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杨颂宇 记者 王煜 报道
孙中山曾评价上海光复之于辛亥革命为“时响应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而上海革命军领导人之一的李平书回忆说：“上海光复，为响应武昌首义之第一声，亦可云次义。”上海起义的成功，是对辛亥革命在军事和政治行动上最有力的支援，保住了武昌首义的革命成果。同时，上海对辛亥革命其他诸多方面的贡献，使之有“中国民主共和奠基地”之称。
“长江革命”的中心
1911年7月11日，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用于指导长江革命。不过，本来同盟会的计划是先江浙起义，后上海响应；然而武汉的局势紧迫，同盟会在上海的领导人陈其美提出，上海的影响大，光复成功后对武汉方面的帮助更为直接和显著，所以计划改为上海先行，这才有了上海次义。在上海光复的战斗中，攻打江南制造局是最大和最为关键的一仗。江南制造总局是晚清40多家兵工厂当中影响最大的；1911年前后，此处存有并继续生产着大量枪支弹药。而上海起义时的吴淞口正泊着五艘清军军舰，它们正等着将江南制造局的军火运往武汉支援。此时的江南制造局，成为革命军和清军争夺的目标，乃势所必然。
当时制造局总办为张士珩，他是李鸿章的外甥，曾主持北洋军械所，其人“每得到一件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质、度数，研究写放、穷幽洞微”。曾因运送军械神速而获军功。上海光复时，张所辖兵士300余人，均为其安徽同乡。革命军在闸北起事后，张士珩下令一炮队协助守局，于江边设炮6尊，并备机枪、小钢炮列于局内外险要之处防守。
革命军一方主要有三种力量：李平书兄弟所带的商团武装，陈其美联络的青帮、会党武装和李燮和带领的起义新军。李燮和是上海的光复会领导人，他认为新军的战斗力更强，而且更为职业，因而以湖南同乡之情加以游说，使原驻扎在吴淞等地的新军起义，加入革命力量。事实证明，新军在起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11年11月3日，革命军劝降张士珩不成，惟有强攻。下午3时左右，革命军敢死队从斜桥直扑江南制造局的后门西栅栏，并开始猛攻制造局，遭到激烈的抵抗。又在5时趁制造局放工之际，自西栅栏前行至局门前进攻，被清军压制，陈其美被俘。陈其美被俘后，李平书，张承槱和李燮和立马带领部队合攻制造局。4日凌晨2、3点，革命军将制造局三面围困，新军攻前门，商团、敢死队攻后门，终于上午9时攻克。一位参加上海光复的辛亥老人讲述，当时有个油店老板告诉革命军制造局大门旁有很多油桶，可以放火，革命军如是行事，并在火势的掩护下攻进了制造局。
后来革命军在厕所旁的一个储藏钢铁的地方找到了陈其美，他手足带着镣铐，发辫被从孔洞拉出屋外挂在铁钩上。而张士珩早在亲信的帮助下乘坐小轮船逃到了租界，后赴青岛。他没有杀死陈其美，有专家认为，是其担心革命军将来胜利对自己不利之故。
取下江南制造局后，革命军得以顺利光复上海。
民主共和的奠基地
上海光复的功绩，可以从孙中山后来的评价中看出：“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志大局，因以益振”。上海光复对于武汉方面吃紧的局势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个重大的缓解，使革命效应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保住了武昌首义的革命果实。
除了“长江革命”的筹划和实施，关于上海对辛亥革命的其他贡献，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俊美都有撰文提出：上海是辛亥革命时的舆论基地，大量的报刊为革命提供了政治动员；它是经济支柱，当地工商业人士的慷慨捐助为革命胜利提供了经济保障；同时，上海租界的特殊性为南北和谈提供了各方都能接受的空间，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方便；革命前后，上海租界为许多清朝官员提供了避居场所，这为减轻清朝对革命的抵抗提供了特殊的机制。这些都是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独特贡献。
有句老话说：“一千年历史看西安，三百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 ”回望百年，正因为上海和辛亥革命这场巨大鼎革之间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故而有人说，中国在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中，首义在武昌，奠基则在上海。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俊美对本文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