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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东莞文艺钻石擦亮岁月坎坷沧桑
第十六期
张其淦《东莞诗录》
张其淦（1859-1946），本字汝襄，改豫泉，晚号罗浮豫道人，东莞篁村水围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授山西黎城知县，以保外国教民不力给革职。归莞，掌教东莞龙溪书院。辛亥革命后，遁迹上海，与友人合股从事房产业，闲则著述，年八十七卒，编著以《东莞诗录》、《梦痕仙馆诗抄》为代表。
相关作品
《梦痕仙馆诗抄》
此书有十卷，刻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张其淦四十岁以前的作品，风格继承了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及自己的感受。
《东莞诗录》
宣统二年（1910），张其淦从《宝安诗录》中选“十之六七”，又从“三四十家专集选入”，后来从苏泽东、罗嘉蓉二人《宝安诗正续集》、《宝安诗正再续集》，重新补入，编定于1921年，共六十五卷，分装二十二册；收由宋至清末东莞诗人八百一十五家，收诗五千七百三十六首。
《东莞张氏如见堂族谱》
张其淦为总纂，自1918年起，至1921年止，历时三载，费银六千两。共三十二卷，分装三十二册，是少见的大型族谱。该书不仅是研究东莞张氏的重要资料，而且是研究东莞乃至珠三角一代社会人文、经济的重要资料。
张其淦楷书作品
张其淦代表作有《东莞历代书画选·续集》中谢氏所藏的楷书诗屏和莞城袁氏所藏的楷书诗横幅。张其淦的楷书法度严谨，笔力雄伟，其善于用方笔，吸取了北碑的精髓，但从其结构和神韵中察看，又似从赵孟頫 中脱胎而来。这种风貌在东莞众多的楷书中独领风骚，因为它带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同时又不乏传统的功力。
创作背景
张其淦用诗反映社会现实与内心感受
清末民初，当时东莞齐名的学者有两个人，他们都是晚清进士，辛亥革命后都不仕民国，以遗民自处，一个遁迹九龙，一个隐居上海；两人友情笃深，都以诗文闻名当代；在整理、保存、流布东莞文献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他们就是张其淦和陈伯陶。陈伯陶以《东莞县志》名世；张其淦一生著作也很多，有20多种，其中以诗集《梦痕仙馆诗抄》和编撰的《东莞诗录》为代表。他用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自己的内心感受。
半生吟诵留有《梦痕仙馆诗抄》
咸丰九年（1859），张其淦出生于篁村。与陈伯陶不同的是，张家家境并不富裕。在张其淦手迹《先府君行状》中有记载，他的祖父家庭贫穷，父亲张端幼年“家徒四壁”，因此，其祖母叶氏要九岁的张端习巫，以维持生计。张其淦出生五年后，在同治三年（1864），他的父亲张端中了举人，以教书为业，家庭情况才稍有好转；再后来张端与容鹤龄、何仁山、蒋理祥、邓蓉镜、邓佐槐等二十一人合股筑坝围沙作田，才薄有资产。
好歹没有误了张其淦的读书。他“幼聪敏勤劬”，曾读书于大名鼎鼎的石龙龙溪书院。据史载，出生于咸丰五年（1855）的陈伯陶六岁在石龙龙溪书院读书时，主讲人是著名的经学大师、教育家、思想家、清代广东九老之一陈澧，可惜到张其淦就读时，陈澧已经离开那里了。不过张其淦在二十一岁乡试中试后便到广州学海堂为专科生。在这里，他终于当上了陈澧的学生，并且是入室弟子，可见张其淦受其影响更大。
张其淦的诗词，可谓“幼承家学，长得名师”。据记载，其父张瑞能诗，有《梯云馆诗抄》；其师陈澧，不仅以学术蜚声国内，且善诗词，有《忆江南馆诗词》传世。传说张其淦在学海堂读书时，当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入学海堂视察并考察学生，张其淦所撰骈文《岭南名臣序赞》被选为第一，从此声名鹊起。他十卷的诗歌作品《梦痕仙馆诗抄》，便刻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收集了他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他四十岁以后的作品，据说已经编成了《梦痕仙馆诗抄》续集，但未刊出，便没有流传下来。
在安徽提学使任上辑《东莞诗录》
光绪二十年（1894），张其淦补试，成二甲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来出任山西黎城知县。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地方。他在那里任官多达四年时间，四十岁寿辰便在黎城度过。据说当时该县中旧有“尊经”、“黎阳”两书院，老师只教作试帖，只作应考的训练。张其淦认为如此有误人才，于是每月集中两院学生开会，教之以经史词章之学，学生纷纷到省会购书，学风为之一变。还捐出自己的俸禄将黎城已故的靳荣藩所作的《吴梅村诗辑览》刻数百部，以给当地士人阅览，后来有人作“吏治饰风雅”之句即指此而言。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山西，山西巡抚锡良以张其淦书生不懂兵法调为山西巡抚文案。数月后，岑春煊为山西巡抚。因为张其淦在黎城知县任内，有境中外国传教士七人在黎城邻县潞城马厂地方为义和团所杀，岑春煊以他保教不力，奏知清帝。张其淦被革职，并且永不叙用。他只好回到东莞，任石龙的龙溪书院山长，任教长达七年。在这里，张其淦仿照青年时读书的学海堂、菊坡精舍章程，分题教士，造就人才。
光绪末年，山西巡抚德寿、宝棻等人，知道张其淦在黎城任知县时官声很好，废置了不免可惜，于是先后奏请朝廷恢复原官，以道员改充安徽自治局总办洋务局会办。宣统二年（1910）署安徽提学使。就在这一年和这个职位上，张其淦从《宝安诗录》中选“十之六七”，又从“三四十家专集选入”，成为《东莞诗录》，后来得到苏泽东、罗嘉蓉二人《宝安诗正续集》、《宝安诗正再续集》后，再重新补入，编定于1921年。此书成为了如今人们研究东莞历代诗歌的必选文献。
投资商业，传世作品没有反对新政权
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后，张其淦避难迁到上海，隐居不出。民国初年，虽然有朱家宝等人多次要求到新政府任职，但张其淦婉辞不就，可以说他淡泊功名，也可以说他“遗民”的立场。与陈伯陶一样的是，张其淦也一直以“遗民”自居，曾作诗《九龙山人歌赠陈子砺》赞扬陈伯陶“采薇而食歌式微”的“晚节”；但与陈伯陶不同的是，也始终没有见他与新政府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由他的境遇、经历所决定的。
在张其淦的全部著作中，找不到他要报恩清廷或者唾骂辛亥革命的语句，他的“遗民”思想远没有陈伯陶强烈。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认为，这是因他宦途蹇滞，未受清室的深恩。民国以后，张其淦一直居住在上海，也经常南回东莞或去香港拜访老朋友。在上海这数十年中，他的生活来源，不是靠一般士大夫们循旧的地租剥削，也不是靠他前半生的宦囊积蓄，他在故乡东莞和在上海有别于一般士大夫的经营。
据记载，张其淦在上海与友人合股从事房产业。他与陈子干合伙设立了“豫干公司”，批得上海宏业公司地段，建造洋房五座；次年又批得一地段，建造洋房六座，做收租营业。其后，还在上海泰丰罐头食品公司拥有股票二十股，在中国通商银行拥有股票十股等。另外，在东莞他也有很多产业，比如有莞省渡船一艘、拖轮股份，又经营酱园店等。张其淦积极从事商业投资，他是大地主，又是大商人，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产阶级的特色。以致他始终没有反对新政权的态度，这些也都直接反映在他传世的著作中。
经典漫谈
《东莞诗录》是研究东莞历代诗歌首选
张其淦著作很多，共有20多种。已经刊出的有《寓园丛书》二十卷、《邵村学易》二十卷、《梦痕仙馆诗抄》十卷、《元八百遗民诗咏》八卷、《老子约》六卷等；未刊出的有《春秋教旨》二卷、《春秋持平》十卷、《读老随笔》十卷等。另外，张其淦在整理、保存、流布东莞文献方面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编辑了《张氏如见堂族谱》和《东莞诗录》六十五卷，刻有张家珍著的《寒木居诗抄》和张家玉著的《张文烈公遗诗》。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认为，时至今日，张其淦的一些著作，可以说是明日黄花，但他所编的《东莞诗录》、《东莞张氏如见堂族谱》，在今天的学术研究领域里，还起到重要的作用。
东莞自宋以来，不乏诗才，名家辈出，但是屡经兵燹，遗诗传者，寥若晨星。明初叶邑人陈琏（桥头乡人）辑《宝安诗录》；成化年间（1465-1487），祁顺（棠梨涌人）续为《宝安诗录后集》。明末，屈大均亲家蔡均（白市村人）辑有《东莞诗集》四十卷，清代被列为禁书。以上三种诗集，早已不存世。道光年间（1821-1850），邓淳（茶山人）辑《宝安诗正》，未刻，后来邓淳殁兵四十年，苏泽东于邓淳后人家中录得副本。张其淦从《宝安诗录》中选“十之六七”，又从“三四十家专集选入”，成为《东莞诗录》，当时是宣统二年（1910），他还在安徽提学使任上。后来张其淦又获得了苏泽东、罗嘉蓉二人《宝安诗正续集》、《宝安诗正再续集》，重新补入，编定于1921年，共六十五卷，收由宋至清末东莞诗人八百一十五家，收诗五千七百三十六首。张其淦自己出资刻印，分装二十二册。杨宝霖表示，今天研究东莞历代诗歌的人，舍此书而无别材。
另外，明末抗清英雄张家玉的著作，清代列为禁书，很少流传出来。张其淦所刻的《张文烈公遗诗》虽遗漏不少，但使今人能读到这位英雄用血泪写成的诗作。张家玉弟家珍，十六岁从戎，起兵抗清，明亡后隐居，折节读书，其诗颇佳，以技巧论，胜于乃兄，今能见者，唯张其淦刻本及张伯桢刻本而已。
《梦痕仙馆诗抄》为其诗歌代表作
张其淦作品《梦痕仙馆诗抄》十卷，刻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他四十岁以前的作品；四十岁以后的作品，他自己说“今成六卷携回香港请九龙真逸（陈伯陶）订正。”张其淦门人祁正和其淦《七十生朝书怀六首》第四首诗有注云：“《梦痕仙馆续集》有《海上观剧词》一十二首。”可见《梦痕仙馆诗抄续集》已编成，但未见有刊本。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各处收集有两百余首。他表示，综观张其淦的诗，最突出一点是，继承了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及自己的感受。
清末，美洲、南洋群岛工矿业的发展，需要劳动力，一些人口贩子在中国贫困农村以贱价或拐骗获得大量青年劳动力，运卖于海外，当时称为“卖猪仔”。张其淦诗作《海上新乐府之一·卖猪仔》就反映了“猪仔”被骗以及被卖以后母子思念欲死的悲痛，也控诉了人口贩子的罪恶和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诗作《时事》表达了对甲午之战中北洋舰队被毁的伤痛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满。张其淦有很多诗反映了伤时忧国、己志难酬的情怀。如“中流凭砥柱，他日忆干城”的《挽邓壮节世昌》：“满腔热血谁知我，一盏寒泉合荐君。愁听诸公论战事，不堪遥望海东云”的《谒袁督师墓有感》。
据杨宝霖介绍，民国时期，张其淦居上海，这一段时期的诗歌，大抵流连光景、朋辈唱酬之作居多。这时期的诗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春江曲赠梅郎畹华》一诗，这诗反映了梅兰芳与社会名流结交的情况。“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的铁蹄蹂躏大江南北，年逾古稀的张其淦不能无动于衷，何况他自己“寓庐”被炸、藏书尽毁，写了《北平即事》、《杭州感事》等诗歌。就写作技巧来说，亦不乏想象丰富、形象生动的佳作。如《七月五日道滘乡观竞渡》写龙舟比赛的来去如飞、出没烟波、奋发向前、勇夺锦标的情景，十分逼真。《萝风荔枝歌》写萝冈洞如红云覆地的成片荔枝林，使读者如置身其中，享受着荔枝的色、香、味。《龙井》写翠树铺山的茶场，写寒泉品茗，使人闻到茶香。
风雅品评
“七律风怀，不减竹垞（清初朱彝尊）；绝句神韵，不减渔洋（清初王士祯）。”
———许涵度曾在《梦痕仙馆诗抄中序》中评价道。
“张其淦的诗，最突出一点是，继承了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及自己的感受。”
———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在《张其淦和他的诗》中概述。
“（张其淦楷书）风貌在东莞众多的楷书中独领风骚，因为它带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同时又不乏传统的功力。”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冼剑民在《明清东莞书法述略》中表示。
记者追踪
获取《东莞诗录》图片颇费周折
张其淦的出生地篁村属于南城管辖，可算是东莞市区的中心地带。去年南都记者在采写东莞氏志系列报道时，便在这里寻找过张氏的渊源，因此得知篁村立村年代传说是在宋朝前，古称邵村；后因这一带溪流两岸竹子甚多，“篁”泛指竹，以物取名，称篁溪，后改称篁村。在张其淦生活的清代时，篁村隶属东莞恩德乡第十都。可惜地处市区中心地带，此处变化甚大，百来年下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早已经找不到他故居的具体地点了。
清末民初，张其淦和陈伯陶是两位当时齐名的学者，一个隐居上海，一个遁迹九龙；两人均以诗文闻名当代。另外，在整理、保存、流布东莞文献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张其淦的代表作品有二：一是著作《梦痕仙馆诗抄》，一是编撰的《东莞诗录》。正因为编撰的《东莞诗录》成了研究东莞历代诗歌首选文献，所以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对其有研究。对张其淦作品的评价和其生平的资料都不难寻找。
不过涉及到的著作图片就有点周折。之前写张敬修、张穆等人，多以书画为主，刚好东莞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了一本《东莞历代书画选》，几乎收集了东莞历代名人的书画作品。但文学方面的作品，却只能跟市图书馆联系。本来对张其淦的采写早在国庆前就开始准备，国庆期间完成文字后，在假期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得知古籍室人员还处于放假期间，不过该人员好心地提醒说，《东莞诗录》有可能送去省图书馆整编了。忐忑地等待了两天后，等该工作人员上班后核查，谢天谢地，一套的《东莞诗录》还在馆中，不过原封面是没有了，图书馆后期自己加了一张，但拍出来效果总觉得游离其外。
延伸阅读
楷书在东莞众人中独领风骚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冼剑民认为，张其淦还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书法家。在《东莞历代书画选·续集》中谢氏所藏的张其淦的楷书诗屏是十分难得的优秀之作。张其淦的楷书法度严谨，笔力雄伟，其善于用方笔，吸取了北碑的精髓，但从其结构和神韵中察看，又似从赵孟頫 中脱胎而来。所以这是北碑南帖的融合之作，有较大的创新性。再看莞城袁氏所藏的楷书诗横幅，这是一幅典型的魏碑风格作品，可见张其淦在北碑上花过较大的功夫，但他没有墨守魏碑的程式，而是融入了帖派秀丽的意境，其所书楷书诗屏，就有了不同的风貌，这种风貌在东莞众多的楷书中独领风骚，因为它带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同时又不乏传统的功力。
为民定钱店三家互保之法
张其淦在山西任官期间，当时山西省有一种习惯，即省内的钱店，无论大小，都可以发出钱票在市上流通。黎城县有王姓富绅，与张其淦交往很密切。王姓富绅的兄长王之屏开有钱店，发钱票数万千，突然闭店停业，市民惊惶。王之屏按前任知县所定的比例，只以三成偿还，禀告张其淦，要求批准出告示，并以白银三千两为贿赂。张其淦当面驳斥，命令王之屏十足归还。有个下级收了王之屏五百两银子，为他说情。被张其淦知道后，立刻罢了他的官，并且缉拿王之屏，责其变卖家产偿还。市民欢声雷动。从此，张其淦定出钱店三家互保之法，顿息钱店卷逃之风。他县纷纷效仿施行。
轶闻趣事
上海藏书被日军飞机炸毁
在上海期间，张其淦先是居住在闸北广肇路三百一十一号“寓庐”，日军侵华时，他迁居格罗希路六十四弄四十八号，1937年八月初九，“寓庐”被日本飞机炸毁，他七十多箱子的藏书，即刻付于劫火。张其淦悲愤之极，曾作诗云：“沧海横流直到今，社陵秋兴自沉吟。印泥鸿爪年年换，起陆鲸波渐渐深。白骨莽丛休纵目，绛云灰烬自惊心。本来破甑悲身世，留得奚囊返故林。”绛云楼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藏善本书之所，后被火焚，藏书尽毁。张其淦以绛云之灾自喻，痛藏书之失。
在莞力保共同田产
在东莞期间，张其淦兼任东莞明伦堂沙田局总办。其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以筹备新军训练经费为名，图谋将东莞万顷沙的田产收归国有。当时粤总督岑春煊也已经奏请朝廷获得允许，这事看似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但张其淦还是会同邑绅陈芝岗、钟菁华等共赴京师，联同京官邑绅陈伯陶等联名向朝廷奏请，才使东莞的公共田产得以保存。
为陈伯陶修县志提供《琴轩集》
陈伯陶在香港九龙组织编纂《东莞县志》时，需要引《琴轩集》以作佐证，可惜遍寻不得。陈伯陶的好友张其淦，与陈伯陶同为东莞人，为同榜进士，家藏康熙六十年之万卷堂《琴轩集》原本，得知陈伯陶为编《东莞县志》，需引《琴轩集》为证却遍寻不获时，张其淦主动将其珍藏之孤本相借，供其参考，助陈伯陶完成了《东莞县志》一百余卷的编纂工作。
下期备选：邓蓉镜书法、张朝绅书画、周序鸾梅花
采写：南都记者郑子龙
摄影：南都记者陈奕启
鸣谢：东莞政协文史委员会、东莞市图书馆、东莞市博物馆、莞城图书馆、莞城文广中心、杨宝霖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