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进士”的革命之路系列（上）
□ 首席记者 盛夏
PREFACE
引子
“进士第”出了个“天才少年”
洛阳偃师自古文化昌盛，近现代有两个地方誉满河洛，名为“南官庄北申阳”。“北申阳”是北邙之上的申阳村，因刘氏发达闻名；“南官庄”为县南青罗山下的缑氏镇官庄村，因杨家兴旺而显著。偃师市文史专家刘志清评价：“两个村子的后生们脾气性情相近：爱读书，爱新鲜事物，任侠仗义敢抗争，都是些干革命的料！”
在缑氏镇官庄村，杨氏家族是第一大户，耕读相传，兼经营商业，村中曾有杨氏家族的多座古宅，现已不存。
清朝中后期，杨家进入繁盛期。杨氏家族中出现一人，名叫杨作栋（1798~1886），他是杨源懋的曾祖父，喜读经书，重义轻财。
杨作栋与妻子孙氏育有四个儿子，长子杨高科，次子杨致和，三子杨四箴，四子杨五常。
杨高科有两个儿子——杨鸣春和杨鸣岗。同治十年，杨鸣春在辛未科会试中，凭借武艺和韬略文章，名列第五十五名，成为赫赫有名的武进士，“进士第”匾额挂在了杨家门头上。
杨鸣春后来官至江南江淮卫守备，被赐武德骑尉。这个职务，是漕运总督手下统帅长江以北的漕运卫军、领运漕粮的长官。
杨作栋的三儿子杨四箴，是杨源懋的祖父。他在同治五年，取得功名，成为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理论上取得了做官的资格。
“杨四箴，字惺庵，性端懿，寡言笑，办事处理问题讲究章法，条理清晰。他为人十分朴实，朋友邻居困难危急，无不竭力帮扶，看到谁做出不端的事，则严词规劝，从不怕招致怨恨。”（《偃师文史资料》记载）
杨四箴在家中开私塾，自任教师，义务授课，长达数十年。
杨四箴还关心社会问题，广施恩德。咸同之交，乱军匪徒蜂起，他组织村中筑寨，自卫防御。光绪初年，偃师遭遇大旱灾，杨四箴带头捐粮捐款，设置社仓赈济百姓。
杨四箴有子杨鸣琴，为附贡，他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即是杨源懋。因为大哥杨鸣谦无子，杨鸣琴就把杨源懋过继给了他。
杨源懋曾祖、祖、父三代都是知识分子，书香氤氲，为他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环境。
杨源懋是个天才少年，过目成诵。5岁祖父为他开蒙，9岁由父亲授《仪礼》、《左传》，10岁已具备自学能力。他自己选书，一日可读《四书》一卷，昼夜可阅《纲鉴》一部。母亲心疼他，说：“这孩子，读书咋就像拼命！”时不时从他手中夺去书本，责令他休息。
杨源懋12岁开始读《明史》，当看到王守仁（王阳明）平宁王宸濠叛乱这件事时，忽有心得。马上正襟危坐，把自己思考的加强边防、应付外寇的方略写了出来，准备上书朝廷，这叫年少献策！洛阳历史上，12岁少年拟上书朝廷，他是第一个。
对此，众人“皆奇之”。家人认为朝廷不会搭理一个小孩的想法，劝止了他。
在《杨勉斋先生年谱》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杨源懋13岁时，有一天出门拜师，“骑驴背上，行且读，至得意处，欢呼不自持，驴踬堕地上，笑，振衣起，骑读如故”。
这一时期的他，“每日诵读，暇时恒端坐，不与人嬉戏，虽盛暑不解衣。人诽笑不为所动。则曰：‘学圣人当如斯。’”
如斯天分加之勤学，他的科举之路，一路绿灯。十六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高中甲申科最年轻进士，至今官庄村杨家宗祠门联还有“一门两进士”字样。
据《年谱》记载，他中举人，房师为蒋世芳，“蒋阅文，疑君为老名宿，及揭晓后，知君未弱冠，更疑是文非君所出”。
按当时规矩，新生必拜主考官。蒋世芳在杨勉斋拜时，出了不少难题让他解读。留谈良久，蒋世芳才不再怀疑。因为这个少年不但文笔老辣，且思维快捷，口才极佳。
新进士“睁开眼睛看世界”
1904年，18岁的杨勉斋中了进士，这是大喜事，杨勉斋却表示：“不开贺，不送报单”。这是为什么呢？
考完试后，杨勉斋滞留京城，主要是为了拜见主考官，让主考官向朝廷推荐自己。这种“拜见”，往往要拖延数十天。他因此在京津两地旅居长达半年。饱读四书五经的他，从新书刊中了解了世界，眼界大开。严酷的现实，令其思想发生重大转折。
在北京期间，他看到时局危殆，政府黑暗腐败。在天津考察时，他发现洋人横行，同胞受气，国家积弱积贫民族落后挨打。
他给父亲写信道：“中国时局日濒危亡，近来法人之于云南，日人之于东三省，汲汲经营，攫取恐后。日法协约皆外假保护之名，而阴含分割之意。默念前途，何堪设想？乃以此区区者矜为莫大荣幸？不几于燕巢焚幕而以为安乎！”——国家都快亡了！若把这小小的进士及第当成巨大荣耀，不等于燕子面对巢穴被焚，还以为可以安居吗？
这种情况下，“若再开贺，亦足贻识者笑”。这种见识，超拔当时。
这个18岁的进士，看其遗像，宽颊丰颐，剑眉怒目，仪表堪称堂堂。中进士游历京津，他好像突然长大成人，突然“睁开眼睛看世界”，这之后，他写的书信、考卷、碑文、史论等，字里行间，皆是愤怒郁勃之气，处处肝火中烧之语。
家书最见真性情，他写给父亲的十四封“上父秉”中，我看到了他对时局的抨击:“黑暗不可名状，中国事业真无望此苟图衣食之官吏整顿之也。”我看到他对国事的担忧：“亡国人之形状，无一不备。”我看到他的悲愤交集：“肝火中烧，愤郁特甚。”“每念及之且愤且泣。”“数月以来终日郁郁如病……掩卷痛哭而已。”我也看到他的自我期许：“惟求学以铸此身，冀稍有裨于救国事业耳。”
他写信给朋友，对时局痛心疾首：“我国若再不自奋强，数年之后，将是紫髯碧眼儿曹之天下，而我们这些黄帝子孙，将沦为阶下囚矣！”
一个少年得意的才子，一个生活顺遂的社会精英，成了“愤青”。原因何在？
无他，忧国忧民，意欲救国救民！
二十出头的“愤青”，生活还会给他最后一击，让他更深刻地看透清政府的无望。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天，杨勉斋被任命为法部主事，这个位置很重要。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制时，改刑部为法部，专设典狱司，设郎中3人，员外、主事各4人，分管各省监狱、警察、习艺所的事务。
杨勉斋初入仕途，进入全国最高司法机关，这本是遂其心愿，因为他对法学很有兴趣，他早在滞留京津期间，就订阅新书刊细心研读宪法、行政、警宪几门课程，比较“欧美各国宪政之优劣”，他还曾想报考天津法政学堂。他在给朋友信中提出“不树立自治规模，培养宪政萌芽，救国图存必难有济”的主张，认为“民主制度为宪政之基础”，把民主宪政作为奋斗目标，在当时尚停留在“驱逐鞑虏”口号的精英中鹤立鸡群。
带着浓厚的兴趣，以及建功立业的期许，他进入法部。
任职数月后，杨勉斋亲身体味到官场的昏暗——京官们吃酒唱戏，阿谀上司，昏聩无能。他身居其中，“如夜行墟墓中，任群鬼啾啾，扰予灵台”。他决计辞官。
一个自幼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途上大踏步前行的天才少年，突然发现，这条路是歧路是断头路，走不通了。时局国势危如累卵，令他忧心如焚。怎么办？怎样做才能真正“有裨于救国事业”？
一个最传统的读书人，发现道路不对，马上挑战传统，改道前行。他的智慧与勇敢，令人惊叹。
由“愤青”到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华丽转身”就能实现的，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愤青”，发现传统仕途走不通后，开始走社会精英改造社会的道路。
这条路，他能否走通呢？
