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PREFACE
引子
“第一枪”，固然紧要。
有时候，死盯第一，倒也会看不到历史的本来面目。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孙武自日本回国，并于宣统元年(1909年)在武汉成立共进会。1910年春，邓玉麟加入共进会，负责筹划活动经费，发展会员。徐万年等，相继入会。
孙武认为，单纯依靠会党起事，革命未必能够成功。于是，他打算从外地购买枪支，或就地制造武器武装会员，以枪杆子推翻清廷。邓玉麟认为，与其购枪造枪，还不如从湖北新军入手，串联士兵，发展会员，层层建立秘密组织，对士兵“结之以恩，喻之以义，诱之以利，惕之以害”，就会赢得军队，获得现成武器：“今日清廷之精兵，不日乃我党起义之劲旅”。
对此，孙武表示赞同。
于是，邓玉麟租下黄土坡一座铺面房，开设酒楼作为联络点，在新军中发展共进会会员。酒楼位于左旗、右旗营房之间，是士兵出入的必经之路；驻在南湖的炮八标、步队第三十二标士兵进城，也要路过这里。附近还有第八工程营、陆军测绘学堂。孙武对这地方很满意，起名“同兴酒楼”，寓意“同心协力，兴汉灭满”。
邓玉麟是个老兵油子，摸透了士兵的心理。他知道，光灌输反满兴汉的道理不见得管用，因为从事反清活动被捉住了，是要被砍头的。不“诱之以利，惕之以害”，不能降伏其心。
利呢？就是封官许愿。
邓玉麟时常这样动员士兵：“你入会早，就能当上标代表；入晚了，标代表没了，你就当营代表；再晚了，你就只能当队代表、排代表。光复后，标代表就是标统，营代表就是管带，队代表就是队官，排代表就是排长。你若是加晚了，代表位子没了，还有副代表，还有参议，还有组长。光复后，肯定是要扩军的。湖北革命军至少要扩充到八个协，你们到时候都能弄个协统、标统干干，最低也能当个管带。”
害呢？轻者，光复后升官发财什么好事，都没你的份；重者，当然不便明言，但可以暗示……士兵都知道，当战友举枪造反时，营房就是战场。别说反对，就是迟疑、畏缩、逃跑，都会以“破坏革命”被杀。就算侥幸逃脱，在人家革命党的天下，你今后怎么生活？
走进同兴酒楼的士兵，本来是想轻松一下的。但是，听完邓掌柜一席话，顿觉不入共进会，似乎就没有什么出路了。
也许，多数士兵，就是这么被逼上梁山的。
徐万年是标代表，显然入会最早。
首义士兵3000多人，炮八标就占1700多人，是唯一一支全建制起义的部队，显然徐万年的工作做得是最为到家的。
孙武受伤住院，蒋翊武逃离武汉，似乎群龙无首了。
其实，“首”，何尝不是邓玉麟、徐万年呢？
徐万年“首鸣手枪者再”，是不是“辛亥革命第一枪”？
是与不是，对他来说，都只是个芝麻大小的事儿。
因为，徐万年是首义之“首”，南湖炮队是首义之中流砥柱……
【工程营中“第一枪”】
1911年10月8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装配炸弹，不慎燃爆，起义计划暴露。
孙武受伤住院，蒋翊武逃离武汉……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捕，壮烈牺牲……
似乎群龙无首。
既然无首，那么是谁在发号施令，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呢？
于是乎，有了“熊一枪”。
熊秉坤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其被称“熊一枪”，也是一直以来的权威说法。
不过，在熊秉坤自己的《前清工程八营革命实录》、《武昌起义谈》中，他不揽此功：“陶启胜……意欲先发制人。呵下士金兆龙：‘汝造反乎？’金答曰：‘老子即造反，汝将奈何？’陶唤捕，金与陶扭（扭打），金不能胜，即呼曰：‘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同棚程定国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也。”
这些文字，都写于首义后不久，属于“实录”，较为可信。
尽管其间个别事实略有差异，但有两点铁定无疑：第一，他从未谈起过自己打响了第一枪；第二，每次都在“实录”程正瀛（字定国）打响了第一枪。
但是，1916年，在二次革命中，程正瀛因革命派内部矛盾，被害而亡。
“程一枪”缘何成了“熊一枪”？
1914年，熊秉坤出访日本，孙中山向在场人士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1919年，孙中山撰写国庆贺词，开头便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发难之日乎？”
当时也有知情者据理力争，但是“国父”一言九鼎呀！
对此，熊秉坤也时常辩解，说：“我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孙先生争！”
程正瀛已死，不会开口再争。
程正瀛不争，还是有人再争。
1946年，首义同志会开会，吕中秋认为，第一枪是他放的。
会上，熊秉坤、吕中秋吵了起来，吕破口大骂：“我的屁股给别人做了脸。第一枪是我放的，枪是我打的，功却被人领去！”
程正瀛一枪干倒的是排长陶启胜，吕中秋一枪干倒的是营长阮荣发。
1911年10月10日晚7点，争执中，程正瀛以枪托击中陶启胜头部，顿时鲜血淋漓。
见此，阮荣发很愤怒：你看看，这些革命党，连子弹都没有，你说你们闹腾个什么劲啊！
就在阮荣发说话间，吕中秋端起枪来，“砰”的一声，阮一个跟头，栽倒在地。
【南湖炮队“第一炮”】
有争议，就热闹。
热闹，有时候也是好事儿。
争来争去，把眼球都争到了工程第八营：程正瀛、熊秉坤、吕中秋，无论谁打响“第一枪”，“辛亥革命第一枪”都在八营名下。
但是，也不能因为热闹，就目不转睛。
当下，就地点而言，至少有工程营“第一枪”，炮兵营“第一枪”两种说法。
炮兵营，说的是“炮八标”；因为驻扎在武昌城外的南湖，也称“南湖炮队”。
炮兵营缘何打响“第一枪”，而不是“第一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按照预先谋划，武昌首义，也是要以炮为号的。
只是，徐万年在武昌城内联络起义，不在武昌城外的南湖。
是故，有了鸣枪为号。
当然，徐万年打响“第一枪”的地点，不在炮兵营，而是在武昌城内：“次日（1911年10月10日）入城，往各机关□□准备，又虑时间不一，复往右旗密告以起事钟点，午后三时至七时。始布置完毕，约以鸣枪为号。是夜三鼓，君于右旗门首鸣手枪者再。工程营及右旗应声而出，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开通湘门迎炮队进城。”
通湘门，是190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粤汉铁路通车，在宾阳、中和二门之间开辟的一个新门。
中和门，即起义门，是1927年武昌拆城时保留下来的唯一一个城门。城楼早毁，只遗门洞。1981年重建，起义门内外街道，也分别名以首义路、起义街，纪念武昌首义。
而今，谈到炮队进城之门，就是中和门。通湘门早已不存，炮队由此入城，谁能记得？
再说，作为领袖，孙中山就组织领导角度而言指定“熊一枪”，似乎也没有什么错。
因为，熊秉坤是八营革命党总代表。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枪的意义，在被不断“放大”着：宣告了武昌首义，宣告了大清覆灭，宣告了中国数千年专制皇权崩溃，宣告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
也因此，在这么重要的一枪上，有点儿争议，也就显得稀松平常。
其实回归历史本身，它就是历史前进的某个阶段，由某个人率先打了一枪而已。
只是，工程营打响的这一枪，确实有点儿纷乱而已。
看上去，总觉得有那么点儿无组织无纪律。
这也让后人觉得，武昌首义，不过是偶然的那么一点儿事儿。
倘若就组织领导角度而言，“辛亥革命第一枪”能划在熊秉坤名下，那么“辛亥革命第一炮”倒也应该划在徐万年名下。
回顾清军新军编制，每镇兵员为12500~12600人。每镇下辖步队2协（每协约4038人）、马队1标（约1117人）、炮队1标（约1836人）、工程队1营（约667人）、辎重队1营（约764人）、军乐队1队（约51人）。步队每协2标，步、马、炮每标3营，步、马、工、辎每营4队，炮每营3队，步、炮、工、辎每队3排，每排3棚，马队2排，每排2棚；各种队伍每棚目兵均为14名。当时所谓镇、协、标、营、队，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师、旅、团、营、连。
徐万年是炮八标革命党总代表。
但是，徐万年对“第一炮”，没有以任何只言片语去“染指”，他只是说自己“首鸣手枪者再”。
“揭竿汉上为先著，立马蛇山第一功。”——武昌首义，南湖炮队左右了战局，居功至伟。
当时，蔡汉卿在中和门上向湖广总督衙门打响了第一炮，人称“蔡一炮”。
而今，“蔡一炮”远不如他的孙女名号响亮。
她，就是台湾著名歌星蔡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