项目——鳌头镇中心客运站、黄罗河河涌整治工程、鳌头镇文化中心广场项目则因征地拆迁问题受阻,不能如期推进。
黄罗河尚未同意拆迁的几位商铺业主对扶贫工程中包括镇区外观改造表示不理解,他们认为这属于“面子工程”,并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最核心的矛盾在于,他们认为拆迁的补偿款不足以弥补他们的损失,也对自己未来的生意担忧。
一位维权业主代表告诉本刊记者说:“扶贫不能越扶越贫,你们来帮我们,却要拆掉我们的房子,中断我们的经营生计,我们不愿接受。”
对于这一类矛盾,一些扶贫干部也向本刊记者表达了他们的反思和看法。有人对拆迁户的利益诉求表示绝对的理解,也有人认为民生工程不能算作是“面子工程”。他们基本能达成共识的意见是:扶贫的初衷是要缩小贫富悬殊,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和谐,如何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并不产生新的矛盾,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又一个课题。
地产扶贫众生相
一些地产商当着市委书记的面,拍着胸脯承诺,一定给力。但他们各自是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打算,是并不情愿?政治投资?还是另有所图?就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的表现的确各有千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广州报道
“之前的新闻通稿都准备好了,说是计划1.2亿元投资,但是启动仪式上,突然自己改口说成是8000万。几个月下来,也没见任何实质性的投入,却向地方政府提了很多关于土地的条件。这样算什么扶贫?”
“六星级的酒店,究竟算是扶贫项目,还是经营项目,‘大盘’模式的旧村改造会不会连土地招拍挂手续也规避掉?”
“有的企业跟我们说:‘我们是上市公司,投资需要有回报,需要跟股民交代’,但是,其他有的企业也是上市公司,为什么在作出同样的承诺之后就能够很积极地投入,并且不提回报地兑现?”
在广州市、从化市乃至“双到”扶贫开发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的一些乡镇,本刊记者听到有各级官员发出的这样一些质疑。
2011年3月,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约谈了一批对广州市的开发作出贡献同时也从广州获取了大量发展空间的地产商,希望这些有经济实力也有技术条件的企业能和政府一起,投身“十项民生”中最重要的扶贫计划。而这一次,只说“回报社会”,不带地产开发。
据了解当日情况的官员向本刊记者透露,地产商们当着市委书记的面,都拍着胸脯承诺,一定给力。但他们各自是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打算,是并不情愿?政治投资?还是另有所图?就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的表现的确各有千秋。
雅居乐“一定要先开发再扶贫”
2011年5月26日上午,在从化市鳌头镇中心医院广场上,广州市开发区(萝岗区)和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对口帮扶鳌头镇的启动仪式在一片锣鼓礼炮声中开始。
雅居乐董事会主席陈卓林在致辞时表示:雅居乐秉承“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发展理念和“远见、心建、共建未来”的企业精神,一直以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参与各项公益事业,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此次积极响应广州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参与了对广州市北部山区的对口帮扶工作。重点在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房等公共服务设施方面进行对口帮扶,将为推动广州北部山区镇的发展、建设幸福广州做出贡献。
根据雅居乐公司网站公布的信息,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开发区(萝岗区)确定帮扶从化市鳌头镇后,其高层先后多次到鳌头镇调研考察,并聘请美国的规划公司进行勘察设计,提出了以旧城区改造为切入点的计划。
在从化市“双到”扶贫开发办公室墙上的进度表里,确认给雅居乐的扶贫项目,还只有几所中小学和龙潭医院的改造工程。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这几个项目都不存在立项、用地等方面的障碍,但迄今为止,雅居乐还没有报方案过来。
该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之前跟张广宁书记说好的明明就是扶贫不带功利性,结果现在他们一定要说先开发再扶贫⋯⋯”
实际上,近年来,雅居乐在从化已经占领了不少先机。2007年,雅居乐拿下了从化市中心城区流溪河畔近500亩优质地块,打造了被称作从化第一豪宅社区的雅居乐滨江花园。本刊记者在从化市各房屋租售中介处了解到,滨江花园是目前从化最高档的楼盘,二手房售价均价也在9000元以上,高出城区其他房源1000元以上。
2009年9月29日,雅居乐通过挂牌的方式,以13.1亿元拿下街口沙贝村一片约44万平方米的土地。折合楼面地价3018元/平方米,成为从化的“地王”。
广州市的一位干部告诉本刊记者,雅居乐看中了鳌头镇已经开发的楼盘翡翠城附近一块地,尽管是领导请来帮忙扶贫的客人,可从化市政府还并没有答应给他。
2011年8月29日,本刊记者来到雅居乐位于滨江花园的办公室,提出就扶贫的问题进行采访,其项目公司的总经办秘书告知项目负责人在开会,并答应转达采访请求。9月2日,本刊再度通过从化市扶贫开发办转发罗列具体问题的采访函,仍未有回复。9月5日,本刊记者再次来到雅居乐公司,被告知采访函已经于9月2日提交给了总公司的领导,但是领导还没有任何可以接受采访的指示,所以不方便透露任何信息。
截至本刊记者发稿,仍未收到雅居乐公司的任何回复。
在具体的工作中,参与扶贫工作的干部们发现,虽说是回报社会,但地产商并不都是活雷锋。尽管如此,也有地产商被好几位扶贫干部向本刊推介,是“说到做到”“回报社会不提条件”的。
星河湾“没有给扶贫附带任何条件”
年初在与广州市领导座谈的时候,星河湾承诺了将投资2亿元来支持北部山区的扶贫。这两个亿的投资最终敲定为1.19亿元的吕田镇狮象村新农村建设,以及8100万元在良口镇的国道改造、农贸市场改造等工程。
广州市派驻从化工作组的党小组书记黄卫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星河湾的老板专门派出了工程部的一个副总,全力打造狮象的样板村,投资全部是无偿捐献给村民。他们的老板对于扶贫工作有很多创意和想法,在公益事业的投入上显得义无反顾,没有给扶贫附带任何的要求、条件。”
实际上,在对口帮扶从化四镇的五家地产企业里,星河湾是最早进入实质性投资,也是唯一的一家建设工程项目已经在动工的。
从化市扶贫开发办主任朱仁和亦向本刊记者表示,星河湾是到目前为止做得最好的地产商。
在狮象新村的工地上,本刊记者看到整个项目的规划图纸,原来所有的自然村都被重新规划,集中建为“上片”“中片”“下片”三块。新建建筑一共四种户型584套房子,面积从88平米到170平米不等。上片和下片有村民的活动中心,中片有社区办公和幼儿园等。
上片的新区已经初具规模,大约在年底之前就能够入住。
新房虽然是免费赠送,但还是折算成钱来分配,1000块钱1平米。换新房的时候,每户补4万元,每户每人加补2万元,而拆原有的房子,砖混结构的每平米补600元。
狮象村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原来的房子基本已经拆掉了,现在大家要么住在临时的板房里,要么借住亲戚家。接受采访的村民多数都表示从家庭人数和原有住宅面积换算下来,自己家选择的新房子不会再多贴多少钱,如果人多,选的户型又小的话,甚至还有得赚钱。也有一部分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为了顾全统一的规划,他们刚刚新建不久的房子也被拆掉了,非常可惜,这样算下来,就会倒贴。
不过他们觉得还比较满意的是,整个新农村改造,没有占用农田和其他集体用地,重新规划后富余出来的一些宅基地也新建了球场、幼儿园等公益设施。
他们告诉本刊记者,开发商之前有提到在新村建好之后,要发展这里的旅游产业,但是具体今后会怎样做,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狮象村是距离国道比较远的一个山村,比起温泉镇的那些村子来,旅游资源显得不足。周边都是农田、山地,没有更多的集体经济项目,是一个相对偏僻的贫困村。
根据星河湾的计划,1.19亿元的捐建款中,除了8000万到9000万元用作建新村之外,还有3000万至4000万元留作经济发展基金,将用于发展本地畜禽养殖、菜圃种植及旅游业等等。
珠江投资的“五个一”和“七个一”
虽然都是承诺2个亿的投资,比起星河湾来说,对口帮扶温泉镇的珠江投资更显“大手笔”。海珠区的扶贫干部告诉本刊记者,如果要按照珠江投资的设计意愿来的话,这些大项目大工程,远远不止花费这点钱,也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扶贫项目”。
温泉镇与其他几个镇有所不同,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已经享誉良久。早在41年前的春天,就有一位中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到这里泡温泉,并写下了一篇几十年来长留初中语文教材的名作:《荔枝蜜》。
温泉镇的旅游地产开发也已经持续了多年,方圆、富力、家化置业等地产大腕早已抢滩,从平地、河谷地到山坡,到处都被地产项目覆盖。
而比起珠江投资的扶贫开发计划书,这些项目至少从规模上都略显小气。
珠江投资的规划分成“五个一”和“七个一”两部分。首先,是沙岗社“五个一”项目,包括了珠江温泉大桥、珠江温泉大桥交通环岛、珠江温泉广场、珠江温泉度假酒店(六星级),以及温泉新牌坊。
龙岗墟“七个一”项目,包括温泉镇务服务中心、温泉镇中心医院、温泉新镇区农产品商贸中心、温泉镇客运中心、温泉镇中心幼儿园、温泉镇文化中心、温泉新镇区安置工程。这个项目包含了旧城镇的整体规划改造,涉及到7个村,3215户,13419人,规划红线内总面积19215.12亩,现有建设用地规模1392.26亩,规划扩展区用地248.94亩。
根据广州市海珠区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在2011年5月26日,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温泉镇扶贫开发启动仪式之前,参观了海珠区和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口帮扶开发项目规划的展板,对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与海珠区共同帮扶温泉镇建设珠江温泉大桥、政务中心、医院、文化中心、敬老院、农产品商贸中心等一批项目的善举表示赞赏。
从当时的资料看,张广宁称赞的“帮扶项目”里还没有包含六星级酒店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等工程。
广州市的几位扶贫干部告诉本刊记者,所有扶贫项目上报以后,都还要做可行性分析,未必就能落地。而对于珠江投资的这些规划,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医院的改建工程已经立项,还有一个投资2550万的珠江大桥在做方案。目前首要的任务,是非经营性质的民生工程,所以官方到目前为止认可的应该是马上实施的“扶贫项目”,并不包括六星级酒店等等。
“六星级的酒店,究竟算是扶贫项目,还是经营项目,‘大盘’模式的旧村改造会不会连土地招拍挂手续也规避掉?这些都值得商榷。”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坐落于旅游区各大楼盘之间的河岸,作为原生态山村硕果仅存的温泉镇沙岗村里,“消息灵通”又“经验丰富”的村民们已经开始了热火朝天的“抢建”。村民黄某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听说了珠江投资看上了我们这片地,这几年之内就会征用,所以几乎全村人都开始加盖房屋,等待拆迁的时候加码。”
珠江投资的“大手笔”开发思路在从化就有一个践行的样本---位于太平镇,包括珠江国际城、东方夏湾拿等在内的“珠江城”。该项目的销售代表告诉本刊记者,珠江城是与从化市政府签订协议联手打造的项目,居住城部分,全是纯别墅,容积率为0.4,除此之外,即将建设的还有领先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的“医疗城”,顶级名校教育综合体的“教育城”,以及计划在3到5年内建成的标准18洞高尔夫的“健康城”⋯⋯而这些大约一万多亩的地,目前还是农村,正在开展征地工作。
整个“珠江城”占地面积2万多亩,按照销售代表的说法,这是全从化最大的地产项目,于2010年与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获得了提供用地保障的承诺。目前销售别墅的珠江国际城和东方夏湾拿一共占地4000亩,用地手续是几年前就已经办下来的。
在采访中,也听到了这样的疑问,珠江国际究竟是在扶贫工作中秉持了“大手笔”的思路和作风,还是在扶贫时也搭点“顺风车”做地产开发?
“这就不得而知,”广州市的一位扶贫干部告诉本刊记者,“不过,企业对利润有需求,做事考虑成本和回报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如果企业的眼光能够放得更长远一些,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你做好了以后,自然会获得公信力的提升,一个地方政府和民众对你的认可,自然也就会有所回报。”
一个驻村干部的工作日记
“扶贫开发工作中,我们付出了各方面的艰辛和努力,但是我们也获得很多东西,获得快乐、获得友谊、获得能力、获得经验等,是我们人生阅历中主要的一笔。”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广州从化报道
如果站在文艺批评的角度,刘佳强的“诗歌”实在算不上是诗歌。他的创作基本上就是把会议纪要一样的文字配上感叹词分行排列出来,很难判断究竟是学生腔,还是文件体。
就像这类:
解决住房难问题,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
走访慰问贫困户,带去政府关怀,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容村貌,
发展村集体经济,增强造血功能,
这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晶啊!
⋯⋯
尽管文学功底不算深厚,但是学生会主席出身,当过广州市优秀青年团干部的热血青年刘佳强,却总是在奋笔疾书,激情洋溢地写作,并且敢于把他的诗歌、散文、“三句半”等等作品发表到印数400份,抄送广州市各扶贫单位的《扶贫简报》上。
在跟结对帮扶的贫困户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时常也扭转不过来这种语言风格,冒出一句:“我们尽力帮忙,你们也要克服‘等靠要’思想⋯⋯”听得老农一愣一愣的。
这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是国企上市公司、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派驻从化市鳌头镇岭南村的扶贫干部。
从2011年3月8日到现在,他已经当了半年“知青”。
“80后”的写作狂
刘佳强,生于1982年,自小在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进入珠江啤酒集团做企业内部的宣传工作。
他有着澎湃的文字热情,每天,都要把自己的工作情况、新闻新知、心情感受记录下来,就随手写在手机上,还配上当天的照片。少则几百字,多则上千字,记录着自己扶贫生活的点点滴滴和成长历程。
作为一名知识青年,他也乐于帮岭南村年少时没好好学习的村干部写一些文书纪要;作为一名意气风发的扶贫干部,他更是义务承担了整个广州派驻从化扶贫开发工作队的简报编辑工作。每周花两个夜晚编辑修改几十页的《工作简报》。
每期十多篇的简报文章,多是来自于四个乡镇各扶贫单位干部的报告总结、心得体会或者文艺创作。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写的东西真的很难改,文字都不通顺,编得我很吃力。”刘佳强骄傲地对本刊记者说,“但是几十期编下来,我现在手起刀落,已经能很麻利了。一本刊物很快就能编好!”
除了编全工作队的简报,他自己还一月一次连采编带写作地出一份岭南村驻村扶贫工作的简报。记者、编辑、美编、校对、责编全是他一个人。内容分门别类,基本是对口扶贫工作中的标志性事件、重要的成果、收获以及自己的思想汇报、文艺创作⋯⋯
从化“双到”工作的大事记,在他精心的编撰下一本一本成册。同时,一个年轻驻村干部的成长历程,在这些文字之间,也点点滴滴地浮现。
“难忘三月八,难忘的是今天我们踏进从化的一片净土,176名精兵强将风尘仆仆,光荣地前行着,但我们心中多多少少有一丝茫然,我们要成为一名驻村干部了!”
“跟随村干部到每个贫困户家进行走访和慰问,将政府开展扶贫开发的目的和意义告之贫困户,让他们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在走访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贫困户眼中看出一种发自内心脱贫的需求和渴望,也可以看出农民身上的朴实气质,他们不是甘贫困、怕吃苦,而是怕没有出路,没有平台。”
“8月份,一共走访慰问了25户贫困户家庭,根据贫困户发展意愿,制定详细的‘一户一策’帮扶办法和措施,涉及就业帮扶、养殖种植帮扶、医疗帮扶、学业帮扶、政府救助、危房改造等等方面。”
“扶贫开发工作中,我们付出了各方面的艰辛和努力,但是我们也获得很多东西,获得快乐、获得友谊、获得能力、获得经验等,是我们人生阅历中主要的一笔。”
⋯⋯
68份脱贫方案
根据广州市“双到”扶贫的任务要求,刘佳强需要代表珠江啤酒集团,对岭南村68户贫困户进行摸底,并且将他们的家庭情况、贫困原因等整理备案,并基于此,拟定和汇报每一户的具体帮扶方案。
这对他而言,是一次很好的社会研究实践。因为有组织作为后盾,刘佳强拟定出来的帮扶计划并不算太难,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利用自家的捷径。
贫困户有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总能找到帮忙的方法:
57岁的水泥工张浩明,因为太穷,7年前,老婆丢下他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跟人跑了。他一人靠每月一千块的工钱供两个孩子吃饭、读书,到现在已经是家徒四壁,自己也逐渐衰老。所幸,大儿子已经19岁,可以工作了。今年珠啤集团对他家的帮扶计划,就是将他的儿子推荐到旗下的珠江啤酒从化分公司去上班,工资2800一个月,年收入3万多,马上实现“就业一人,脱贫一家”。
48岁的张煜祥,情况跟张浩明有所类似,他也是一个建筑工人,2005年的时候老婆因病去世,留下他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现在都还在上小学。家里还有个83岁的老母亲,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因为张煜祥曾经有过养殖经验,珠啤集团对他的帮扶计划就是帮他买猪苗,让他重新开始养殖以增加收入。因为小孩也大些了,在家里也可以帮个手。
真正帮扶起来比较困难的,是那些几乎没有劳动能力,又不够低保标准的村民。比如说三级听力残障人士张卫权,一直跟老母亲一起挤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住,没有低保补贴,也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业。对于这一类帮扶对象,他们目前只能采取慰问补贴,帮忙买保险之类的帮扶手段。
而对于整个村集体,他们计划了啤酒糟销售项目等可以长期增加村集体经济的项目。对于一些困难较大的贫困户,可以帮他们入股村集体经济分红,这样来解决长期的生活来源问题。
在初到岭南的半个多月里,刘佳强从早到晚,以每天跑四五户的速度,做完了68户贫困户的摸底和登记工作。
岭南的机耕道、荔枝林,他都已经走遍,雷厉风行风雨无阻,唯独到晚上的时候,会害怕四处行踪不定随时可能窜出来挡住来路的大土狗。如果手上没有带棍子,他会被吓得腿发软。
刘佳强告诉本刊记者,跟他一起来的驻村干部,有很多人初到的时候,都不习惯。但是他因为生于农村,感觉就跟回家一样,很快能够适应。并且因为能够像做志愿者一样亲手帮助很多人,相当的骄傲和有成就感。所以那些诗句,全都是有感而发。
他每次跟本刊记者讲起岭南,都很自然地用“我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