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站，其历史跟水也息息相关。岁月穿梭，沧海桑田，曾几何时，珠江承载着人们太多的悲欢离合，更见证着水上居民的辛酸和苦难。
水上居民不同于人们平常所认识的渔民。他们多以小艇为单位，一家一户单干，用缯（渔网做成的吊篮状网兜）等渔具“拗鱼”。水上居民往往煮好饭才下缯找菜，或一边煮饭，一边“拗鱼”。因而水上居民捞捕鱼虾蚬等，多是为保三餐，他们在江、河、湖上小打小闹，比渔民还要贫穷。
水上居民与水乡居民也有区别。历史上珠江水上居民被称为“疍民”或“疍家人”，广州人惯称“水上居民”。他们长年泛舟江河，舟楫为家，以捕鱼拾蚝渡客为生。掬一捧两江风霜，载一船星光与沧桑。
住在船上，以船为家，靠打鱼谋生——从风浪之中讨食，生命如同蛋壳一般脆弱。关于“疍家”的得名，一说来源于其舟楫外形酷似蛋壳漂浮于水面；一说是因为这些生活在水上的人家，像浮于饱和盐溶液之上的鸡蛋。
过去，疍家被视为“不谙文字，不记岁年”的蛮民，饱受歧视，不得随意上岸，更不能与岸上人家通婚，船中疾病横生。生活的困苦衍生出一系列冗长的“清规”：碗碟不得覆置，讲话最忌翻、沉、慢、逆等词语，吃鱼不许翻转鱼身……正如咸水歌所唱：“天高地大无立足，破棚烂艇难栖身。世上最苦黄连树，人间最苦水上人。”
位于广州海珠区滨江路的水上居民民俗博物馆，小到普通家什，大到水上人家的小船、捕鱼器具，生动地再现了旧时水上人家的生活。“这些就是疍家人所有的家当了，当时疍仔、疍妹就坐在上面玩耍，小孩子身上都会绑着木头，怕掉下水了。”已经70多岁的郑国晟是博物馆的设计者。
上世纪6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下，水上居民得以大规模“舍舟上岸”。当时，广州市政府再拨出专款3500万元，在滨江路一带修建58幢楼房，使2600多户水上居民全部迁到陆上新居（广州市最后一批），结束了“四海漂泊无定处，终年劳累终年愁”的生活。
有统计称，1937年广州约有水上居民11万人，1987年仅余1.5万人。如今，富裕起来的村民新建的农家小院依水而建，当年的码头与小船还保留着，但有很多时候已经派不上用场了，泊在岸边成了一种装饰，多少给人一种怀旧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