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玉兴8号"
10月5日，运油船"玉兴8号"遭劫持，它再不能如期抵达彼岸。船上七名中国人，至少有六人已被刽子手残忍地夺去性命。他们在湄公河上运货谋生的普通生活，被几声枪响突然打断。留在他们身后的亲人，悲伤无尽，幸福渐远
法治周末(微博)记者 朱雨晨 发自 云南西双版纳
10月4日11时许，老挝梭累港，“玉兴8号”货船收缆、起锚，朝湄公河下游驶去。
启航前，船长杨德毅，这个平日有些内向的中国汉子，却一如既往地给远在云南老家的妻子文代先打电话，嘱咐她照顾好自己。
杨德毅的儿子杨植炜，刚上船当水手两个多月，因自己能挣钱了，也在电话中高兴地嘱咐妈妈“不要节约，吃点好吃的”。
丈夫和儿子的嘱咐，让电话另一头的文代先感觉心里暖洋洋的，幸福满溢。
可她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些嘱咐却成了丈夫和儿子的最后遗言。
第二天，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玉兴8号”被劫持。文代先的儿子杨植炜不幸遇难，一起遇难的还有5名中国船员，而文代先的丈夫杨德毅至今下落不明。
“失踪”船长和倔强儿子
噩耗传来，文代先顷刻间感觉“天塌了”。一夜之间，她不仅失去了儿子，丈夫下落不明，还失去了弟弟文代洪。
“我们这一家是最惨的。”10月12日晚，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某宾馆，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一脸憔悴的文代先未语泪先流，悲痛难抑。
虽然希望渺茫，但文代先一直心存侥幸，希望丈夫杨德毅还活着。
今年36岁的杨德毅，来自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会仪镇和平村。他在家中排行老三，码头上人称“杨三”，上年纪的人甚至还称呼他“杨三娃儿”。
在江边长大、自小便熟悉水性的杨德毅，打16岁起，就在金沙江上跑船。1997年，他来到西双版纳，开始了“澜沧江之旅”。
彼时的“澜沧江-湄公河”航道开发已有六七年，在这条航道上跑船，因航道凶险，收入要比其他内河航道高出许多，做水手月收入就有2000元左右。
杨德毅在澜沧江上一跑就是三年，直到2000年才第一次回家。到家时，竟然认不出女儿，直到女儿脆生生地喊他“爸爸”，他才反应过来。
“家里只有八分地，没得办法才出来跑生活的。”回忆起丈夫的往事，文代先心情低落，几度落泪。
杨德毅和文代先，俩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早结婚后，杨德毅一直对文代先呵护有加。
文代先患有脑血栓，身体一直不太好，天天吃药，干不了太重的农活。杨德毅便成了家中的顶梁柱。
那时候从水手到船长，要经过多次考核：需要两年的水手生涯，才能报考二副；有三年的二副工作经验，才能报考大副；大副要工作三年，才可以报考船长。
跑船的生活，单调、枯燥。老船长往往会对想学驾驶的水手说：“先学吃喝嫖赌，再学偷腾忍让(记者注：扳舵的技巧)。”
但杨德毅几乎是个特例。在同行的印象中，他基本上不喝酒，偶尔抽点烟。除了留下点生活费和烟钱，他把收入全部寄给了妻子。
想起生死未卜的丈夫，文代先有件事情很后悔，她说：“我们结婚时没有办喜酒，也没有拍婚纱照，如今儿女都长大了，我一直跟他说拍张全家福，他总是说下次下次。恐怕再也没机会了。而且现在儿子没了，他也下落不明，我咋个活？”
同样让文代先很后悔的事情是，自己没有坚决阻止儿子杨植炜上船。
今年18岁的杨植炜，喜欢画画。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中专，读计算机数控专业。读了一年多，杨植炜不想读了。
“他说毕业了出来还不是一样要打工，还不如早点出来。”文代先说，她了解儿子，脾气犟，决定了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改变，也就没有再勉强他。
杨植炜辍学后，去外面找了几份工作，都干不习惯。后来到了船上，跟着父亲杨德毅跑船，很快就喜欢上了这种生活。
在爷爷、奶奶眼里，杨植炜是个活泼、懂事的孩子。
拿了第一个月工资后，杨植炜就在电话里嚷着要汇钱给爷爷、奶奶，还表示明年要考大副，要向老爸杨德毅学习，以后也要当船长。
如今，一切戛然而止。文代先的全家福，杨植炜的船长梦，在“玉兴8号”遭遇飞来横祸时，全都破了、碎了……
耿直的“倒三角”大副
文代先同样伤心的事情是，她的弟弟文代洪也遭遇了“玉兴8号”的劫难。
文代洪是“玉兴8号”的大副，也就是船长的助手，主要职责为掌舵。得知他出事的消息后，他的妻子天天以泪洗面，几欲轻生。
记者注意到，一连几天，每次吃饭时，她都在饭桌前呆坐着，眼里含泪，其他的家属多多少少吃一点，她却久久没有动筷子。
“咋个吃得下去哟。看到他喜欢吃的菜就会伤心；想起他吃饭的样子也会伤心。坐在这里吃饭，想到他在异国他乡的凄惨样子，就是连一口水也难以下咽。”
10月12日，文代洪的妻子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如果不是牵挂一岁多的女儿，她真的不想活了。
今年32岁的文代洪，和妻子结婚已有九年。
婚后，为了多赚点钱，夫妻俩决定先不要小孩，双双在外面打工。
几年前，在五姐夫杨德毅的影响下，文代洪跑过船，担任过大副。一段时间后，给别人打工还不如自己创业的念头油然而生。
在了解到一个养殖山鸡的项目后，文代洪就到福建考察学习，并买了200多只雏鸡回家饲养。
在老家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会仪镇和平村，他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养鸡大王。
然而，由于经济条件和经验有限，两年后，项目流产，文代洪不得不再次外出，到昆明一家具厂打工。
一名非常赏识文代洪的船老板得知此事后，觉得他太过屈才，便邀他再次上船。为补贴家用，文代洪接受了邀请。
在关累港码头，船员们亲切地叫文代洪“倒三角”，称赞他“长得壮、结实、帅”。
在船员们的印象中，文代洪为人耿直、勤劳、肯干，却也是船员的另类———烟酒不沾。但这不妨碍他和船员们交往，许多老船员和他都是忘年交。
去年8月，女儿文潇婵出生。至今，文代洪只见过女儿两次。
一次是出生时，一次是今年春节。
女儿一天天长大，7个月就开始学走路，不到一周岁就牙牙学语。文代洪思女心切更甚。近两个月，文代洪频频打电话，想回家看女儿。
9月18日，女儿在电话那头，奶声奶气地喊了几声“爸爸”，更是勾起文代洪的思女心切，恨不得立刻就回家。
谁曾想，女儿这一喊，竟是永别。
“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没能当面听到女儿喊他一声‘爸爸’。”说话时，文代洪的妻子眼角泛红。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的小潇婵，静静地伏在妈妈背上，时而不安分地扭动身子，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看着屋里的每一个，满是好奇。
“被保险遗忘”的轮机长
和文代洪、杨德毅一样，“玉兴8号”轮机长王贵超也来自云南省绥江县会仪镇和平村。
10月12日，在“玉兴8号”的保险赔偿会现场，王贵超被发现没上保险。得知这个坏消息，王贵超的妻子杨多旭立即瘫倒在地，号啕大哭。
“我担不起这个家，我咋个办啊！”杨多旭哭得很凄凉，其他家属也纷纷落泪。
“我爸爸是老员工，一直跟着船东干，他们平时称兄道弟的，怎么买保险的时候就把他给忘了呢？”王贵超的大女儿王利娜很气愤。
既是船东也是遇害者家属的何熙伦没有太多解释，只是对王贵超家属说：“我去偷去抢，也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但船东这样一个口说无凭的保证，无法消除家属的愤怒。
今年45岁的王贵超，是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会仪镇和平村人，家中的独子，在澜沧江上跑船有19年了。
那时候，“澜沧江-湄公河”刚刚开发，需要技术人才，已是大管轮(记者注：现在的轮机员)的王贵超应邀到了这里，一晃就是19年。
其间，经历过国有航运公司的倒闭，私人商船的崛起，王贵超处变不惊，一直在轮机长的职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
在王利娜的记忆中，父亲做事讲道理，对什么事情都看得开，对家人尤其关怀备至。
王贵超有两女一儿，虽然长年不在儿女们身边，但儿女们却不缺乏他的关爱。他用自己的方式，让孩子们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爱。
那时候没有电话，每逢孩子过生日，他就会给他们寄生日卡或礼物。“我们家在农村，生日卡是相当罕见的，村里的小朋友们都很羡慕我们。”
后来有了电话，王贵超更是不惜花电话费，时时和儿女们联系，报平安、谈心。
回忆起父亲的点点滴滴，王利娜数度流泪。
“爸爸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出来跑船是不得已而为之。”王利娜说，弟弟在上大学，奶奶体弱多病，爸爸出来跑船后不久，妈妈杨多旭也跟着到了澜沧江，在别的船上当炊事员。
今年以来，金三角地带频频发生抢匪上船抢劫中国商船的货物。杨多旭还曾和丈夫商量，等儿子大学毕业，他俩就不再跑船了，攒点钱回老家过安稳的日子，在老家盖栋新房。
10月5日事发当天，杨多旭所在的货船“广谊号”，曾在老挝、缅甸水域唐奥与王贵超所在的“玉兴8号”相会，擦肩而过。
这一擦肩竟成了天人永别；而想盖个新房子、过安稳生活的愿望，竟也变成了奢望。
“奶奶80岁了，一直在生病，打点滴，小妹一个人在家照顾她，我们都不敢告诉奶奶。”王利娜担心奶奶经不起打击，担心小妹一个人在家扛不住……
跑船不久的何熙行夫妻
同样扛不住的，还有“玉兴8号”船东何熙伦。10月11日晚，他病倒了。
这一天，有消息证实，他的哥哥、遇害船员何熙行的遗体已经找到。
身为船东，从10月5日“玉兴8号”遇难以来，他一直忙于接待、安抚家属。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好。
而同是遇难者家属，当哥哥何熙行已经死亡的消息被证实时，他扛不住了。
满脸憔悴的他，躺在床上，目光散乱，不言不语。
何熙伦，原是四川省屏山县书楼镇庙坝村人。16岁就在澜沧江上跑船。和许多水手一样，聪明灵活的他学会了驾驶技术，考了个大副。
在有了一定的积蓄后，便和隔壁村的郭志强搭伙买了货船。生意做得渐有起色后，哥哥何熙行才入股。
入股后，何熙行和妻子陈国英双双到澜沧江上跑船。
何熙行夫妻跑船的时间并不长，码头上的船员对他们不太熟悉。只是听说，夫妻俩原来在家中种地、卖菜，供一对儿女上大学。
惨案发生后，何熙行的一对儿女分别从读书所在地贵州省遵义市和海南省琼州市，赶赴西双版纳。
兄妹俩长相清秀，都带着近视眼镜。见到叔叔何熙伦后，痛哭失声。
此后的几天，兄妹俩常常呆在一起，参加家属们的所有活动，但几乎不说话。
兄妹俩走着走着，就会停下来掉眼泪。其他家属看在眼里，更是揪心。
在记者面前，哥哥本想说点什么，在妹妹的示意下，便不再言语。
在人群中，同样话语不多的还有遇害者曾保成的弟弟。
曾保成，和何熙行夫妇一样，来自四川省屏山县。他家里有位60岁的母亲，患有风湿骨痛病。还有一个9岁的儿子。今年上半年，他刚刚和妻子离婚。
“我哥哥不会贩毒的。他那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曾保成的弟弟说，哥哥为了讨生活才出来跑船，已经有10多年。
在他看来，曾保成是一个顾家、有责任感的人。“每年回家，他都会带很多东西，有国外的百货和水果，每次都叮嘱老人保重身体。”
两兄弟感情也很好，曾保成回家时总会和弟弟喝上几杯，聊上几次。“哥哥上次回来给我买的好酒还没来得及和他喝上几杯。”他感叹道。
更没想到的是，曾保成嘱咐他帮忙照顾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成了最后的遗嘱。
“玉兴8号”折戟湄公河
曾保成、何熙行、陈国英、王贵超、文代洪、杨植炜、杨德毅，原来都跟着船东何熙伦谋生。今年2月，这七名来自云南和四川农村的中国人，陆续登上“玉兴8号”，成为这艘运油船的一分子。
这次聚首缘自何熙伦对“玉兴8号”的收购。今年2月16日，他从中国人谢林手中买下中国思茅籍商船“盛达号”，这艘商船于2000年9月8日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港建造完成。
此次易主之后，何熙伦不仅将船号改为“玉兴8号”，还将商船注册为缅甸籍。据知情人“源丰号”大副李国林介绍，注册为缅甸籍在通关和税收方面，都更加便利。
李国林还透露，“玉兴8号”本是普通货船，今年5月被改为油船，专门运输燃油、柴油。
经过改造后的“玉兴8号”，与其他货船最大的不同就是前驾驶。“这很可能是澜沧江上唯一一条前驾驶的货船。隔很远就能认出来。”
10月4日，在老挝梭累港，“源丰号”曾停靠在与“玉兴8号”相隔500米远的码头。
当天，目送“玉兴8号”起航一个半小时候后，“源丰号”收揽、起锚，启程回国。
第二天，“源丰号”还没有到达中国关累港码头，就听说“玉兴8号”出事了。
事发当天上午9：30左右，中国货船“华鑫6号”下行至湄公河孟喜岛岛口时，曾看见“玉兴8号”和“华平号”停靠在孟喜岛口缅甸边。
据目击者称，此时的“玉兴8号”和“华平号”已经被劫持。
中午12时许，“玉兴8号”和“华平号”出事了的消息迅速在船员中传开。传来的消息说，两条船上空无一人，到处是弹痕和血迹。
“当时我们完全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峻。”中国货船“中盛号”大副林唐江说。事发当天，“中盛号”正在关累码头装货。
林唐江说，按照航程安排，10月3日，本来要装货物的是“中盛号”，后因机器出故障，修船修了几天，换由“华平号”装货。
10月5日，“华平号”、“玉兴8号”被劫持后，唯一的呼救发自“玉兴8号”。
那天中午1时许，“玉兴8号”船长杨德毅，用大功率对讲机疾呼：“我在泰国的吊车码头，赶快报案，赶快叫救护车，有人受伤。”
从那以后，杨德毅再无音讯。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他的同伴曾保成、何熙行、陈国英、王贵超、文代洪、杨植炜，永别人世。
来源：法治周末
"江匪"横行湄公河
“10·5”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国派员赴泰国调查，真相仍未明朗。不过，澜沧江“江匪”横行的形势已经清晰。这个“梦魇”让昔日的黄金水道湄公河渐渐褪去金色
法治周末记者 朱雨晨 发自云南西双版纳
10月17日，中泰两国调查人员，首次共同前往10月5日中国船只在湄公河遇袭的事发水域。本月5日，两艘货船遭不明武装人员袭击，导致12名中国船员遇难、1人失踪。
前往事发水域的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由外交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组成，他们在泰国警察总署副总监披西等中泰官员陪同下，对事发地进行了勘察。
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相信，中国船员遇袭身亡的真相会慢慢接近。不过，湄公河这条黄金水道的安全形势依然不明。
《法治周末》记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调查获知，大约从2008年起，“江匪”就已经开始横行湄公河。
中国专家赴泰调查
10月15日，也就是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金三角地带遇袭后的第十天，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抵达泰国清莱府。当晚，中国公安部刑侦专家与泰方一同连夜开始对遇难者进行尸检。
第二天，双方开始对遇袭船只进行首次共同现场勘查。10月17日对事发水域的勘察，是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的第三项调查。
每项调查都为了一个目标，查清袭击事件的真凶。这也是遭受劫难的13名中国船员所有家属的愿望。
10月13日7时左右，29名船员家属结束数日焦急的等待，踏上赴泰的旅途。12个小时的奔波之后，他们抵达泰国清盛港。
很快，亲属们聚集到清盛码头“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货船的停泊地点，举行了追思仪式，13盏孔明灯被放飞。亲人痛哭，悲伤成河。遇难者何熙行的兄弟一度晕厥。
这场持续1小时40多分钟的追思会之后，29名家属挥泪作别帮助打捞遗体的中国船员，然后赶赴泰国清莱完成提取DNA工作，以辨认遗体。
与罹难亲人诀别之后，29名家属最强烈的诉求即是，早日查明真凶。
这也是中国政府和媒体的声音。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召见泰国、老挝和缅甸驻华使节，就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遇袭身亡事件提出紧急交涉。中国媒体亦不断出现“不要让截杀事件不了了之”的呼吁。
10月17日，赴泰的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郭少春表示，中国领导人对多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遇袭身亡事件高度重视。希望尽快彻查事件，将凶手绳之以法，中泰双方和有关国家都责无旁贷。
在中泰两国官方调查的同时，事涉的泰国和缅甸打起嘴仗。
起初，泰国媒体推测，袭击事件由缅甸毒贩所为。此后，又有泰国媒体将矛头指向缅甸少数民族武装佤邦联合军。
不过，缅甸佤邦发言人李祖烈说，有目击者看见泰国警察枪击中国船员，将尸体推入江中并封锁现场。
孰是孰非，令人难以分辨。不过，中国船员遇袭事件让湄公河安全局势紧张。10月10日，云南省宣布，“澜沧江-湄公河”航道暂时停航。
受其影响，26名中国商船、164名船员滞留湄公河泰国码头。10月16日下午，在中国警方武装护卫下，首批11艘货船及78名船员平安回国。
不过，当他们回到西双版纳州关累港的时候，他们熟悉的关累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
阴霾降临
在云南省勐腊县境内，中缅31公里界河中方一侧的关累港，是“澜沧江-湄公河”这条“黄金水道”中国航运出境前的最后一个码头。
人们都习惯地把它称为澜沧江上的“中国第一港”。
船从这里出发，只消40分钟左右就可到达244界桩，界桩下游就是三国交界的湄公河。
平日里，关累港热闹繁忙。60多条货船，在这里排队等着装货；络绎不绝的卡车把蔬菜、水果、日用百货等商品运抵这里，从这里装船，启航……
原本设定可以承载15吨重量的唯一一条入港公路，被川流不息的卡车轧得坑坑洼洼，渐渐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补丁路”。
今年恰逢蔬菜、水果大丰收，而10月到12月正是航运的“黄金季节”，不出意外的话，货商、船东和船员们本可以赚个钵满盘满，过个好年。
但在“10·5”惨案发生之后，出于安全考虑，云南省暂停了“澜沧江-湄公河”的航运。关累港一下子变得萧条起来。
停航令下发后，码头上很快没有了运货卡车的踪迹，就连那上百名搬运工也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码头上面，屈指可数的几家餐馆更是门可罗雀。而昔日热闹的海关报关大厅，如今也变得无人问津。
唯一不变的，或许只有那奔流不息的江水和20多条整齐停泊的货船，船上的四国国旗随风飘扬，船也随着风和水流微微摆动。
船还是那条船，但显然没有了热闹时的那份生机，一些船上甚至已经空无一人。
偌大个港口，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水手和“既懂点技术，又有点股份”舍不得离开的船东、船长、大副、轮机长等人，在此坚守。
他们或三五成群呆在船上打打麻将、喝喝酒、吹吹牛。或干脆独自看着奔流的江水发呆。
曾经常年活跃在这里的四五百名船上汉子，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伴会暴尸异国他乡。
尽管此前曾发生过一名船员被乱枪扫射致死事件，但此次惨案却大大出乎船员们的意料，施暴者手段之残忍也令人发指，船员们愤怒了，但许多人也打心底里感到害怕。
这次浩劫，令“澜沧江-湄公河”航道蒙上了一层阴霾，或许注定会成为中国船员的梦魇；而梦魇能否消弭、何时能消弭，又将决定着这条“黄金水道”的生死存亡。
天灾变人祸
10月14日中午，某货船大副唐林江戴着草帽，正在冲洗货仓，看到记者上船来，他腼腆地一笑。
33岁的唐林江，由于常年在水上漂泊，略显苍老。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所在的船10月4日进了关累港，10月5日装好货，正准备起航去泰国，“华平号”和“玉兴8号”就出事了，航程取消。
这两天在卸货，货商把货物转到勐罕港，走陆路出去。走陆路需经过多次报关和转车，成本高出四五倍。
“但没得办法，水路停航了，我的货物等不得，只好这样，不赚钱也别赔本，留在手里就全砸了。”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货商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不敢跑了，不安全，大家都害怕。很多人都回家了。提着脑袋去干的活，挣到钱，命丢了，要钱有什么用？”唐林江无奈地耸了耸肩。
澜沧江-湄公河这条“黄金水道”，目前实际上是指景洪港中心码头(位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内)到泰国清盛港这345公里的水路。
这短短的300多公里水路，属于山区河流，有200多处暗礁、险滩和浅滩，一度凶险无比。
船员们有这样的比喻：如果说长江是高速路，那么，澜沧江-湄公河就是西藏的盘山公路。
从景洪港出发，下行30多公里处，就到了著名的“三道拐”，那里属S型急弯石质险滩，仅2002年，就先后有“中油宏伟2号”、“永久1号”在此沉没。
船员们把“三道拐”称为这条航道上的第一个“鬼门关”。
但经过了这道“鬼门关”并不意味着就安全，相反，还有许多“鬼门关”需要闯。
船长老钟给《法治周末》记者列了他认为最凶险的地方，竟有13处之多，依次是：三道拐→龙宗→梭累→帕堆→鲜皮→空贯→汉双开→结号滩→三角石→南泥河→南洛河→唐奥→三颗石。
但如今，这些暗礁、险滩已经不再是船员们的最大威胁。因为2001年四国商船通航协议签订以来，部分得到了整治。
经过整治，澜沧江国内航道由原来只能航行80吨的船只变为可通行300吨载重船只的五级航道，国外的航道也设置了航标，清除了明显障碍、浅滩，同样可以通行300吨的船只。
有资料显示，十多年前刚通航时，在这条航道上进行国际运输的船舶只有8艘，但如今已达上百艘，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货船。
“我们就曾参与了帕堆的整治，这应该是工程最大的了。3个工程队，10多条船去施工，搞了4个多月才收工。”有多年跑船经验的轮机长老谢对记者说，天灾可以克服，他们不怕，最怕的是人祸。
“枪对着你，子弹是不长眼的，我们克服不了。”老钟也如是说。而人祸就发生在这些暗礁、险滩之后。
老钟在“三颗石”后面划了个箭头，在箭头后写上两个字“江匪”，还画了个圈。
这个圈就是“江匪”盘踞的地方，是孟西岛上游靠近缅甸的1公里水域。一些船员私下里把这称为“魔鬼之城”。
今年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货船到这里都曾被以搜查毒品的名义劫持过。
这一带鱼龙混杂，有多支地方武装势力出没，缅甸为人所知的就有佤联军和摆一兵。
被拦截收保护费
“每次经过这里，我们的船都会将速度降到极点，减轻卷浪的幅度，生怕惊扰了不远处的不明船只，给了他们拦船、搜查的口实。”
某货船大副老李回忆说，这里河道较宽，船只之间有将近50米的距离，可是他们丝毫不敢大意。
虽然小心翼翼，但在今年4月和6月，老李他们还是两次被劫持了。
“他们戴着毛线帽，只露出眼睛和鼻子。驾驶着4辆红色的泰国快艇拦上来，拿着枪冲着我们，比划停船的手势，我们不敢不停。”老李至今还心有余悸。
“他们不搜身，也不拿走货物。”老李介绍说，临走之时，有一个人用蹩脚的中文解释说，这是老大的意思，让他们查看船上是否有毒品。
之后他还会补充道：“我们什么都没拿。”并摊开双手试图证明自己确实什么都没拿。
事实上，他们会带走搜到的现金，相机、手机等物品。
两次被劫持，老李他们只损失了头灯3个、饮料几件、香烟几包。但老李听说，曾有货船损失上万元。
每一艘货船被劫持的经历都差不多。多名被搜查过的船员告诉记者，如果光从着装上判断，根本无法判断出这些人是谁。
上船搜查的人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有迷彩服，也有普通百姓的衣服，有的甚至光着膀子。
“有的穿靴子、有的光着脚。手里的武器也五花八门，有冲锋枪、手枪、转盘机枪，还有钢炮。但可以肯定，他们的头目是同一个人。”老李说。
据跑船多年的船员透露，劫持事件发生在最近两三年，而今年达到了顶峰。
“整个关累港有63艘货船，除了3艘从来没有遇上过之外，其他货船都被劫持过，平均在两次以上。有的货船甚至每一次出航都会遇到。”
也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船长透露，自今年1月开始，从中国到泰国运货的下行航程，“江匪”会截停货船上船检查，而回国的上行航程则需向江匪缴纳“保护费”。
“保护费”由货商出。货商会事先将现金准备好，有的会在泰国清盛码头交钱，有的货主会把钱交给船长，用信封装好，货船到达湄公河缅甸孟喜滩水域后，再由船长转交武装分子。
据相关人员介绍，江匪收“保护费”的标准：以车辆为例，如果是旧车，要交1.5万泰铢(3000余元人民币)，新车则要交2万泰铢。木材等一船不超过100吨的货，需交8000元人民币。
上述情况，船员们曾向多部门反映，但一直未解决。
如果仅仅是这些“骚扰”，中国船员和货商们大抵还可以忍受。“舍小财求大财，破财免灾。”但事态却一步步升级。
危险系数升级
根据船员们的介绍，此前“江匪”上船后，一般只是劫掠，很少伤人或绑人，但在近几个月逐渐升级。
今年4月，有3艘货船和1艘游艇的32名船员被劫持，其中包括19名中国籍船员，后来支付了“不菲”的赎金才获释。
当时被劫持的一名船长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们当时在给老挝境内的金木棉赌场拉装饰石。
他所在的船，空船从关累港出发，下行至档石浪时与其他两艘货船和1艘游艇被4条武装快艇包围。
其中1艘货船的船长和1名快艇船长被“江匪”关押在孟西岛盘踞点。其他的船员被逼呆在货仓里，持续了暴晒了两天。
据另外的知情人士介绍，其中一名船长还遭到毒打，被解救出来后，毅然离开了澜沧江。
事实上，这种货船遇袭的不太平事情，早在2008年、2009年就初现端倪。
水手说，2008年，“江匪”一下就蹿出来了。
他们记得，最先遭袭的是一艘水警船。拖回来的水警船布满枪眼，三名警察，一人重伤两人轻伤。
这次袭击，被水手们定义为灾难的开始。
而在这次“10·5”惨案之前，澜沧江船东协会秘书长方友国就收到一起船员被打死的事件报告。
方友国介绍，2009年2月18日，“中油1号”与另两条船结伴，从泰国清盛港上行，经过缅甸万崩时，一名叫白军的船员蹲在船头吃早餐，结果遭遇土匪乱枪扫射，白军当场死亡。
该事件发生后，澜沧江-湄公河第一次禁航。但禁航时间不超过半个月。
知情人士透露，这起事件虽有外交部出面斡旋，但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解决。至今，唯一的补偿方式，是船东给了几万元。
知情人士还透露，今年3月份，货船“洪鑫号”遭到枪击，所幸无人员伤亡。至今，船上还有十多处枪眼。
“10·5”惨案发生后，“洪鑫号”被滞留在泰国。《法治周末》记者离开关累港时，滞留船只尚未回来，故未曾向“洪鑫号”求证。
除了货船以外，游艇也遭到搜查。知情人士表示，“天达1号”游艇上的钱财就曾被洗劫一空。
“所有这些事件，我们都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显然没有引起重视。或许正是这样，导致了这次惨案的发生。”该知情人士表示。
“江匪”猖獗猜想
对于缘何近来“江匪”猖獗的原因，船员中有许多分析和猜测。
有船东分析认为，一方面是缅甸局势混乱，境内外的贩毒团伙聚集了四五百人，以收“保护费”为由对过往船只劫掠，而缅甸等方面的剿匪决心和力度又不够。
另一方面是，缅甸政府方面可能有土匪的线人，此前中国船只遇袭船员将情况向相关方面反映后，报告的情况被土匪掌握而遭到忌恨。
有船东介绍称，在遇袭之后，曾有劫匪明令他们不得向政府报告，否则下次就将他们全部消灭，这也导致有些船员遇袭后，惧怕报复而不敢上报。
但也有船员认为，这一切的形势变化可能跟老挝境内的金木棉赌场有关。
据该船员介绍，2008年，中国东北商人在金三角对面的老挝搞开发，修建了木棉花大酒店，并在大酒店不远处建了金木棉赌场，还专门修了码头。
“海陆空都有。有游艇，还有从澳门过来的包机。”一名曾去赌场想小试身手结果输得赌本无归的船员说，赌场的后期工程还在继续，但赌场早就开业了。
“就像深圳一样，由一个小渔村要变成一个大都市。”这位船员说。
金木棉赌场与金三角老赌场隔江相望，相距大约8公里。船行驶在江上，可以清楚看到两家赌场。
有船员听到消息说，因为金木棉赌场抢了金三角老赌场的生意，遭致忌恨，所以才有了今年4月，金木棉游艇和3艘运货货船被劫持的事件。
据知情人士透露，金木棉为此支付了700万元人民币赎金。
此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在船员们看来也有诱因。
就在“10·5”惨案发生前不久，缅甸军曾强迫中国货船“载星号”去“剿匪”。
据有关船员介绍，9月21日下午4时许，当“载星号”下行至孟西岛上游1公里处时，遭3条快艇武装拦截。
快艇上正是所谓的“江匪”，他们要求“载星号”掩护他们去取回被缅甸军攻打时丢掉的快艇。
但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浅滩，“载星号”来来回回开了3次，都无法靠近。“江匪”只好放弃。
当“载星号”继续航行至缅甸万崩码头时，船长被缅甸公安叫去问话。
30多名缅甸军未经允许，带着3挺机关枪直接登船。
后僵持到快天黑，缅甸军用枪指着船长，命令船长掉头，开往孟西岛上游1公里水域。
在那里，缅甸军朝岛上开枪，时间不到1分钟。船员未看到有人受伤。
后来，缅甸军将“江匪”用竹排搭建在水上的两间茅草屋端掉，带走茅草屋中的大米、液化气、电瓶、被子等物品。
“载星号”再次回到万崩码头时，已是深夜1：30左右。
六个小时的惊魂，让船员们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有船员分析认为，本次“10·5”惨案，极可能是“江匪”在报复。
但也有船员分析认为，不排除金木棉利用这次事件制造事端。
分析归分析，许多船员已经萌生了离开澜沧江，离开这条他们多年的“黄金水道”。“因为太不安全了。”
而这正是澜沧江船东协会秘书长方兴国所担心的。
“一旦这些要经过多年培养才能成熟的船长、轮机长等技术型人才流失，港口将面临无人可用，‘黄金水道’将面临生死存亡。”
来源：法治周末
湄公河惨案善后的法律博弈
湄公河惨案中的船员均在境外遇难，因此涉及到了国内外各方法律内容，范围广、适用极其复杂。这其中不光有船员在国内的雇佣、外派等合同关系，还包括国际法、赔偿法以及沿岸当事国相关法规等一系列法律内容
法治周末记者 陈学红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赵晨熙
10月13日，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13只孔明灯慢慢消失在夜空的黑幕中。
13只孔明灯代表13位遇难者。这是金三角水域遇难船员的29名家属，在湄公河边举行的追思吊唁活动。
10月14日晚20时40分，29名家属在中国警方的护送下，从泰国回到国内。
亲人在湄公河惨案中的悲惨遭遇，给每位家属带来了无可挽回的伤痛，他们向媒体提出了七点诉求：
第一，呼吁我国政府尽快督促相关国家，查明事实，缉拿凶手；第二，呼吁泰国方面妥善保存遇难船员遗体，并尽快安排家属去泰国接回遇难亲人，按原籍习俗安葬；第三，为前往泰国的亲友提供高水平中方律师、翻译，切实维护遇难者及其亲属的权益；第四，准许中国记者同行，公正客观报道，澄清不实、片面的新闻和传闻，还事件以本来面目；第五，根据有关国际标准，对死难者进行赔偿善后；第六，敦促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相关国家，确保该航道及流域的安全；第七，举行集体鸣笛等纪念活动，纪念本次事件中遇难的所有中国船员。
而在解决相关诉求的过程中，会涉及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或与湄公河沿岸各国签订的条约的相关约定。湄公河惨案的善后将是掺杂多国法律的博弈过程。
缉凶：跨境追查涉主权中国独立调查难
事情从10月5日案发至今，真相依旧扑朔迷离，主要负责调查的泰国方面仍未能给出权威的调查结果。尽快查出真相，成了眼下遇难者家属们最大的诉求。
湄公河是流经中、泰、缅、老多国的国际河流，出事地点位于泰国领域内。
依据国际惯例，事发水域的管辖国对该水域发生的事件负有调查的责任。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浩然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此次事件作为典型的刑事犯罪，其侦查权也是带有明显的主权区域性的。案发地泰国警方及司法部门负有调查缉凶责任。
此次事件中遇害者均为中国人，那么中国是否有权利独立组建队伍去泰国查明真相，缉拿凶手呢？
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辛崇阳看来，此举目前无法实现。
被害人为中国人，因此中国也属于事件当事国之一，有属人管辖权。但因涉及到他国主权问题，直接赴泰调查难以实现。但是可以督促和协助相关当事国尽快查明真相，早日缉拿凶手。
“无法独立调查并不等于放弃调查，中方仍可以开展一些辅助性工作可以配合泰方尽快查明真相。比如像提供相关船舶人员资料、提供法医技术支持等。”陈浩然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依据国际法“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泰方应用尽其行政和司法的全部实质性保护办法并充分正确地使用法律规定的一切程序上可利用的办法来调查解决此案。
有学者也指出，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国司法无法查明真相，我国可以依属人管辖权提起诉讼，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可依国际司法协助等途径，跨境追凶。
10月15日赴云南工作组组长、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邱学军告诉媒体，由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领事保护中心主任郭少春率领的赴泰国工作组现已抵达泰国，敦促和要求泰方调查事实真相。
泰、缅等方面也都表示，愿与中方合作共同调查事件的真相，早日缉凶。
10月16日上午，中泰双方开始对遇袭船只进行首次共同现场勘查。
赔偿：遇难家属获保险赔付赔偿计算需先解真相
相比于迟迟不能拨开迷雾的事实真相，来的还算“及时”的遇害船员保险赔付，给了遇难者家属一点小小的安慰。
10月11日，除两名“玉兴8号”船员未购保险外，此次遇难者家属共获保险赔付130万元。
除保险赔付外，遇难者家属要求对遇难者按照国际标准来赔偿。
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赔偿的数额主要由赔偿项目与赔偿标准来确定。
赔偿项目主要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补助金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因事件涉及到境外其他国家，因此赔偿标准除了要依据国内法律还要参考国家双边协定、国际条约等内容来确定。
据了解，我国目前对船员在船上作业伤亡共有三种赔偿依据。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是适用于涉外人身伤亡赔偿的，其最高赔偿额度为80万元人民币。
但就目前情况看来，家属们提出的“国际标准赔偿”能否得以实现，先要有待于事件调查真相的早日出炉。
遇难者亲属文代旭在就此事咨询律师时被告知：目前事件调查报告是索赔的基础，具体数额应在确定赔偿主体和责任方后，由有关方面根据亲属要求统一提出索赔。
针对这一问题，社科院法学所国家赔偿专家陈春龙指出，目前除了尽快查明真相外，还要尽快查明中国与湄公河沿岸国签署的协议中是否涉及到赔偿等内容。
他指出，根据国际法以及相关水域公约的规定，在国际水域运营，在哪一国管辖水域出事，该国应负有赔偿的责任。至于赔偿的数额，可以事后通过国家之间的协商来决定。
最近发生的几起涉及国际赔偿的案件中，外籍人所获赔偿数额一般是按照事故发生地国家的赔偿标准来赔付。依照法律规定，受害国国民在当事国遇难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陈春龙指出，赔偿的数额不应低于当地规定的赔偿标准。
善后：法律援助应是义务遗体回国安葬遭拒
由于此案属船员在境外遇难，因此涉及到了国内外各方法律内容，范围广、适用极其复杂。这其中不光有船员在国内的雇佣、外派等合同关系，还包括国际法、赔偿法以及沿岸当事国相关法规等一系列法律内容。
而多年来一直在金三角地区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潘克，精通金三角地区的法律与语言，事发后，他提出将对遇难者家属提供法律援助。
同时，中、泰、老、缅等国都是国际维也纳领事条约的加入国，依照条约规定，泰方也有义务保护这些赴泰家属们的安全并为他们提供翻译、法律咨询等必要的援助。
司法程序是需要时间的，能够尽早的拉回亲人的遗体，入土为安，是每一位遇难家属最迫切的诉求。但这种诉求却遭到了泰国的拒绝。
10月13日起程前往泰国辨认遗体的29位遇难者家属在提出带回遗体的请求时，被泰国政府以规定尸检完成前不能移动尸体为由拒绝。遗体运回需另行安排。
根据泰国的法律规定，如果在尸检定论之前就移动了遗体，这个遗体的尸检法律效力是不被保证的。
专家指出，此举尽管很难让家属们接受，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并无不妥。
目前国际法上并没有对遗体的处理作明确统一的规定，但是依照国际惯例，负责案件的管辖国有权力对遗体进行检查和保管。
作为一起恶性刑事案件，对尸体进行检查既是调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对还原事实真相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对此辛崇阳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每个国家对于尸体检查都有着各自的规定，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等待尸检完成后再将遗体运回。
尽管各国对遗体检查等内容有着不同的规定，但对遗体负有妥善保管的责任在国际规定上是统一的，这其中就包括对尸体做防腐处理。
据去泰确认遗体的遇难者家属称，因遗体破坏严重且放置数日，有些已经无法进行辨认。
因此家属们要求，泰方面应妥善保管遇难者遗体并尽快进行尸检，让遇难者早日魂归故里。
据最新报道，10月15日晚，中国公安部刑侦专家已与泰方一同连夜开始对遇难者进行尸检。
安全：水域治理应该多国共联手警务官制或为解决新出路
湄公河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国家的水运大通道，有着“黄金水道”的美称。但因该河道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常有毒贩、武装势力出没。
由于目前国际上对这类国际河流如何管理“自家水域”安全还没有统一的模式，因此多由各国自行决定。金三角地区则成为了监管薄弱地区，恶性事件不断上演。
此次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人们对此水域的安全问题产生了高度重视，也提出了许多诸如派驻部队、军舰护航等办法。但这些都因涉及到沿岸国主权等问题而无法施行。
对此，有人提出目前在美国、南非等地发挥重要作用的警务联络官制度或许可以借鉴。
向他国派遣警务联络官可以收集可靠情报、了解事实动向，与当地警方进行合作，有利于对境外案件的侦破，维护侨胞利益；同时还能在更广泛的执法领域进行协调和沟通，为今后各国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更好发展提供协作保障。
目前，中国在美国、南非等地都有警务联络官，取得了很大成效。
像湄公河这种贩毒、犯罪高发地区，向沿岸国派驻警务联络官既能了解当地情况，起到预防警示作用，也有助于更好的共同打击犯罪，保护水域安全。
国际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李晓宁认为此举存在可操作性，他表示在与沿岸国家制定明确的法律机制，签订条约后，可以实行。
湄公河作为流经多国的国际河流，国际法目前未有统一的规定，多是依靠流经国协议来进行规范指导。
但从签署的这些合作协议中，不难看出近年来湄公河流域安全问题关注度不够，协议中涉及航运安保条款欠缺。
2001年，中国与泰、缅、老三国签署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通航协议》，但其中并没有针对安保问题的专门条款。其实从其他国际河流来看，通航协议中加入安保条款，并非常态，像有关欧洲莱茵河通航的《曼海姆公约》中也并未涉及这类内容。
但通航法专家胡正良指出，因湄公河流域恶性事件频发现状，加入类似条款很有必要。他建议应在通航协议中加入“联合保障异国船只、船员生命安全”等内容。
此次湄公河事件也将如何实现跨境安全合作问题提了出来。
2008年我国发布的《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家报告》中提到将加深与各国经贸、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但鉴于目前严峻的形势，专家建议急需加强各国安全方面的合作。
东南亚问题专家陈建荣提出应在四国建立常设性机制，设立联合办公室，统一协调四国的安全行动。
据最新消息，中方已向泰、缅、老方面提交了《中老缅泰澜沧江-湄公河航运突发事件处置协调应急预案》的初稿，欲共同建立和加强对湄公河犯罪的合作打击机制，共保航运安全。
能够尽快解决湄公河流域的航运安全问题，不仅是遇难者家属的意愿，更是全国人民的意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平安。
来源：法治周末
湄公河的诱惑
湄公河上九成的跑船人，都来自中国。这些寻常百姓，以河为生，纵有不如意，也少离开，因为离开后生存更难。在"10·5"惨案之后，走还是留？成为更难抉择的问题
法治周末记者 朱雨晨 发自 云南西双版纳
阿昌坐在船长的高脚椅上，抱着水烟筒深深地吸了一口，抬头，看着眼前奔流不息的澜沧江江水，若有所思。
阿昌是云南省昭通县某村人，今年38岁，在澜沧江-湄公河上跑了18年，抽水烟也抽了18年。
抽水烟是受老水手的影响。阿昌抽的其实是过滤嘴香烟，不是烟叶。只是，他已习惯了水烟筒的感觉，就如同他习惯了澜沧江-湄公河一样。
这两样渐渐都成了他的“心头好”。心情烦躁的时候，默默地抽一筒烟或者看着江水发呆，他就能平静下来。
但这一次，他却很难平静。
他深深爱着的第二故乡———澜沧江-湄公河，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突如其来的“10·5”湄公河惨案，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打断了水手们运货谋生的普通生活，使得“人人自危”。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离开。
阿昌却很难作出选择。曾经，他觉得在这里他快要窒息了，选择离开。流浪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回到了这里。
反复多次，他终于认清一个事实，这辈子，他恐怕离别不了澜沧江-湄公河。
在他的眼中，澜沧江-湄公河是个性情多变的女子，而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爱到了内心深处。
这种爱，恐怕唯有和他一样以船为家，奔波在这条航道上的水手们才能理解、才能体会。
离别不了，却也无计可施。愁肠百转的，其实何止阿昌……
高回报的诱惑与风险
在金沙江边长大的阿昌，自小熟悉水性。笃信“读书无用”的他，高中毕业后，毅然选择当水手，一头扎进了澜沧江。
高中毕业，不管当年，还是现在，在湄公河上的船员中都算是高学历了。
据介绍，在澜沧江-湄公河上跑生活的水手，文化层次都比较低，大多数是初中、小学毕业，甚至有的还是文盲。
在这里漂泊了19年，几乎与航道同龄的老船长九哥就坦诚，自己是小学毕业。“当时思茅航运公司招工，要求熟悉水性，有一定文化能读写就可以了。”
1998年跟着舅舅从贵州赤水过来的阿胜，也是初中毕业。
新生代阿福，眼看还有两个月就初中毕业了，“读不下去”，就提前跑出来当水手。
澜沧江-湄公河航道，从1991年开始考察、试航，1992年通航。
应邀云集到这里的是云、贵、川的汉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全都生长在水边，自小便熟悉水性；到澜沧江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讨生活。
那时候，当水手可以挣到1000元左右，绝对的高工资。据说比当时的公务员工资还高。
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
但最初，他们许多人并不清楚，也想象不到，等待着他们的究竟是怎样的高风险。
带着无限憧憬，阿昌开始了他在澜沧江-湄公河的第一次航行，结果却失望至极。
“一切都是原始的。景洪只有一座老大桥，关累根本就是一个土坡。沿途除了山还是山，人迹罕至。抬头见天，低头见水。城市脏乱差，人心都很躁动，包括船员。”
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全长768公里。2001年，四国签订商船通航协议之后，实际真正顺利通航的“黄金水道”是景洪港至清盛港(泰国)这345公里的水路。
这条航道被称为亚洲水上丝绸之路。它向东奔腾，江水两侧热带雨林连绵起伏，高大的棕榈树下，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
阿昌说：“你们认为很美，但对我们来说，危险就在身边，而且来时毫无征兆。”
澜沧江-湄公河，属于山区河流。短短的345公里水路，有两百多处暗礁、险滩和浅滩，一度凶险无比。
九哥清楚地记得，当初开辟航道的时候，用小艇摸航，现在10多个小时的航程，过去要花三四天。而每一次出航回来，都少不了修船。以至于到最后，连保险公司都拒保了。
看水行船，水深了怕触礁，水浅了怕搁浅，遇险滩要绞滩，整个航程，危险无处不在。
大副老肖，1995年到船上当水手。他刚到没多久，就遇上了触礁。
那一天，他所在的“墨江号”航行到会那耶，只听到“咣当”、“咣当”几声，船触礁了，货仓、客舱、机舱全都进了水。当时正在甲板上丢花杆的他，差点被甩进江里。
“漏洞太大，最后只好弃船了。墨江号至今还沉没在那里。”老肖说。
在航道上，水手们小心翼翼，仍无法避免灾难的到来。他们说，有人被船上突然断裂的钢绳抽死，有人被湍急的浪花掀到水里淹死，还有人被雨林深处的毒虫蜇死。
自然环境让水手们面临着各种危险。
前些年，一场大雾中一艘货船迷航。摸索前行的货轮撞到横在江面上的钢缆，船倒扣在了江里，与货船一起消失的还有四名水手。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水手说，在这条凶险的航道上，致命的打击总是突然降临。
但开拓者没有被这些凶险所吓倒。相反，他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慢慢摸清这些航道的走向，彻底征服了这个“性情多变的女子”。
冒险家的自豪与代价
阿昌更愿意把这些开拓者称为冒险家，虽然他们可能仅仅是为生活所迫而作出的冒险，但几乎见证了整个发展过程的阿昌，对他们满怀敬意。
刚上船的时候，阿昌并不待见他们。“他们就是一帮大老粗。光着膀子喝酒，粗着脖子吹牛，大声讲着荤段子。船一靠岸，眼睛就直勾勾盯着女人。”
阿昌觉得，自己和他们是有区别的。“和开船的人比讲英语，和讲英语的人比开船，我永远是NO.1。”
但正是这帮大老粗，趟出了一条举世闻名的“黄金水道”。
正是他们的冒险成功，促使了这个航道的快速发展，近二十年来的变化显而易见———景洪港、关累港相继建成投入使用。
有数据显示，航线上运营的中国商船由早期的8艘发展到现在的110多艘(注册数，实际运营的63艘)。
国内航道由原来只能航行80吨的船只变为可通行300吨载重船只的五级航道，国外的航道也清除了明显障碍、浅滩，同样可通行载重300吨的船只。
“我们是开拓者。”对这些变化，九哥他们感到很自豪。
但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显而易见———奉献了青春甚至是家庭，收获的却是孤独、寂寞，没有爱情。
阿昌说，上得船来，就只能以船为家。船上的家三四平方米大，摆着两张床。船长住在距驾驶室最近的舱室。
拖鞋、大短裤、颜色各异的T恤衫，这是水手们常年的装束。每天起床后，水手们要冲洗甲板，过不了多久，柴油发动机就会发出响亮的“突”“突”声，震得所有地方都在颤抖。
“只要开船，柴油机就会吼个不停，通常每天16个小时，有时更多。”水手说，他们从不担心会在工作时犯困，因为根本睡不着。
跑船的生活相对自由。这是许多水手从最初的恐惧慢慢喜欢上跑船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跑船的生活单调、枯燥而乏味。
以至于，老船长往往会对想学驾驶的水手说：“先学吃喝嫖赌，再学偷腾忍让(记者注：扳舵的技巧)。”
这是一句玩笑话，却道尽船员的心酸和无奈。
阿昌承认，在关累港筹建之初，码头上面确实有过两条街，住满了外地来的女人，水手们把她们叫做“工兵”。后来，越来越多的家属跟着在船上跑，“红灯区”慢慢就消失了。
而一些水手在经常停靠的码头养情人，也曾是不争的事实。
“那个时候，船上只有男人。一年到头在船上漂，往返穿梭在毒品盛行、河道蜿蜒的湄公河金三角水域，其压力之大无法想象。除了抽烟、喝酒、唱歌，有时候也需要女人的安慰。”
阿昌为水手的行为辩解，但他坚持自己从来没有过这些行为。
阿昌说，每当他无聊的时候，他喜欢听蓝调，喜欢听欧美的乡村音乐，在那些音乐中，能听到深入灵魂的寂寞；但他在开船的时候，喜欢放些流行歌曲，让自己不显得那么孤单。
更多的水手选择看杂志，他们喜欢看的杂志是《知音》、《女友》等，他们很乐见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到自己的影子。
“常年漂在水上，几乎与世隔绝了，根本就顾不上家。”大副阿江表示，在这江上跑的，年轻的找不到女朋友的占50%，结了婚离婚的占30%。因此，江上跑的四五百名汉子光棍比例占到80%。
阿昌就是个例子。2005年结婚，2008年离婚，至今有个8岁的女儿，由父母帮忙照顾。
船长阿胜的情况也差不多，2005年结婚，今年春节离了婚，有个4岁的女儿，由前妻抚养。
九哥来到澜沧江两年后就离了婚，至今独身。“年轻人不好找女朋友，离了婚想再找就更难上加难了。”
想说再见不容易
虽然有风险，但在这条“黄金水道”上运营却是大有利可图的。
大副阿江说，十年前，这里的水手每月可以拿到2000元至3000元左右，船长可以拿到七八千元甚至上万元。十年后，收入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也正因如此，目前在这条航道上跑运营的船东，大部分是十年前在这条江上打工的船员或搬运工。
13年前跟着舅舅过来当水手的阿胜，现在就是股东之一。
他和其他4名股东合伙买下了现在运营的这艘货船，并在船上担任船长。
阿江说，载重320吨的货船，满出满进，一趟下来可以有五六万元的纯利润。如果一个月跑两趟，就是十来万元。
而一艘载重320吨的货船，目前售价大约在两百多万元，使用期限20年。按照现在的光景，两三年就可以收回成本。
“有点技术、又有点股份，生意好的话，一个月有上万元的收入。载重大的船收入更高。”阿江说，许多船长、大副、轮机长甚至轮机员、水手都有股份。
相对风险和要付出的代价，自由和高额利润的回报显然魅力更大。
阿昌曾经多次觉得在这种单调、枯燥、乏味、寂寞的环境下，自己要窒息了，多次选择离开，并先后学了厨师和计算机等，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这里。
阿江说，在关累港，一般情况下，船东并不用发愁去联络货源。
这里有两家正规的报关公司，货主会找到他们来报关，报完关之后，货船排着队来装货。
当然，在货物不多的情况下，有些船东可能会私下找到报关公司，希望能多装点货。但绝不敢公开去做。
或许是因为没有竞争压力，也或许是因为圈子小，这里的人彼此间很熟悉，随便问哪条船的船长、大副、轮机长，他们都能说出来。
不出航的时候，货船三三两两停泊在一起，到了晚上，由一艘船发电，供其他船来照明。而船员往往会凑到一起，喝酒、聊天到深夜。
吃饭的时候，不管谁来了，主人都会热情地添上碗筷。
但突如其来的“10·5”惨案，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第一次，许多人开始彷徨。
没有股份的年轻人，说走就走了。可那些有股份的人，却不能那么轻松地作出选择。
据澜沧江船东协会秘书长方兴国介绍，至今未收回投资成本的船东占70%。
此外，那些在这里打拼了多年的老船长，虽然没有股份，但因年纪大了，不好转行，也无处可去。
因为他们的驾驶证，出了澜沧江就不被认可了。如果，他们要转到其他江上去，则需从头开始。
“离开澜沧江就不行了。”50岁的九哥，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10·5”惨案能尽快查明真相，希望澜沧江-湄公河能早点通航，也希望工资能涨一些。
来源：法治周末
牵动六国关系的河流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孟伟阳 法治周末记者 韦文洁
湄公河的上游在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
澜沧江流经青海、西藏和云南三省，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出境，之后成为老挝和缅甸的界河，最后在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中国南海。大湄公河是国际上对澜沧江、湄公河的总称。
大湄公河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湄公河流域的各国迎来了和平安定的局面，也迎来了合作发展的机会。
1993年，泰国政府率先提出了“东南亚黄金四角经济计划”，得到了中国、缅甸和老挝的支持和响应。同年5月，四国首次在曼谷举行关于联合发展交通运输的会议，确定连接四国的交通和旅游业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
2000年4月，四国正式签署《澜沧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协定》。2001年6月，四国在中国景洪举行了正式通航的典礼。按照四国通航协定，四国商船通航范围为中国思茅港至老挝琅勃拉邦，共有港口、码头14个。
大湄公河过去是一条不能通航的“原始河道”，经过流域各国多年来不懈的合作，“一江连六国”的大湄公河目前已成为连接沿岸各国的“黄金水道”。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刘稚研究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机遇与危机并存
尽管近年来次区域日益繁荣，但该区域正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的新局势。毒品、武器泛滥、持枪抢劫等因素使次区域的安全形势更加严峻。社科院地区安全中心非传统安全项目主任张洁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东南亚研究专家贾都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湄公河流域涵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金三角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三不管”的特殊地区，治安历来就不好，像持枪绑架、贩毒等历史遗留的治安问题长期存在。
“金三角“地区的大小村镇3000多个。该地区平均海拔高度为1500米至3000米，交通闭塞、山峦叠嶂，但土地肥沃，气候温湿。成为毒品种植最为集中的区域。
张洁认为，毒品和枪支往往都是相伴而生的，哪里有毒品，哪里就有枪支。资料显示，金三角地区在20世纪出现了许多极富盛名的大毒枭，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活动着多股反政府武装和其他毒品武装，故又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近年来，次区域武器走私活动越来越猖獗。多年的越柬战争使柬埔寨成为一个武器库。1992年至1993年间，联合国在柬埔寨组建的临时政府收缴了32万件小武器和8000多万件弹药。长期战乱的缅甸也是非法武器主要来源地之一。泰国则已成为次区域非法武器的交易中枢。
《法治周末》记者根据现有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目前活跃在金三角地区周围的(民族)武装势力多达18个，其中武装力量在1000人以上的有14个。这些武装势力大部分在缅甸，其中佤邦联合军现已发展到3.5万人，是缅甸最大的民族地方武装。
早在湄公河惨案发生之前，金三角的水路旅游线路就已经停止。今年8月，18名参加康辉“泰国北部、清迈、青莱”旅游的游客在泰国、老挝、缅甸交界地带遭遇不明身份武装人员抢劫。被抢现金约5万元，其他财物如相机等也有损失，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件发生后，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和旅游局迅速停止了这条曾经被誉为“国际水路黄金旅游线”的旅游。
湄公河区域正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的新局势。社科院地区安全中心非传统安全项目主任张洁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亟需更完备的治理
“正是由于次区域内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不健全，才间接导致了惨案的发生。”刘稚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被问及合作机制不健全的原因时，她认为，由于次区域内各国具体国情不同，导致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轻重缓急、侧重领域和关注度不一。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比较关注“人的安全”，而经济发展滞后，受到分裂势力、外来强权干涉等因素困扰的国家比较关注战乱、疾病、贫困、粮食等威胁国民基本生存权利的问题。一些国家对次区域的认同也远远低于对东盟的认同。这些都会影响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开展。
张洁表示，西方国家鼓噪的“中国威胁论”也会影响一些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传统安全隐患，他们也会对中国积极参与该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存疑。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关于传统安全的问题是一个零和游戏，要么输要么赢，非传统安全的合作则是共赢的，双方均能获益。
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期间，朱镕基总理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发表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2011年7月19日至23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了第十八届东盟地区论坛。自1996年7月中国首次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以来，中国已多次参加该论坛，并就非传统安全问题寻求合作。
现有的东盟地区论坛和“10+1”模式为中国与东盟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但对次区域而言，远不能解决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具体问题。许多(关于非传统安全的)合作还仅仅停留在商讨层面，实际处理问题时效率低下，并且反应迟钝。很多现有的合作很大程度上只是装点门面，并未落实。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严格意义上来讲，在湄公河上持枪抢劫的‘江匪’，不属于当前国际社会界定的恐怖分子。”李伟认为，中国应该依托湄公河流域国家当地的执法力量解决安全保障的问题，但可以考虑将反恐的经验交流纳入警务合作机制。
张洁认为，最利于中国利益的机制建设首先是，直接派驻本国警力协防沿岸国家，确保湄公河航运安全，或是借鉴其他国家的已有合作模式，加强与泰、老、缅三国的警力合作，如：为了应对马六甲海峡的海盗与恐怖主义袭击威胁，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在2004年就采取了三国海上联合协调巡逻的方式；其次，鉴于老挝和缅甸经济落后和警力有限的现状，中国可以为其提供资金与装备援助，加大在信息与情报方面的技术支持，甚至包括对这些国家警力的培训。再次，扩大与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范围，加强机制性建设，从而构建有利于中国崛起的稳定周边环境。
“在次区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不管未来采取什么机制，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设方面，中国也需要争取主动。”张洁说。
来源：法治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